“共有系统”理论下中国翻译史重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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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共有系统”理论下中国翻译史重构研究　　一　　安东尼皮姆提出，翻译史研究的重要目的是寻找翻译史中所体现的共有系统（regimes）。在共有系统中，有些规范是对双方都有益的，合作可以在高度不平等的团体之间产生，主权国家在没有霸权强加之下也可以进行合理的合作，进而设想出一个没有霸权的世界秩序。　　中华文化圈内，各种文化之间的翻译，完全可以放在共有系统论下进行考察。中华文化圈源远流长、由弱渐强，至公元8世纪基本成熟，此后一直形成一种相当稳定的文化格局；主要是因地理和历史等方面的原因，以高势的汉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东进朝鲜、日本，南传越南等地，形成一个在地理上以中国的中原本土

2、为中心，波及周边少数民族居住区、东亚、东南亚，在文化上以汉字、儒释道思想、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律令体制以及中国古代科技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区域。这里的汉字、儒释道思想、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律令体制以及古代科技，即是一种对各个文化、各个民族都有益的共有系统。　　二　　中华帝国不仅是由汉族建立和统治的，也包括少数民族建立的帝国。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作为国家的统治民族，他们都将中国的各个民族看作是一个整体，把包括自己民族在内的各族人民看成自己的臣民。这种根深蒂固的中华整体观念一直起着黏合剂的作用，将各个民族凝聚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正如阮纪正指出的，中华民族的这种凝聚力，并不是

3、简单的经济利益聚合力，更不是表层的意识形态信念力，甚至也不是单纯的种族血缘认同力。它的核心是长期历史积淀下来的对本民族文化的价值认同。所谓华夷之辨的区分标准，只是文化的分途而不是种族的分野。所谓中国有恶则退为夷狄，夷狄有善则进为中国，中国与夷狄可以互易，不是不可改变的。这里所谓善与恶，则是以礼义教化作为标准。所以，中国这种以礼义为标志的文化传统并不受政权更替的影响，也未因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中断。　　只要礼乐不堕，何族之君入承大统无关紧要。这说明了它是一种超越于种族血统关系之上的稳定的文化传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同化力。华夷之辨并不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区别与排斥，不是彼

4、此敌视和相互消灭，而是文明的传播与学习。它们之间最重要的是互动关系，中心与边缘、文明与野蛮的关系是互相转化的。华夷之辨这种以礼义为标志的文化传统也可称为共有系统。　　在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中，汉族虽未掌握国家政权，不属于汉族中心主义，但其文化却仍不同程度地起着支配作用，决定着历史的发展。以致于辽夏金元清各王朝大都自称中华，甚至以中华正统自居。因为，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意识到了汉文化的优越功能，遂通过翻译汉文中心典籍，输入汉文化。经常被选入翻译之列的典籍包括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和史学着作。　　从国内各少数民族对汉文典籍的翻译简史，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一、各个民族和文化都

5、共享汉文化，也即是把汉文化当作共有系统，这是汉文化典籍得到翻译的前提。二、积极主动学习、翻译汉文化典籍，服务于自身文化、政治、社会的发展，这是汉文化典籍得到翻译的动力。三、在学习、翻译过程中，与汉文化和平相处，实现文化融合，这为汉文化典籍翻译从非协商性的合理合作进入到体制化的协商性的合作提供了更适宜的氛围。汉族在处理与其他民族的相互关系时，大多数情况下采取和平交往、宽容吸纳、积极学习的态度。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性既包括各文化的融汇而化合，也包括不同文化在自愿相互模仿和学习的自我发展中对多样性的承认。周边民族的汉化并不是汉民族对周边民族既有文化强力扼杀、灭绝土着文字、强行

6、推行汉文化等措施的产物，而是所在地人民的自觉选择。上述几种情况中，后殖民翻译标榜的单向征服和抵抗并不明显，均非后殖民翻译理论所能涵盖。　　三　　历史上的中外宗藩关系是产生于中华文化圈的特殊的国际关系。陈双燕指出，它的形成，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历史背景，儒家文化从中原这一文化内核区源源不断地向外辐射，促成了周边小国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形成，这为中外宗藩关系的形成奠定了心理基础；汉文化中的华夷之辩及其所体现的文化中心主义，导致了以华夏为世界中心的国际秩序观的形成，这是中外宗藩关系的理论基础。这种以文化为纽带，以利益为根本的宗藩关系，正是一种共有系统。朝鲜半岛使用汉字

7、约有一千七八百年之久，起初用汉字文言，8世纪时，用汉字的音写朝鲜语。　　15世纪中叶，以汉字的基本笔画为基础，制定了包括母音和子音在内的28个字母的训民正音（又称谚文）。但谚文的意思是非正式的文字，汉字仍是朝鲜的官方语言，直到清代结束。《论语》、《大学》、《周易》、《尚书》、《礼记》、《诗经》、《春秋》、《左传》、《文选》等是朝鲜学生最基本的教材。儒学是一种官学，是朝鲜规范政治思想格局的重要的思想武器。总之，以儒学为主体的汉文化诸如汉语汉字、儒教理学、文学史学、风俗习惯、古代科技等在朝鲜广为传播。　　越南文字经历了汉字、字喃和拼音文字3个阶段。公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