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形态史观流入中国形成的“战国策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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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创了西方史学研究的新纪元。这一理论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传入中国后，在雷海宗、林同济等人的努力下，完成了西方文化形态史理论的“中国化”，开启中国民族史研究新篇章。　　一、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中国化———“战国策派”的形成　　“文化形态史又称历史形态学（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或文化形态学。它实际上是把文化（或文明）作为一种具有高度自律性的、同时具有生、长、盛、衰等发展阶段的有机体，并试图通过比较各个文化的兴衰过程，揭示其不同的特点，以分析、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１］斯宾格勒所创建的“文化形态史”在汤因比的手中得到了发展，并展现出鲜明的特征。它实际上是达尔文的“物竞天

4、择”、“优胜劣汰”等进化论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正如斯宾格勒所说：“有生就有灭，有青春就有老境，有生活一般地就有生活的形式和给予它的时限。”［２］（Ｐ６６）他根据自己创立的理论体系，将人类发展史中具有代表性的八种文明整合在一起，称其为“历史领域中的哥白尼发现”。他从八种文明中各自离析出“基本象征”，认为它们都是在遵循着独立的生命发展周期，并先后经历前文化、文化和文明以及最终谢幕四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在这过程中，没有哪一种文化可以认定比另一种文化更先进。……给人们显示了一种等价性、共时性与多样性的世界文化发展的图景，在对世界各个具有个性的文化的相互比较中，寻求文化发展的规律。”［１］作为一

5、种全新的历史观和历史学研究范式，西方文化形态史是以西方文化作为话语背景，通过考察西方社会的历史变迁和文明演变进程形成的史学研究范式。它在分析、阐释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尤其是强调人类社会的整体性方面为我们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　　我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视史学的传统。中国人对历史怀有十分特殊的情感。梁启超先生曾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３］（Ｐ１２）但往往囿于官方意识形态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使得我国传统史学呈现单一化、分割化的特点，突出表现为我国传统史学观是汉族中心主义，对周边少数民族缺乏系统、全面认识的史学观。另外，古人撰史的目的或满足于留

6、名、或为了寻求“有资于治道”的现实目的，因而中国史学研究有诸多缺陷。梁启超先生明确指出中国传统史观的缺陷在于：“一方面范围太滥，卷帙浩繁，使一般学习望洋而叹；一方面又因范围太狭，事实阙略，不能予吾侪以圆满的印象。是故今日而欲得一理想的中国史，以供现代中国人之资鉴者，非经新史家一番努力焉不可得也。”［３］（Ｐ５）因此，当我国史学界不再满足于传统史学的理论架构时，就尝试着从西方史学研究中汲取营养，作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参照。西方文化形态史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中国学者视野的。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详尽阐述了文明社会出现以来人类历史经验的性质和范式，对于我们从全新的视角去审视过往的历史

7、、以及如何去理解历史对于今人的意义，颇具启示价值。但这一理论被中国学术界接受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它曾经因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而被视为伪科学。西方文化形态史观最早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步传入中国，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由李思纯、张荫麟全面译介到国内，先后发表在吴宓先生主编的《学衡》杂志上，不仅呼应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文化史的热潮，也含蓄地提醒中国学人正视历史，尤其是要从传统文化的“迷梦”中醒来。抗战时期雷海宗、陈铨等人对“文化形态史”进一步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