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职语文教材文言文疑难点之辨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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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语文教材文言文疑难点之辨析一、各学派观点之详解（一）春末郊游说这是关于曾皙理想解释中最为主流的观点，也被绝大多数学者所认可。魏晋时期的学者何晏在《论语集解》中引东汉包咸的说法，对曾皙的理想表述作了系统解读，认为“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者，衣单袷之时也。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水之上，风凉于舞等之下，歌咏先王之道，归夫子之门也”。著名学者皇侃在《论语义疏》中也认同这一观点：“暮春者既暖，故与诸朋友相随，往沂水而浴也。”这种解读从文字表面的意思出发，描绘出一幅其乐融融、老少同欢的春游场景。这种理想更接近于道家的隐逸遁世，归隐田园，甚至有些吟风弄月的味道，并不符合儒家积极入世、为国为政的价值判断，却被多数主流学者所推崇。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以皇侃为代表：“吾与点也，言我志与点同也。所以与同者，当时道消世乱，驰竞者众，故诸弟子皆以仕进为心，唯点独识时变，故与之也。”（《论语义疏》）皇侃认为，诸弟子侍坐孔子之时，正值乱世，儒家济世安民的理想没有可以实现的社会基础。子路、冉有、公西华没有结合当下的社会形势来建构自己的政治理想，属于不切实际的空发议论。曾皙率情率性、回归自然、急流勇退的价值追求正好迎合了孔子于乱世中保持逍遥独立的心态，故而得到夫子的高度认可。（二）上巳修禊说 这一观点最早出现于宋代，最具代表性的是朱熹的《论语集注》。朱熹认为：“浴，盥濯也，今上已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鲁城南，地志以为有温泉焉，理或然也。风，乘凉也。”按照古代风俗，修禊之事都在每月的“除”日举行，并不是确定的日子。早在《后汉书·礼仪志》中就有明确记载：“是月（三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为大洁。”三月的上巳节正好暗合暮春之时，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各种疾病也逐渐滋生。因此，无论老幼，不分贵贱，成群结队、盛装出行，多在水边举行，祈请女巫主持法事，以杨柳枝蘸水的仪式清洗或者直接在水中洗浴，有涤旧荡新之意。朱熹认为，曾皙的理想所描述的正好是春秋时期上巳节的情景。但是作为理学大师，朱熹的解释又上升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层面，似乎有点牵强：“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这种解释虽然流行一时，但是理学理论的阐释与上古儒家的审美取向已经大相径庭。（三）雩祭求雨说 东汉哲学家王充率先提出雩祭求雨之说，对早期关于《论语》的诸多解释加以否定，并且形成属于自己的一套理论。王充通过史学考证，认为春秋时期的鲁国曾在沂水之上设置祭坛，有舞雩台，专门用来祭祀求雨。他认为“暮春”乃是春夏之交，即将临近四月；“春服”乃是祭祀礼仪所用之服装，专门供给祭祀之人所用，春夏之交，第一轮养蚕缫丝工作已经完成，宫廷可以提供给雩祭求雨者相应的服装道具，基本条件具备，所以叫“既成”；“冠者”“童子”是专门负责祭祀礼仪的人，“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加起来正好是十二人或者十三人，代表一年十二个月，如逢闰年，便是十三个月，每个雩祭求雨对应当年一个月，十二三人对应一年各个月份的“治水龙王”。《春秋公羊传注疏》中也有翔实的注解：“‘暮春者，春服既成，明鲁人正雩，故其数少，复不言男女。”确定的雩祭人员、固定的人数搭配都暗示这是神圣而庄严的祭祀活动，由此也可以否定春末郊游之说不成立；“浴乎沂”，并非春游洗澡，而是“冠者”“童子”身穿祭服，互相连缀，排成一列在水中往来穿梭，蜿蜒前行，形似龙从水中腾跃。根据周礼的记载，上古先民祭祀求雨，已经有明显的龙图腾特征，且重视天地间的阴阳调和。“风乎舞雩”“风者，歌也”。王充认为“风”乃是动词，与《诗经》中的“国风”类似，有唱歌之意。雩祭求雨者按照周礼的规定，一边身着祭服连缀成龙行蜿蜒穿梭于水中，一边在祭坛舞雩台之上念念有词，唱诵赞歌，求得神灵之感应，期盼水神龙王护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咏而归”“咏，歌而祭也”。他认为“咏”也是祭祀求雨的基本程序。《礼记·乐令》中也可以找到相应的佐证：“是月也，命乐师修鼗鞞鼓，均琴瑟管箫，执干戚戈羽，调竽笙篪簧，饬钟磬柷敔。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可见雩祭求雨之时，念诵唱赞的礼仪极其烦琐隆重，以示先民之虔诚。“归者，馈也，咏歌而祭也。”（四）其他小众之说在以上三家主流学说之外，还有一些小众观点，也不乏独到之见解。第一种是“为师授业”说。较有代表性的是清代学者刘宝楠。他在《论语正义》中提出曾皙理想的表述是“此以童冠为曾点弟子，是鲁论之说”[1]。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曾皙所描述的“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乃是弟子从师游学，回归于大自然中，返璞归真，“浴乎沂，风乎舞雩”，率情率性、无拘无束，得天地之真趣，悟造化之奥妙，受自然之熏陶，回归人性之本真。第二种是“个人修养”说。此说以唐代韩愈、李翱的《论语笔解》为代表。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曾皙的人生理想不同于孔门其他弟子，不热衷于“学而优则仕”的从政路线，不倾向于当下的建功立业、光宗耀祖，更在乎内圣而外王的思想追求。正如当代美学大师宗白华所言，曾皙其人“超然于礼法之表，追寻活泼的、真实的、丰富的人生”，以此来达到自我人格的完善。从“诗无达诂”的角度看，以上两种说法虽然能自圆其说，可圈可点，毕竟只是非主流的观点，不足以成为解读曾皙理想的权威论断。二、各学派观点之点评以上各家学说对于《论语》“侍坐”章中曾皙理想的分析都有独到之处，见仁见智，可为后世解读之参照。但是各家学说也备受争议，存在诸多可质疑之处，且逐条辨析，权作抛砖引玉。（一）春末郊游说辨析后世学者对曾皙以春末郊游为人生最高理想的解读多有质疑。 首先，在时令上不符合经验判断。王充认为孔子生活在东周晚期，当时的鲁国依然沿用周历。周代历法以十二地支的正常顺序为一年十二个月的顺序，即正月建子，就是把现在的十一月当作来年的一月。由此推算，暮春之时恰好是夏历正月。暮春之时，冰雪尚未消融，河水寒冷。尤其是位于山东平原的鲁国，气温尚未完全回升，沂水依然冰冷刺骨，“周三月，夏之正月也。坚冰未解，安有浴之理哉？”“浴乎沂”的说法不能成立。洗浴结束后，在北风呼啸的露天的环境里“風乎舞雩”更没有可能。也有学者以沂水“地志以为有温泉焉”为由，表示反对。但早春二月天气尚寒，在舞雩台上晒太阳、风干身体、衣服之举也不符合实际经验的判断。其次，在逻辑上不符合儒家标准。曾皙以春末郊游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居然能得到孔子的认可与赞赏，与儒家的价值取向大相径庭。孔子毕生追求礼乐治国，以恢复周礼为己任，周游列国几十年，旨在积极从政、影响当局者改变执政方略，已达到教化万民、安邦定国之目的。曾皙在公众场合放言大好时光逍遥自在，游手好闲，不求仕途上进，却能得到孔子首肯，于情于理不通。最后，侍坐结束之时，曾皙与孔子两人还有一大段单独对话，从中也可以发现诸多端倪。曾皙对孔子给他的评价并未真心领会，所以“曾皙后”。他想单独请教，明确夫子的真实意图。假如孔子真的完全倾向于赞同曾皙郊游之说，就不会高度评价冉有“唯求则非邦也与”，也不会高度赞扬公西华“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2]（二）上巳修禊说之辨析此说之解读通俗易懂，也较为流行，但是同样存在诸多疑点。疑点一：早在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就提出异议，认为暮春之时携众外出，涉水而行，虽有上巳节之遗风，但曾皙所描述的细节场景又与上巳节具体内容有明显出入。按照《后汉书·礼仪志》的记载，上巳祓除，“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每逢上巳节日，无论老幼，不分贵贱，不别男女，成群结队、盛装出行，多在水边举行。而曾皙所说的“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显然另有所针对，属于一个志向更为明确的小团队出行，其规模、人员组成等都不太契合上巳节日特征。 疑点二：夫子在侍坐之初，有意味深长的发问：“如或知尔，则何以哉？”这一问是很有针对性的，显然是对诸弟子“居则曰，不吾知也”的即时反馈和有效互动，是主题鲜明的个人理想抱负的具体探讨，并非寻常之问。参照之前的子路、冉有、公西华关于夫子之问的回答可以看出，他们都侧重对个人理想与志向的表述，如果曾皙避而不谈个人理想，轻描淡写地勾勒一幅上巳节风俗画面，显然和众弟子侍坐的主题不相称，有点离题万里，自然也得不到夫子“吾与点也”的首肯。疑点三：最早持此说的朱熹曾以理学之上乘境界赋予曾皙，但晚年又作自我批判：“曾点言志，当时夫子只是见他说几句索性话，令人快意，所以与之。其实细密功夫却多欠阙，便似庄列。”再结合史料关于曾皙的生平介绍，当季武子死后，他人皆作悲痛之状，以示哀婉，唯独曾皙倚其门而歌，其行为癫狂放诞，不合乎儒家礼教。又责罚其子曾参太过，险些毙命。令孔子不得不规劝曾参“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不可陷其父于不义之境地。（三）雩祭求雨说之辨析此说也常有学者提出质疑。疑点一：雩祭求雨只在天旱时举行，曾皙所言不合时令。山东沂水流域位于北纬32度左右，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春夏之交，正是一年降雨量少、气温回升且农业生产启动的关键时期。春耕播种已经全面展开，农作物急需充足的水分以促进生长。所以暮春之时施行雩祭求雨，乃是当时常态化的社会行为，不足为奇。 疑点二：雩祭求雨由专人负责，曾皙所言不合身份。质疑者多援引《周礼·春官·司巫》“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则率巫而舞雩”之说表示否定。可是在整个周代，祭祀属于国家层面的重大事项，也是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雩祭求雨的负责人在当时属于极其重要、极其尊崇的身份。曾皙以做一名朝廷的雩祭者为自己的政治抱负，合情合理，不足为奇。再联系之前三子之言就可以看出，子路要把“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的“千乘之国”治理得井井有条，“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冉有要治理“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的小国，“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公西华更加委婉含蓄，“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除了子路个性直爽率性，一个比一个谦虚低调，但是他们的理想抱负都集中在从政层面。尤其是公西华的“宗庙会同”之理想，其实也包括了宗庙礼乐祭祀的范畴，与曾皙要执行雩祭求雨的政治事务多有趋同，只是曾皙的表达更为场面化、情境化。公西华的理想能得到夫子的高度认可，曾皙的志向描述能得到夫子的高度赞扬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疑点三：有学者认为将“风”解释为举行雩祭时的咏歌或者讽诵与下文的“咏而归”之“咏”重复，文义不通。其实在重大的祭祀活动中，繁文缛节层出不穷。这种祭祀风俗世代沿袭，一直到现代民间依稀可见，完全符合上古先民的雩祭求雨仪轨。王充认为孔子所以“与点也”的原因有三：首先，儒家提倡以人为本，时值春夏之交，农业生产处于最关键的节点，调和阴阳、重视农桑，让农事得以顺利进行、风调雨顺，百姓可以安居乐业。其次，孔子在世时，自西周以来的礼乐祭祀多已废止，曾皙结合当时的形势讽刺当政者不行雩祭之礼，怠政误民，属于即时言志。最后，春秋晚期，天下大乱，礼崩乐坏，政局动荡，民不聊生。曾皙所描绘的乃是周公时代治平祥和、井然有序的社会面貌，正迎合了孔子恢复周礼的政治理想。综上所述，相较而言，在关于曾皙理想表述的各种解读中，雩祭求雨之说最能经得起推敲，在事实上、理论上、经验判断和儒家价值取向上更契合逻辑，最值得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