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研究的重要现实意义.辛更儒

《辛弃疾研究的重要现实意义.辛更儒》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应用文档-天天文库。

辛弃疾研究的重要现实意义辛更儒(作者辛更儒，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兼职研究员、黑龙江大学教授)提要：辛弃疾是南宋历史上一位始终如一的爱国志士，他力主以武力收复失地，恢复北宋的疆土。他的爱国言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爱国者，为维护祖国统一而奋斗不息。辛弃疾作为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他同时又是一位深知兵事的军事战略家和杰出的爱国词人。其独树一帜的稼轩词，更是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关键词：辛弃疾爱国志士军事家杰出词人辛弃疾(1104年一1207年)，字幼安，号稼轩，山东历城(济南)人，南宋著名爱国诗人。早在南宋中期，即被同时代人称为“中州隽人”、“一世之雄”、“有文武材，伟人也”。后世人更对他敬仰有加，连清代的康熙皇帝也对他的事迹感叹不已：“君子观弃疾之事，不可谓宋无人矣。特患高宗不能驾驭之耳。使其得周宣王、汉光武，其功业奚止是耶?”(《御批通鉴纲目》卷二五)辛弃疾不但以传奇式的人生经历，让学者们产生了极大的研究兴趣，还以其悲歌慷慨、“屹然别立一宗”的歌词，感染着无数的后世读者。因此，辛弃疾研究，不论在历史学界还是文学界，都是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课题。一辛弃疾是南宋史上始终如一的爱国志士。辛弃疾一生，正如邓广铭先生所说：从l161年金主完颜亮南侵到1206年韩促胄北伐，“这两次战役，以及介居于这两次战役之间的宋金两国问的其他斗争，辛稼轩几乎每一次都是很奋勇地投身在内，为保卫汉族人民及其文化的安全而贡献出他的智能和力量”(《略论辛稼轩及其词》，见增订本《稼轩词编年笺注》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因此，我们可以确认，他是南宋历史上一位始终如一、坚定不移的爱国志士。辛弃疾出生于金国统治的山东济南，在他22岁时，山东、河北人民为反抗民族压迫，乘金主亮南侵之机，爆发了大规模的反金起义。辛弃疾的祖父曾做过金朝南京开封府的知府，他本来是可以通过正常途径出仕为官的，但他却受民族大义的激励，纠集二千余人，同耿京共同组建了山东最大的起义军队伍。并且担任军中掌书记，成为起义军的谋主，策划了攻占东平府、支援南宋水师的胶州湾之战和奉表南归的重大决策。最新发现的资料记载：“绍兴末，虏渝盟”，辛弃疾“乃结义士耿京等，纠合忠义军二十五万，以图恢复。斩寇，取城，报功行在”(《菱湖辛氏族谱》卷首转引自元代《铅山志》)。 当宋高宗在建康府接见起义军代表时，辛弃疾“陈大计八条，上伟其忠”(所引同上。徐元杰的《稼轩辛公赞》也说：“洎高宗劳师建康，亟人条奏大计，上伟其忠。”见《梅野集》卷11)这八条大计今虽不得其详，但必然是就南宋抗金的决策问题，经过深思熟虑才发表的意见，其思辩的新颖和卓越，也应是南宋王朝和宋高宗本人前所未闻的，所以才“伟其忠，骤用之”(《稼轩辛公赞》)。后来他又曾向江淮宣抚使张浚建言出奇兵取山东，《朱子语类》卷1lO《论兵》载：“辛弃疾颇谙晓兵事，云：⋯⋯某向见张魏公，说以分兵杀虏之势。⋯⋯据山东，中原及燕，自不消得大段用力。”这段记载，详述他的整个战略决策计划，其缜密及高瞻远瞩的思路与识见，又能从他再后所进献的《美芹十论》和《九议》等专门研讨战略问题的著作中窥见一斑。辛弃疾南渡之初，不仅以提供战略理论名震江南，而且他又是一个有胆识的实践家。在与金兵浴血奋战的日子里，他曾“斩寇取城”，“壮岁旌旗拥万夫”；在回归南宋之后，闻知其战友耿京为叛徒杀害，他亲率五十骑，深入金地600里，在济州(山东济宁)军营中活捉叛贼张安国，解送南宋行在所临安将其正法。他的这一英勇行为，振奋了民族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南宋军民的抗金斗志。就连生性怯懦的南宋文人洪迈，对此也表达了由衷的敬仰：“余谓侯本中州隽人，抱忠仗义，章显闻于南邦。齐虏巧负国，赤手领五十骑，缚取于五万众中，如挟锯兔。束马衔枚，问关西奏淮，至通昼夜不粒食。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38《稼轩记》)尽管辛弃疾南渡以后的40多年间仕途坎坷，屡受南宋对金投降派的谗毁和排摈，但他抗金报国的壮志始终不曾消泯。为了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振兴，他不惜在垂暮之年出山，为抗金事业做最后的奋斗。嘉泰四年(1204年)正月，辛弃疾入见，言金国必乱必亡，应当委托元老大臣，“务为仓猝可以应变之计”(《朝野杂记》卷18《丙寅淮汉蜀口用兵事目》)，表达了勇于承担抗金重任的决心。并就理财用兵提出了具体的有价值的建议：“究财货之源流，指山川之险易。金马玉堂之学士，闻所未闻；灞上棘门之将军，立之斯立。”(刘宰《漫塘集》卷l5《贺辛待制弃疾知镇江》)随后，他又在知镇江府备战期间，派遣间谍深入金朝腹地，对金朝兵力部署情况作充分的侦察，表明了对未来的抗金战争必须慎重对待、不可匆遽浪战的负责态度。当专制朝政的韩健胄不顾及一切不同意见，执意发动北伐而遭惨败后，已被罢黜回归铅山家中的辛弃疾，痛愤抗战大好局势的崩溃，积忧成疾，一病不起。临终之际，他还大呼“杀贼”数声而止。二、辛弃疾对发展古代军事理论所做的贡献辛弃疾是南宋时期为数不多的通晓兵事的人物，但这方面的研究却不多见。他既起家兵间，深谙南北形势及兵家利害，所以他的几部著作如《美芹十论》、《 九议》等(见拙著《辛稼轩诗文笺注》)，也大都蕴含着他的军事韬略。后世人对此颇有一致的见解，即认为以他的军事才能，是可以完成恢复中原的统一大业的。元朝人于钦说：“稼轩豪杰之士，枕戈待旦，有志于中原久矣。宋人举国听之，岂无所成?”(《齐乘》卷6)王恽赋诗道：“千古《美芹》高议在，不应成败论终初。”(《秋涧集》卷21《万里江山图》)而邓广铭先生则径以“战略家”称之。辛弃疾论兵的最大特点是：他善于把古代兵学的抽象理论同宋金军事斗争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军事理论，所以，他的兵学著作，是把古代兵学推向现代军事理论的重要标志。我以为，他的贡献主要有三点：(一)辛弃疾强调人民群众参与民族战争。在《美芹十论》中，辛弃疾认为，金朝的实力虽较南宋为强，但仍“有弊之可乘”。只要上下一心，志在必行，就一定可以“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他的坚定信念基于以下两点：一，抗金战争是正义战争，解除女真族的侵略威胁，收复失地，能够得到南宋人民的理解和支持。辛弃疾在《九议》之三写道：南宋用兵，“官任其费，不责之民，缓急虽小取之，不至甚病，虽病而民未变也”。中原人民心系祖国，反对女真贵族的统治。《十论·观衅》开篇便说：“自古天下离合之势常系乎民心。”他们的武装起义，是对南宋恢复事业的有力支援。辛弃疾特别强调这第二点，认为中原人民群众的反金斗争是南宋在同金朝对峙中能以弱攻强、不被敌人所消灭的重要条件。而在确定南宋的战略方面，辛弃疾进而提出，在出奇兵攻山东的计划中应当把“山东之民必叛虏以为我应”考虑进去。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正面肯定人民群众作用的言论并不多见，他的这种观点显然已经超越了同时代人们的认识水平，更是产生《孙子》和《孙膑兵法》的时代所不可想象。(二)辛弃疾倡导进攻战略。南宋统治阶层一贯在对金战争中奉行消极防御的战略。然而，经过绍兴末年中原反金战争洗礼的辛弃疾，却倡导进攻战略，主张对金国发动致命一击。如果算上绍兴三十二年他向张浚的建议，在他南归之初，已有三次郑重向南宋决策当局提出这一建议。虽然每一次都没能在最高统治者那里得到回应，但这只能说明包括高宗、孝宗和张浚等决策人物在内的南宋当局的平庸和浅薄，却不能以此来衡量这一建议的价值。《十论·详战》认为：“明知天下之必战，则出兵以攻人，与坐而待人之攻也，敦为利?战人之地，与退而自战其地者，敦为得?均之不免于战，莫若先出兵以战人之辛弃疾研究的重要现实意义地。”针对宋金力量的强弱差距，他认为宋金战争作为不对称战争，“是谓小谋大，寡遇众，弱击强，以情言之，则其大可裂也，其众可蹶也，其强可折也。”(《九议》之三)而促进这种转变的关键则是“谋而后战”。他进而提出，“故凡强大之所以见败于小弱者，强大者分而小弱者专也。知分与专，则吾之所与战者寡矣。所与战者寡，则吾之所以胜者必也。”(《九议》之六) (三)辛弃疾提出“斩首”理论。在倡导进攻战略时，辛弃疾尤其重视战略进攻重点的选择。在《美芹十论·详战》中，他针对《孙子》中有关常山之蛇的论述，写出了以下一段极为精辟的论述：“古人谓用兵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身则首尾俱应。臣窃笑之。夫击其尾则首应，击其身则首尾俱应，固也。若夫击其首，则死矣，尾虽应，其庸有济乎?”他的这番论证，实在是说出了千古不磨的一个真理。《十论》、《九议》以及向张浚的进言，提出的一个分兵佯攻，奇兵突袭山东的用兵构想，都是本着击其首致其死命的理念，而提出的切实可行的方案。他认为，当金人以重兵屯聚中原，其山东空虚，而山东可直趋燕京，占领山东，河北及幽燕可下。所以，他主张集中力量，避实击虚，“痛其心则手足无强力”，“噪其营则士卒无斗心”。痛其心，噪其营，这些比喻与“击其首”同一寓意，其即对敌之核心要害实施奋力一击，如同斩蛇之首，其身尾无救，可致敌彻底土崩瓦解。笔者以为，辛弃疾所提出的这一斩首理论，应当是兵学的最高境界，其认识之卓绝，其影响之深远，甚至为现代战争所验证和发展。三、稼轩词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辛弃疾是我国文学史上富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杰出词人，他的歌词，以杀敌报国、恢复失地为主题，集中反映了人民群众盼望祖国统一和民族强盛的愿望，表达了高昂的战斗精神。辛弃疾痛愤女真贵族对中原的残暴统治，在《声声慢》(开元盛日)、《水龙吟》(渡江天马南来)等词中严斥敌人的入侵，深刻反映神州陆沉、胡骑纵横带给祖国的灾难，人民的痛苦，唱出了“平戎万里”、“西北洗胡沙”等时代最强音，被后人誉为“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刘克庄《辛稼轩集序》《后村集》卷98)。辛弃疾以抗金为己任，时刻准备率领千军万马，用武力收复失地，创建不朽功勋。他常以历史上抗击匈奴、突厥的英雄人物A期，并勉励他人，“取山河”，“定天山”，“了却君王天下事”。稼轩词“以激扬奋厉为主”(《词苑丛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充分展示了我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民族气节，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是首屈一指的。南宋统治集团一贯迫害打击抗金人士不遗余力，辛弃疾对此极为痛心和憎恶。他的词作如《满江红》(倦客新丰)、《贺新郎》(老大那堪说)等篇，对此力加谴责，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予以一再揭露和嘲讽，“英雄感怆，有在常情之外”(刘辰翁《辛稼轩词序》，《须溪集》卷6)，他的许多词作，反映当时的政治现实，体现了词人反抗政治压迫的坚强性格。辛弃疾还在他的诗词中描绘当时的农村生活、壮丽山河、人生情感，内容之丰富，情绪之饱满，显示了词人对祖国人民的深厚感情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许多歌词都脍炙人口。辛弃疾一生写作600多首词，为两宋词人之最，其质量也是出类拔萃的。辛词取得很高的艺术成就，不但善于创造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善于运用诗的比兴手法、句法，长于用典，活用诗文中的成语，善于运用 民间生动活泼的口语，使之成为南北两宋歌词艺术的集大成者，还对词体进行了大量多样化、规范化的革新尝试，创建出独具一格的稼轩体词。运用神奇想象，表现富有生命活力的形象，原为辛词所擅长。他的《沁园春·灵山齐庵赋》以驰骤回旋的万马比喻灵山的重峦叠嶂，以十万待命出征的壮士比喻偃湖的松林，把静止的山水写得活灵活现，赋予其鲜明的个性。他在《木兰花慢·中秋饮酒将旦》词中以“诗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王国维《人间词话》)，为后人所乐道。他如《太常引·建康中秋》等词也都以浪漫的想象寄托他的审美情趣。辛词运用诗比兴象征手法，表达词人的思想感受。典型之作如《摸鱼儿·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借用几番风雨、天涯芳草、蛛网飞絮、烟柳斜阳等阑珊迷乱景物刻画其惜春、伤春的情怀，表达他对南宋国势和恢复事业的关注、忧伤、愤婉。《贺新郎·赋琵琶》等词运用“状物写志”的手段，集中唐开元全盛至其衰败的典故，表达逸豫亡国的兴亡之感。辛词采用象征借喻的写法，自是继承了《诗经》、《离骚》以来诗的优秀传统，开拓了词的艺术表现能力。前人称辛词为“稼轩体”(范开《稼轩词》甲集序)，此即指辛词借鉴诗的创作理论和表现形式，进一步拓展了词的内容；同时，还借鉴了辞赋、散文等多种文体的创作方法，丰富和扩大了词的创作手段和表现能力。辛词是一个融汇了多种形式多种艺术风格的组合体，它虽以“悲壮激烈”为主(《宋史》本传)，却能“激扬奋厉”之外，时时“呢狎温柔，销魂意尽”(《词苑丛谈》卷2)，呈现出不主故常、摇曳多姿的面貌。“盖曲者曲也，固当以委曲为体。然徒狃于风情婉娈，则亦不足以启人意。”(《怀古录校注》卷中)就其风格而论，辛词既有豪放沉郁，亦有裱纤绵密、淡雅妩媚之作。而其驱遣语言，无论文雅蕴藉、清新脱俗还是平易幽默，都更显现了歌词原起源于民间的本色。辛弃疾的歌词，既用来反映抗金报国的重大主题和爱国志士壮志难酬的坎坷遭遇，其境界的雄奇阔大，气势的郁勃激荡，自然是历来歌词作者所不具备，甚至在词史上以旷放为宗旨的著名词人苏轼也都无法比拟。辛词在南宋文坛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所以说稼轩词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