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诗音韵美共识效度与翻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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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汉诗音韵美共识效度与翻译策略刘萍包通法无锡太激学院处厘语学院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木文基于共识效度(同感)认识论义理探讨了中英诗歌音韵美觉识木质的共性和音韵构式的相异，并基于此论证了汉诗韵律美外译的可行性。尽管文化的相异导致丫语符组合和音韵构式、节奏的相异，但对于诗歌音韵物质构式所产生的美学意义，人们具有经验刚性觉识与同感，故对于跨文化、跨语言汉诗翻译中音韵美的构式与意义，以整体动态“易/艺、化”转换样态是可能实现的一一即异曲可以同工。关键词：汉诗翻译;共识效度;音韵构式;易/艺化;研宄方向:翻译学，翻译诗学。研究方向:翻译诗学，中丙哲学比较。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项0“中华典籍外

2、译与东方智慧知性体系构建研究”(编号：12YJA740002)的阶段性成果0.引言鲁迅先生《汉文学史纲要•自文学至文章》说:文章“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由此可见，音韵是我文章学三大命题之一，并由此引发诗歌三美意义翻译的命题。诗歌是否可以翻译?诗歌音韵是否可以转世投胎?如果可以，该如何翻译?这是译界旷円持久的争鸣话题。悲观论者如哲学界黄斌先生：“语言形式是不可以翻译的，所能翻译的只是语言信息。”(黄斌1999:27):美学界朱光潜先生认为：“说诗可翻译的人大概不懂得诗。”(朱光潜1984:448-449)文学界茅盾(1922)、语言学界雅各布森(

3、Steiner1975:106)亦有类似观点，认为诗是不可译的。英国诗人雪莱(P.B.Shelley)在《诗辩》(DefenseofPoetry)中认为，“企图把诗人的创作从一种语言搬移到另一种语言，就好比把一朵紫罗兰投入坩埚，来化验出它的颜色和香味的数据，因此，译诗是徒劳无功的。”（伍靈甫1979:52）索绪尔亦认为：“Languageisasystemwhosepartscanandmustallbeconsideredintheirsynchronicsolidarity."（Saussurel999:87）这些论述给诗歌音韵美的跨语际转世投胎带来“山穷水复”的境地，因为

4、任何诗歌音韵美学意义皆是在其诗歌所处的语言知性体系内而存在，离开它，似乎有鱼儿脱水之状。而乐观论者则不以为然，坚守“信仰心态井通原则”（principleofcharity）,认为诗歌是可以翻译的。郭沬若（1920）认为：“诗的生命，全在它那种不可把捉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得冇种‘风韵译’”，强调“风韵译”可以作为诗歌翻译的一般原则。翻译界许渊冲先生亦自信诗歌是可以翻译的，并提出了诗歌翻译的“三美”“三化”“三之”标准等等。纵观关于诗歌是否可译，尤其是诗歌形式美，即韵律节奏美可否翻译，如何翻译的探讨，以往论者大抵皆以自身经验论之，以个人感性述之，大而化之

5、，未能从理性层面、或义理高度探究。鉴于此，本文意图将诗歌翻译这一命题化整为零，专注于汉诗歌的音韵形式组合对读者所引起的心理感受效度，并将此构建在人类认知共识的命题上，以此来阐释汉诗歌音韵美的跨文化跨语际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在一般意义上，诗中音韵美的认知和语符重行编排是强烈的人文属性和主观行为，而研究这种复杂的美学心理意义构建的思维过程，以及认知识度又是如何左右其谋篇布局，这对于汉诗英译如何辨识其音韵美共识效度的义理以及知性构式，对于实现音韵美学的“转世投胎”是一件具有知性意义的工作。1.音韵美学意义闻一多先生谈及诗歌音韵形式美认为：“假定‘游戏本能说’能够充分的解释艺术的起源，我

6、们尽可以拿下棋来比作诗;棋不能废除规矩，诗也就不能废除格律。”（闻一多1926）闻先生虽然只是以充分理性论证了诗歌创作必须讲究形式的重要性，其实闻先生同时亦论证丫诗歌音韵的符号意义和美学意义。诗歌音韵承载着的美学意义不是四方语言学意义范畴框架内的意义，而是语言书写意义本身以外被感知的整体美学意义，这种意义不仅存在，而且是中国文章学认识意义上的三要素之一，如刘勰《文心雕龙•情釆》曰：“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周振甫1986:287）先秦思想家荀子在《荀子•乐论》屮也深刻认识到书写文字意义之外的音韵意义的存在与功能，不过

7、他是将这种意义置于治国之道的认识范畴框架内的：“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从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这些论述兴许有所夸张，但他们指出的是音乐（包括诗歌音韵）对于人的思想感情的巨大影响，同时间接地道出诗歌音韵所表达诗人的情感意义。孔子也认为“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李建中2002:30）其实本身就包括音韵形式意义，不仅仅只是修辞形式意义。沈约云：“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始，可言文◊”（沈约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