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战国策派的文化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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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论“战国策派”的文化特质1.　向外：德國，還是德國　　「戰國策派」的理論資源皆來自德國：從作為「戰國策派」的歷史觀和方法論的文化形態史觀，到作為他們的哲學觀和哲學基礎的意志哲學，到他們追慕的「狂飆運動」，無一不然。這是同「戰國策派」對世界先進思潮先進文化的認識分不開的──他們認為歐洲文化中日爾曼文化才是主流，過去介紹西方文化多偏重英、美文化是偏頗的做法，所以他們要「用介紹德國文化來補救這缺點」3。　　「戰國策派」三員主將亦從不諱言他們對德國文化的熱愛。林同濟視「尼采的《薩拉圖斯達》」為自己最愛讀的書4，甚至專文批評了當時一些翻譯中歪曲尼采（F.C

2、.Kirby）的《蔣介石政府與納粹德國》8，陳意新的〈中德關係與中國現代化模式〉9，丁建弘、李霞的〈中德學會和中德文化交流〉10，劉殿君的〈三十年代中德軍事關係及其對中國抗日戰爭的影響〉11等等，季羨林的《留德十年》12、陳西瀅的《西瀅閑話》13也提及當時留德的風氣之盛。　　「戰國策派」的出現正是中德交流的必然結果。「戰國策派」的一個顯著特色，也在於它雖然有許多文章出自美學家或文藝家的手筆，但它並不是一個純粹的美學或文學團體，對德國文化中的審美精神的時代性和現實意義的關注才是最重要的，特別是對德國啟蒙時代的思想革命對中國人的啟發意義，以及尼采所提倡

3、的帶有審美主義色彩的權力意志與酒神精神對中國人的意義，這些文章都予以高度的重視與強調14。如陳銓所言：「談現代德國史，我們必須維持一種客觀的態度。希特勒的侵略必須打倒，必須指斥，但，十八世紀以來，普魯士政治家如何把德國民族化分為合。化弱為強，化無能為光榮，整個過程中，大有可資我們借鑒之處的。」15從中可以看出「戰國策派」之所以熱愛德國文化，相當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能從中學到民族自強之道。2.　向內：臧否五四？繼承五四？　　「戰國策派」因它理論的新奇偏僻和對戰爭雙方性質的淡化引來了巨大的非議，而它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大膽臧否，則加劇了當時的左傾文

4、藝陣營對它的惡評。雖然在實際上，「戰國策派」給了「新文化運動」總體以相當高的評價，但它又一直耿耿於懷「五四新文化運動」沒有像德國的「狂飆運動」那樣形成一種民族意識普遍覺醒的運動，使中國失去了借歐戰後短暫的和平局面來積蓄力量的機會。　　但以「戰國策派」批評最力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來返觀「戰國策派」自身，卻常常意外地在表現僻異的「戰國策派」身上發現主流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內容：政治民族主義的目的、文化決定論的手段、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和反省、功利主義文學觀。這種對比是有趣的，它既有助於我們對「戰國策派」較深層文化特質的認識和把握。而由二者的這種內在聯繫、

5、似與不似，也會使我們更容易理解「戰國策派」，感受到「戰國策派」同人的拳拳愛國之心，體會到40年代知識階層的普遍的文化反省品格。2.1　反思五四？　　「戰國策派」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批評和反思主要體現在林同濟的〈廿年來思想轉變與綜合〉16、陳銓的〈五四運動與狂飆運動〉17〈論壇·二十年前的錯誤〉18和雷海宗發表在《周論》上的〈五四獻言〉19這幾篇文章中，尤以林同濟、陳銓的文章最有代表性。陳銓在小說《狂飆》20中，也借小說人物李鐵崖之口表達過自己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看法。　　林同濟認為「新文化運動」的主旨與母題就是個性的解放，這種解放在當日是絕對必

6、需的，但社會上實際行為的表現卻是，「一方面總嫌是個性不夠伸張，個性不夠活躍，另一方面卻又感到決籬屏藩，流弊已甚。正所謂舊的秩序已經否定，新的秩序無法誕生」。所以五四的作風必須向另一條路線轉換，要由「個性解放的要求一變而為集體生命的保障」。他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裏含有民族集體的意識，「目前民族生存運動的高潮」中也依然保留並且應當保留個性解放的種子，這正是文化及思想潮流的連續性和互動性的表現，但是不同的時期應該有不同的注意點和重心，「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毛病並不在其談個性解放，而在於它「不能把這個解放放在一個適當的比例來談，放在民族生存的前提下來鼓勵提

7、倡21」。　　陳銓則拿德國狂飆運動來觀照「五四新文化運動」，得出後者的影響和成績遠遠不及前者的結論22。他認為，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很簡單，就是五四運動的先知沒有認清時代，以致犯了三個錯誤：把戰國時代誤認做春秋時代、把集體主義時代誤認做個人主義時代、把非理智主義時代誤認做理智主義時代。　　雷海宗認為「對於舊思想舊傳統的重新估價，對於新思想新潮流的熱烈介紹」的「新文化運動」尚未結束，「今日仍需珍視自由探討的精神，虛心學習」，以「完成五四一代留給我們的重大使命」23，已然以繼承者為己任。　　從「戰國策派」的諸多論著來看，「戰國策派」同人出於對世界局勢的大

8、致體認，得出當今世界「角於力」24的結論。他們認為要想立足於強國之列，就要吸取尼采哲學，反思傳統文化，鍛造新的民族性格，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