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医人”与“医国”-孙中山转变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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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论“医人”与“医国”:孙中山转变了中国“医人”与“医国”:孙中山转变了中国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医人”与“医国”:孙中山转变了中国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香港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一生难忘——孙中山在香港的求学与革命，李金强著，香港孙中山纪念馆，2008　　□对于孙中山来说，究竟是由“医人”转而“医国”，还是在“医人”之时便筹划“医国”，似乎存在着进一步讨论的空间，然而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这不仅构成孙中山先生的精彩人生，而且都与香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往往是传统中国士人的价值观念和人生抉择。因此，在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一些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典型。久而久之，这似乎演变成一种定律。时光荏苒，到了近代，这种文化传统依然持续发挥效力。如太平天国运动领袖洪秀全的三弟洪全福在轰轰烈烈的运动过后，逃往香港，也曾悬壶行医。当然，这多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迫不得已之举。 　　可是近代积贫积弱的局势，也迫使众多有识之士做出自主的抉择，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医人”，转向了“医国”。鲁迅等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不仅要治疗人的身体疾患，而且希望诊治国民精神，更想清除国家积弊，改造灾难深重的国家和民族。对于孙中山来说，究竟是由“医人”转而“医国”，还是在“医人”之时便筹划“医国”，似乎存在着进一步讨论的空间，然而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这不仅构成孙中山先生的精彩人生，而且都与香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辛亥革命史专家李金强所著《一生难忘——孙中山在香港的求学与革命》（下文若引用此书，仅标页码）一书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呈现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活动，揭示其“医人”与“医国”的人生抉择，如何转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　　　　香港、澳门、广州：他从这里起航　　　　香港，为什么会成为孙中山“医人”与“医国” 的首选之地？这与近代中国特殊的人文、宗教、地理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孙中山于1866年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这里距广州不远，与香港遥遥相对，离澳门仅30多公里，更与美国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众所周知，孙中山幼年到美国，投靠在檀香山谋生的兄长孙眉门下。1883年从檀香山归来之后，孙中山通过夏威夷圣公会主教的介绍信进入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在香港开办的拔萃书室(DiocesanHome，HongKong)读书，成为一名学生。不久，他接受了基督教信仰，1884年底受洗，施洗者为美部会传教士喜嘉理牧师。在教友登记簿上，他签名为“孙日新”，取《大学》中“苟日新，新，又日新”之意。对于孙中山的基督徒身份，李教授没有刻意回避，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孙亦因此一基督徒的身份，如后取得沿海及海外华人的教会人士对其革命运动的支持。”(P52)其实，孙中山自己也承认，正是教会人士的支持和帮助，才使他初步接触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1884年4月，他转入香港中央书院（TheCentralSchool)求学。1886年毕业后，孙中山本打算学习军事，但由于福州船政学堂在中法战争中遭到毁坏等理由，未能如愿。而中法战争中救护人员的奇缺，使他立志学医。在孙中山看来，“医亦救人之术也”。据李教授披露，孙中山于1886年秋进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科学校学医，并认识翻译医书的“医人”与“医国”:孙中山转变了中国由.zgledicineforChinese，Hong Kong)创办。喜嘉理牧师等人介绍孙中山前往香港西医书院求学。在学期间，孙中山结识了主理道济会堂的王煜初牧师。两人时相过从，研讨耶稣与革命思想，相处有若同志。(王宠惠：《追怀国父事略》，《困学斋文存》)以前，大陆学者对海外资料和研究成果接触较少，立论基础都是大陆常见的似乎是孙中山自我言说的某些记载。(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P3)结合李教授的研究发现和存留海外的史料，才能够比较清楚地掌握相关的历史细节，对于孙中山的求学乃至革命思想的形成获得更全面的认识。　　1892年7月，孙中山有幸成为香港西医书院的首批学生。李教授依据该院评议会纪录档案，编制了1887年10月至1888年7月底的课程表，细致地展现了孙中山第一年的课堂学习情况。众所周知，经过刻苦学习，孙中山取得优异的成绩。他在12门功课中，10门成绩优良，获得“H”(Honours），2门合格，得到“P”(Pass），在医学、产科、卫生与公共健康学等课程的考试中名列第一。(刘蜀永：《香港与辛亥革命运动》，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P442)正因为如此，在教务长康德黎为他颁发的医学学士证书上写明：“肄业五年，医学各门，历经考验，于内外妇婴诸科，俱皆通晓，确堪行世。”日后，孙中山伦敦蒙难，康德黎伸出援手，不能说与“医人”与“医国”:孙中山转变了中国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医人”与“医国”:孙中山转变了中国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香港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 此无关。　　系统的学习和诊治病患的实践，为孙中山医人奠定了基础。可是孙中山毕业后，在香港找不到工作，遂到澳门，“以医为业”。(孙中山：《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P49)9月，他开始在澳门镜湖医院担任义务西医师，成为澳门第一位中国籍西医师。同年12月，孙中山与镜湖医院订立贷款合同，以揭本生息的方式，在草堆街80号自办中西药局。这是中国人在澳门办的第一所私人药局。后来，孙中山行医的议事亭前地14号，被澳门人亲切地称为“孙医馆”。　　以前，笔者为孙中山在澳门书写的“医人”历史发出过由衷的赞叹，也注意到澳门出版发行的《镜海丛报》上对孙中山的高明医术给予的充分肯定。（侯杰：《从“医人”到“医国”——孙中山在东亚的活动探析》,《孙中山研究》第一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P7）殊不知，这里面还隐含着大量的历史奥秘。在为医者孙中山提供资助、帮忙做广告的人士当中，就有他在香港未毕业之前诊治好的病患何穗田、曹子基等人。《镜海丛报》的主人更是介绍孙中山进入镜湖医院任职的葡萄牙籍好朋友飞南第。正是由于有这些人的鼎力帮忙，孙中山才得以进入“医人”的岗位，从而誉满濠江。 　　凭借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为病患赠医送药的义诊等举动，孙中山成为澳门的良医。正当孙氏医疗事业蒸蒸日上之际，又为什么会突然离开澳门呢？据孙中山自己的分析，他在澳门的行医活动遭到了澳门当局的阻碍。他们先是搬出葡萄牙规定凡在该国境内（包括位于东亚的澳门）行医者，必须持有该国发给文凭；后又禁阻孙中山不得为葡人治病，继则饬令药房见有他国医生所定药方，不得为之配合。其实孙中山在澳门既遭到葡萄牙西医的嫉妒，又受到镜湖医院中医的排斥，因此难以立足。孙中山虽极力抗争，也毫无效果，还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既然在澳门医人不成，孙中山只好悬壶广州。1894年，孙中山先是在广州西关设立东西药局，后又在城内圣教书楼开办医务所，不久，复在香山县城设置药局的支店。不论在何处，他都努力扮演好良医的角色，以致前来求诊的病患络绎不绝。由此可见，广州乃至近代中国社会都缺乏孙中山这样肯为病人解除各种病痛的良医。如果假以时日，他一定能够成为一代名医。然而，孙中山毕竟是一位“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书为入世之媒”（林家有：《孙中山近代化思想的产生、形成及其理论架构》，林家有：《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P140-141）的医国者。　　实事求是地说，在学习和实施“医人” 之术的时候，孙中山就产生了为国家、民族清除痼疾的理想，并不断考虑如何“医国”等理由。对此，李教授也进行了阐发，并提出香港是孙中山革命思想发源地的观点。至于一些具体历史细节，并没有展开，而这恰恰是大陆读者想进一步了解的。笔者以为，香山与香港两地之间的巨大差异，燃起孙中山的医国热情。孙中山尝言：“我之此等思想发源地即为香港，至于如何得之，则我于三十年前在香港读书，暇时则闲步市街，见其秩序整齐，建筑阂美，工作进步不断，脑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我每年回故里香山二次，两地相较，情形迥异，香港整齐而安稳，香山反是。我在里中时竟须自作以自卫，时时留意防身之器完好否，我恒默念：香山、香港相距仅五十英里，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间在一荒岛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乃无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在香港大学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7卷，P115-116)经过反复深思和比较，他认定：“香港政府官员皆洁己奉公，纳贿之事绝无仅有，此与中国情形正相反。盖中国官员以纳贿为常事，而洁己奉公为变例也。”（同上P116）尽管孙中山对港英政府及其官员的分析和判断，不一定完全准确，却为其立志医国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加上这样的诠释，大陆的读者才更容易了解李教授所提出的“ 孙氏目睹原属边陲之（省、港、澳）三地，尤其是香港，经历西方文化洗礼后，人杰地灵，社会益见进步与优越。中外之高下，一目了然，遂起而倡导改良”(P65)的含义。诚如李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孙中山的故乡香山，与省即广州及港、澳相邻接；三地社会备受外来冲击，而其医人、医国的精彩人生借此“地缘架构有以致之”。(P65)独特的地理环境，也造成了孙中山与众不同的知识结构和文化心理。早在香港求学时，孙中山已不满足于仅仅掌握医学知识，而是关注各种利国利民的实用之学，以天人为己任，并对国家、民族事务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1890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自己“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矣，远至欧洲时局之变迁，上至历朝制度之沿革，大则两间之天道人事，小则泰西之格致语言，多有旁及。”(孙中山：《致郑藻如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P1)至于中西学术，他“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Dar)；而格致政事，亦常流览。至于教则崇耶稣“医人”与“医国”:孙中山转变了中国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医人”与“医国”:孙中山转变了中国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香港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焉。”(孙中山：《复翟理斯函》，中华书局，1981，P48)　　　　从改良到革命：他的历史跨越 　　　　对于孙中山由改革而革命的思想走向，李教授进行了十分恰当的阐释。为此，提供了大量史料，强化自己的观点。孙中山在香港与同学们谈论最多的是反满，尝谓：“医生救人只几命，反满救人无量数，吾欲反满，吾此生舍反满莫属矣！”(P21)在离开香港赴澳门行医时，他在船上对陈少白讲到“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准备怎样造反”。此后，他越发热衷于政治活动，投入大量精力和财力，“行医日只一两时，而从事革命者实七八时”（张磊：《澳门：孙中山的外向门户和活动舞台》，林家有、李明主编：《孙中山与世界》，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P239）医人的丰盈收入被他当成医国的活动经费。孙中山在澳门行医一年的收入就有“一万元之多”，然而他扩充药房，常请陈少白设法维持。根据陈少白的自述：“孙中山有一天突然失踪，原来是返回故乡翠亨村撰写《上李鸿章书》，接着至上海，计划到天津上书李鸿章。由此可见，孙中山对国家前途的关怀更甚于私人行医业务的经营。”(P25)在李教授的笔下，这位变换人生跑道，不惜放弃令人羡慕的医人职业，欲以医国为职责者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为了阐明孙中山改革思想的，李教授对王韬、何启、胡礼垣等香港华人的变法思想进行了深刻剖析，可惜的是对于孙中山在与郑藻如、郑观应等人的广泛交往中所表现出的“医国”热情着墨不多，而这也是孙中山精彩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许，这些交往多发生在澳门，李教授为突出香港的主题有意避开。令人感到欣喜的是，李教授揭示出另外一些历史线索。当孙中山至上海时，郑观应特意为其撰写致盛宣怀的介绍信，并帮他结识香江名士王韬。这位王韬不但给《上李鸿章书》润色，并且修函李鸿章幕僚罗丰禄等人，“为之推介”。(P92)令孙中山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所提出的一系列经过反复深思和多人修改的医国良方，并没有送到当权者的手中。这使他所有希望成了泡影，“志向益发坚决，在檀香山就积极筹备兴中会，找人入会，一定要反抗满洲政府”(P25-26)。基于“与其希求官僚之振作，不如运动草莽之奋起”的认识，他计划于广州起事，毅然走上革命的道路。　　那么，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出自何时又来自何地呢？1923年2月，他在香港发表的英语演讲中曾明确提出：“革命思想，系从香港得来。”（香港《华字日报》1923年2月21日，陈锡祺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P1584-1585）然而，据李教授披露，“孙中山革命思想始于檀香山。” (P25)这一发现竟然得自于与孙中山过从甚密的陈少白。陈少白提出的理由是孙中山在檀香山受到当地民众反抗美国合并夏威夷的影响，回国后，遂以“洪秀全第二自命”，要推翻清朝政府统治。　　然而，大量史料证明孙中山革命思想的进一步形成确实与香港密不可分。学生时代的孙中山经常到同学关景良家吃饭，对孙中山十分疼爱的关母问其志向时，“孙氏答以‘我只想推翻满洲政府，还我汉族河山’”。(P19)令孙中山多年之后仍不能忘怀的是“数年之间，每于学课馀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辞，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尤少钱、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理由。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4，P229)因为他们经常聚集在杨鹤龄位于澳门小坑尾巷14号的住所畅谈，所以这里也有了“四寇堂”之名。　　难得的是，李教授在书中还揭示出某些鲜为人知的早期革命史实，包括尤列对于孙中山的革命领导地位未见完全诚服(P27)。这不仅有助于后人了解“群雄”并起的史实真相，而且也能够掌握他们彼此还存在政见上的严重分歧和冲突。如孙中山曾以排满为革命前提，对共和体制不表坚持，致使杨“几至用武，谓非民国不可” 。(P29)而在倡导革命之时，“尤、杨二人同具领袖的地位，不让孙中山专美”的历史真实同样如实地呈现出来。　　　　医国者：演绎他的精彩人生　　　　作为医国者，孙中山寻求各种社会力量的支持，建立政治组织，逐渐成为政党领袖和社会活动家；大力宣传三义等思想主张，成为思想者和公共话语的掌控者；不断组织发动武装起义，推翻封建统治，成为军事指挥者和战略家；活跃在国际舞台上，成为官方或民间外交使者。具有多重社会身份的孙中山演绎着个人的精彩人生，同时也推动着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　　由于意识到政党团体的力量与价值，孙中山先是于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后于1895年2月21日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颁布《香港兴中会章程》，要求会员入会时“医人”与“医国”:孙中山转变了中国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医人”与“医国”:孙中山转变了中国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香港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手.提供,.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P18)不久，孙中山等人赴广州设立分会，在《镜海丛报》上刊登他撰写的《创立农学会征求同志书》。(《是曰邱言》，《镜海丛报》，1985年11月6日）尽管为了掩人耳目，兴中会对外则称农学会，但是李教授却，高举右手对天宣誓：“驱逐鞑虏，恢“医人”与“医国”:孙中山转变了中国由写论文的好帮手.提供,.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P18)不久，孙中山等人赴广州设立分会，在《镜海丛报》上刊登他撰写的《创立农学会征求同志书》。(《是曰邱言》，《镜海丛报》，1985年11月6日）尽管为了掩人耳目，兴中会对外则称农学会，但是李教授却深入其中，不仅获得成员数量信息，而且断定“其成员多为香港华人社会精英”。(P111)革命组织的创立，为孙中山领导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建立起重要的社会X络，因此，包含宣传、论辩以及武装起义的革命跃上一个新台阶。李教授也指出自“香港兴中会总会成立之后，迅速展开革命活动，吸纳会员，以策起义之举”。据统计，从1895年香港兴中会建立至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孙中山策划、领导了10次武装起义，其中有8次武装起义“与香港相关”。(P111)这对于大陆学者提出的“6次是以香港为基地进行的” (《香港与辛亥革命运动》，P451)的说法也是一种修正。李教授不仅对孙中山所领导的历次起义分别评述，而且对香港革命党人在武装斗争中的历史贡献给予了综合评价。(P162-164)　　虽然屡战屡败，但是孙中山越战越勇，并将武装斗争视为医国的必由之路，为武昌起义及其推翻帝制、创立共和做出榜样。按照李教授的分析：随着兴中会武装起义的相继策动，孙中山获得陈少白及郑士良的支持，崭露头角，并于1896年伦敦蒙难得救后，一跃成为举世知名的中国革命家，至1905年更被推举为东京同盟会总理。至此，孙中山遂取得倡导革命的领导地位，最终成为辛亥革命独一无二的领袖(P30)。这些判断完全符合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发展、演变过程。应该说，孙中山通过医人与医国的人生抉择，演绎出精彩的人生，转变着国家与民族的命运。　　单位：南开大学　　（责任编辑吴健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