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之际儒学中衰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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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汉魏之际儒学中衰的再思考河北大学历史学院2011级专门史研究生罗文20111002一儒学的发展和在汉代的确立与维护儒学是中国古代帝制社会的主流思想。要想讨论魏晋时期儒学衰落，首先要弄清汉代儒学的正统地位建立原因和维护方式。进而研究魏晋时期这些原有条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得到结论。儒学是春秋时代的孔子所创立的思想派别。以“礼”“仁”作为其思想核心内容。所谓“克己复礼谓之仁”。就是克制自己的私欲而使之符合“礼”的要求，“礼”即为君臣、父子、长幼、贵贱之间的秩序，符合了这种秩序则可以处理好人与人之间

2、应有的关系自《四库全书》所收《论语全解》颜渊第十二：“勝已之私謂之克。禮，性所有也。克己而趋焉謂之復。盖不逺之復令于修身。故復禮本於克己，克己則能仁，復禮則能克。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則不在久矣。為仁由已則不在外矣，為仁由已故不可以不克己。。从儒学的宗旨上来说就包含着一种维护原有“秩序”的本意。这也是统治阶层能够接受儒学作为统治思想的原因之一。但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儒学虽被历代弟子所发展和深化，却始终没有真正被统治者所利用。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同样属于“入世”之学，但其“治国”的教化作用更为突

3、出，而法家则更侧重于“立法强兵”而“平天下”。儒学真正被统治者完全接受是在汉武帝时期，其维护“秩序”的思想被董仲舒所进一步发挥。董仲舒对儒学的巨大贡献在于把儒学“秩序”的本意与社会思想“天”的概念相结合，使这种“秩序”成为“天意”这种“天意”是一种“超自然力”、“神格化”的概念，以为操纵世间万物的终极力量。，并且将“仁政”“大一统”思想植于其中。将自然万物、社会发展的规律均附会于天，即：“天德施，地德化，人德义，天气上，地气下，人气在其間。春生夏长百物以興，秋殺冬收百物以藏。故莫精于气，莫富于地

4、，莫神于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乎天也。”摘自《四库全书》所收董仲舒《春秋繁露》人副天数第五十六。既然世间万物都来自于天，受天的控制，进而提出人们的活动要顺天而听于君，君主的统治也来自于天而应顺应天道而行。武帝对董仲舒的观点十分赏识。建元元年(前140)，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建议：凡是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各家学说，都要从博士官学中排除出去。元光元年(前134)，武帝将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是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第六“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

5、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此后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学成为汉代的正统思想。独尊儒术的目的董仲舒说的很明确，就是要“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二十六“《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

6、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也就是说要通过儒学在政权内部建立一种规范的“统治秩序”，其重要条件是“思想秩序”。儒学地位的巩固既需要政权的承认和确立，同时也需要一系列措施进行巩固。这种巩固的重要途径就是推行察举制和建立太学。通过教育、考试、做官之间紧密的衔接关系来维护儒学。太学的建立就是强化儒学地位的重要手段。按照董仲舒建议设立太学的说法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二十六：“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

7、，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就是要教化人民，使其服从于国家的正统教化，以“仁”“礼”4作为其教化核心内容，把其他言论扫除出去，并世代沿袭，这样就可以长久的维护统治。在这个过程中，儒学的统治地位也被巩固了。察举制本身也起到了巩固儒学地位的作用。元光元年，武帝下令“岁举孝廉各一人”，并且规定了察举的主要标准为杜佑《通典》卷十三选举：“限以四科一曰徳行髙洁志节清

8、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決斷”德行高节、学通修经、明习法令、刚毅多略。其中修经主要是指对儒学经典的精通。后来的察举科目中，贤良文学占据重要地位，罢黜百家后“学”的主要范围就是儒学经典。到了东汉前期的察举制度则更加偏重于儒生。通过入仕选拔的侧重来强化儒学的正统地位。综上可知，儒学对于“秩序”的重视时期获得了统治者的关注和利用。董仲舒的新儒学将儒学与“天”的原始信仰相结合，论证了君主统治的合理性，被汉代统治者尊为正统思想。它的存在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