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国家认同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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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国家认同的因素分析及解决途径探索摘要：国家认同指国家的属性、作用同人民的需要、欲求具有相互融洽性，从而受到主体珍重的一种思想认识和实践活动，是人民对国家客观属性的一种主观满足。今中国正面临急剧的经济、社会变革，经济与社会环境变化对人们价值信仰产生不同程度冲击。文章通过分析社会转型条件下影响中国国家认同因素，进而提出促进国家认同的途径。关键词：国家认同；影响因素；途径；中国；国家认同指国家的属性、作用同人民的需要、欲求具有相互融洽性，从而受到主体珍重的一种思想认识和实践活动，是人们对国家客观属性的一种主观满足。对国家认同的论述，早在《论语》里就有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大意就是子贡问孔子，一个国家要想稳定，需要哪几条呢？孔子认为国家机器要足够的强大，老百姓丰衣足食和对国家有信仰。子贡又问，如果去掉一条，应该先去什么？孔子说：“去兵”。再去一条呢？，孔子认真的回答说：“去食。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自古谁不死啊？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当代中国究竟有没有国家认同危机，或者存在潜在的认同危机呢？如果对此采取断然否定的态度，无疑于掩耳盗铃。对于爱国，是当你有移民机会的时候，你仍然选择留在中国。可是，20世纪80年代已降，中国大陆有160多万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包括公派和自费），而回国的只有50万左右，加上众多明星加入外国国籍，富商巨贾把财富转移出境，权势阶层把子女送外国外，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国家认同状况。在电影《建国大业》参演的诸多明星中，有人遴选出了一长串的已是“移民”身份的中国明星。在本次调研中，当问及“如果有机会，您会加入外国国籍”时，38.5%的人没有没有明确自己的观点，26.7%与20.3%的受测试者分别选择了“同意”和“非常同意”（图1所示），这两者之和达到了47.0%，这说明将近一半的受调查者向往国外生活。图1：如果有机会，您会加入外国国籍 当今中国正面临急剧的经济、社会变革，经济与社会环境变化对人们心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而提高了对国家这个“守夜人”的期盼程度，一旦这种期望得不到满足，认同其它群体九成为一种必然。同时，随着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国外资本以及新的观念不断地涌入，原来形成的价值体系遭到破坏。这些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国家认同。一、影响中国国家认同的因素（一）政治信任危机人为什么建立国家并对其顶礼膜拜？国家认同本质上就是公民对国家的一种信任。信任的基本含义是相信而敢于托付，在社会学中，信任被认为是一种依赖关系。人们对国家的信赖是建立在契约论的基础上，认为在原初的自然状态下，“人对人像狼一样”，人类要生存下去，并能生活的更好，就必须让渡自己的基本权利，交给一个公共的机构来管理，这个机构就是国家，国家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必须的，我们也必须服从国家的一切法规。为此国家也必须有一个责任，那就是国家必须保护公民的生命和财产，保护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共福庶。约翰·洛克指出，社会将权力交给统治者是出于对统治者的潜在信任，他相信后者将为其利益服务。换句话说，如果国家不能给人们提供安全和自由的保障，人们就没有理由要进入国家。政治信任指的是公民对政治或政治系统运作产生与他们的期待相一致的信念或信心，包括对政治精英的信任、公共政策的信任、政治体系以及公民之间的信任。中国在进行广泛的经济社会改革中，政治改革相对表现滞后，政府在治理中出现的种种弊端，引发人们对政治的信任危机。首先是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这种信任危机来自经济发展中政府职能的缺位。但近几年屡屡发生的暴力拆迁事件、食品安全、房地产调控等事件则是政府的失职。最典型的是住房改革， 这些年中央政府在这方面努力不少，但问题则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这种局面使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民众对政府的效率产生疑虑，助长了对政府的不信任。新加坡学者郑永年认为：“中国的社会永远是被动的成员，既无决策参与权，也无对政策执行的监督权。也在同一个过程中，他们就是最大的牺牲品，因为他们的利益被一次又一次地欺骗和剥夺。这是社会对政府不信任的最主要的根源。同时，政府内部盛行的如此“不信任”和欺骗情况，必然反映到社会对政府的认同。”郑永年：《中国政府信任危机背后的政治危机》联合早报网2009年09月25日。其次，对政治精英的不信任。由于一部分官员的贪污腐化和在政策执行中的急功近利现象，使人民认为所谓的工程就是一些官员为了捞好处，为了装点门面，在这种情形下，产生了对官员的不信任。在本次调研中，预设了“您对所在地的干部是否满意？”一题，回答“满意”的只有13.0%，“基本满意”的38.3%，“不满意”的有26.2%；“很不满意”的占到了总人数的16.8，还有5.7的受测者选择了“不知道”（如图2所示），可以说对当地干部不满意程度占到总人数的43.0%。图2：对干部满意度分析最后，对法律、政策的不信任。法律作为维持公平正义的有效武器，是一个社会对弱势群体最起码的保障，是任何社会必须具备的一个底线。在中国由于政府权力的膨胀，司法没有做到严格意义的独立，徇私舞弊、枉法裁判成为常态，使民众对法律丧失了信心，上访便成为寻求公平正义的渠道，但就是这样也往往遭受地方政府的围追堵截。政策是国家政权机关、政党组织和其他社会政治集团为了实现管理目标，以权威形规定在一定时期内，应该达到的目标、遵循的原则、完成的任务、实行的工作方式所采取的步骤、措施。由于政策本身的原因，加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成为一种时尚，政策在执行中往往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形同虚设。在本次的调研中，在对“您对党的民族政策所持的态度”的回答中，47.0%的人回答了“坚决拥护”；5.0%的认为“政策不好”；选择“政策好，但执行的不好的”有49.1%；“不拥护”的有4.9%；还有38.7%的认为“政策需要修改”。在对“国家的收入分配政治是否满意”的回答中，“满意”或“基本满意”的回答有61.7%，“不满意”或“很不满意”的占到了30.3%（详见图3）。 政策执行中暴露的种种问题，使人们对经济社会改革产生厌烦心理，甚至抵制的现象，正如托克维尔在考察法国大革命时，就对封建政府无力保障人们基本生活需要从而引起人们普遍不满的情况进行了考察时指出的那样，“每个人都因贫困而指责政府。连那些最无法避免的灾祸都归咎于政府；连季节气候异常，也责怪政府。”[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商务印书馆，1992,109（二）传统文化的影响国家认同是个体对国家所提供的或期望提供的公共物品所产生的心理接纳，并外化为行动的实践活动，是个体需要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它表现为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对国家的政治权威、政治制度、政治价值和政治过程等方面的理解、赞同、支持和推崇。当人们这种情感上和意识上的归属感与国家共同体产生共鸣时国家认同就产生了，而这几方面因素又受到风俗习惯以及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图3：国家分配政治满意度分析在中国历史上，人民对政治的关注度低。中国是有几千年文明的古国，在封建社会，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经济发展，世界上其他国家只能是望尘莫及。尽管中国具有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官僚体系和统治体系，但对其臣民的统治主要是国家机器的强大威慑力和皇帝的权威。在这种情形下，文人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老百姓则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形成了一种“帝力与我何有哉”的政治冷漠心态。也就是说，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人民很少有近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感。这早在清末，维新派之一的梁启超就认为，传统上的中国人没有国家认同感，老百姓认同的是皇帝个人而不是国家。作为中革命之父的孙中山，在1924年叹道：“ 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外国旁观的人说中国是一片散沙…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至，没有扩张到民族。”转引自[法]魏柳南著：《中国的威胁？》，王宝泉、叶寅晶译，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29页。在建国后的几十年里，全国各族人民对国家的认同也主要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道德魅力和他们在战争中的丰功伟绩，政治文化建设表现出滞后性。传统文化支配着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顾名思义就是一定的政治主体从事政治的活动，政治参与是近代的政治概念，公民通过政治参与，增强对政治的信赖感，并感到自己是政治共同体中的一员，是政治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变量，亦是衡量民众政治关注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在问及“您对政治参与的态度”一题的回答中，有37.9%的受调查者选择了“偶尔关心且很少参与”，还有18.2%和5.1%的分别选择了“和自己利益有关时参与”、“毫不关心也不参与”（如图4所示）。而在当代西方国家，人民则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国家的政治事务和民主建设之中。很多研究中国的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发现，延续了了几千年的中华文明竟然没有培养出老百姓的国家认同感。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极大的政治冷漠心态，对当前国家认同建设势必起到一图4：政治参与状况调查表非常关心并积极参与偶尔关心且很少参与和自己利益有关时参与毫不关心也不参与百分比52.4%37.9%18.2%5.1%定的消极影响。（三）社会支撑系统动摇“国是我的国，家是我的家，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2009年3月6日，在中国的“两会”召开之际，这首阐述国与家关系的歌曲出炉。这首命名为《国家》的歌曲是一首大气、充满感情的歌，它描述了“家”与“国”的关系，一个“家”就是一个小的“国”，一个“国”就是千万“家”。这首歌即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国天下”观，亦揭示了国与家的辩证关系。中华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产生了一套完整的社会支撑系统。这个系统是建立在家族和家庭观基础上的社会伦理体系，多学者称这个系统形如金字塔，是维护中国社会稳定的安全阀。胡纪泽将金字塔的六个层面系统可以概括为三个要素：以“孝”为核心的家庭人伦关系；以家庭人伦关系为圆心扩大、延伸的人际关系；以儒家文化文化为主流，道家文化为补充的人生观。 胡纪泽《中国人的焦虑—一次文化突围的尝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270。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它不仅是一个生活单位，而且是一个独立的消费单位和司法单位。每个家庭成员都有自己的地位，也形成一个金字塔形的结构。家庭中，地位最高的是家庭中的年长者和贡献最大的男性，其拥有家中一切事物的决断和裁决权，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妻听；长惠，幼顺”。数十个相互有姻缘或血缘的家庭组成了家族，这把零散的家庭凝聚起来，形成一个具有政治、经济、宗教、教育、司法等功能的社会组织。在封建社会，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是家族关系的延伸，“君为臣纲”是家庭关系在社会中的体现。台湾心理学家王国枢认为，“中国人在非家族性团体中多表现的，并不是一种直接而单纯的集体主义，而是一种由家族取向或家族主义延伸而来的准家族主义，也是一种泛家族主义。”转引自胡纪泽《中国人的焦虑—一次文化突围的尝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154。这种泛家族的支持系统，把一个个家庭细胞广为联接起来，形成了中国社会这个稳定的有机体。中国社会的第一次转型肇始于19世纪40年代，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伴随而来的是单质社会向异质社会、宗法社会向民主社会等一系列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传统以家族为核心的大家庭被核心家庭所取代，特别在1978年以后进行广泛的经济、社会变革，家庭向简单化和小型化转变。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宗族作为封建的东西被彻底砸烂，在剪断宗族这一纽带时，不仅没有让小农彻底走向分散，反而将其空前严密地组织起来，建立了政、经、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人民公社解体后，一段时间内农村底层出现了无公共组织的状态，此时的农民才真正成为“口袋里的马铃薯”。当前，大多数家庭由一对夫妻和一个孩子组成，单亲家庭和无子女家庭以及“空巢家庭”增多。在这种转变中，以孝道为核心的家庭观念遇到挑战，以家庭为核心的其他人际关系发生改变，“亲兄弟也要明算账”成为一种时尚，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互相戒备，彼此无信用，待人处世以邻为壑，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传统的“忠孝礼仪”有力的保证了社会的有序和完整，是每个社会成员所认同的，一旦这个秩序被打破而没有形成新的替代，可能导致这种秩序的失序，形成碎片化的社会，这对中国国家凝聚力建设是一大挑战。（四）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多元在现实中表现的不足在人权与法治日益彰显的的现代社会，合法性问题关乎国家稳定发展，正如哈贝马斯指出：“ 任何一种政治系统，如果它不抓合法性，那么，它就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住群众(对它所持有的)忠诚心。这也就是说，就无法永久地保持住它的成员们紧紧地跟随它前进。”[德]尤根·哈贝马斯.现代国家中的合法性问题，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64.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合法”是指合乎法律规定或法律原则，政治学上的“合法性”所强调的是社会成员对政治统治的心理认同。合法性是政治统治依据传统和公认的准则而得到人民的同意和支持，表现为对政治权力的服从和认可，是有效统治和政治稳定的基础。简单地说就是指民众对现存政治秩序和政权的信任、支持和认同。因此，执政党合法性的获得就是为公民带来物质利益和满意的服务，包括意识形态、经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的多重同一，在民族地区，还牵涉少数民族权益保护等问题。这些不同的层次，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扮演的作用也各异。物质需要是人民的基本需要，能够为人民带来富庶的经济发展自然就居于政治合法性的核心地位，也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提升执政合法性的主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及其它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成为政权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源泉。”[法]让—马克•夸克等著.佟心平、王远飞译.合法性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7.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经济改革，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指针的指引下，各族人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因而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受了各种风险和挑战。经济增长常常被比喻为蛋糕做大，蛋糕愈大，是否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呢？蛋糕做大了，还牵涉分配的份额以及如何分配。在改革初期，贫富差距尚不明显，远未达到现在的水平。经济的快速增长有可能带来政治的不稳定，特尔哈尔指出：“在经济增长所导致的政治不稳定中，有两类群体可能在社会冲突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一类是经济上得到改善但还不满足的群体，另一类是经济地位没有改善或改善很少的群体。当这两类群体的期望同时受到挫折而感到强烈不满时，特别是，如果经济上的划界与民族或地理上的差别恰好对应时，就可能出现政治上的大震荡。”转引自姜宝莲.关注民生：基于政治稳定的视角[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09(6).因此经济的增长和国家合法性之间并不必然是一种正比例关系，应当还包括意识形态、政治文明等方面在内。而在现实中，意识形态教育在经济发展的冲击下有所淡化，政治文明建设表现出滞后性，社会建设也远远落后于经济建设。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政治体制改革就显得作用重大，不但是消除经济纵深发展的瓶颈，也是促进国家认同的必由之路。但由于我国的国情以及文化传统等的影响，我国目前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十分棘手的事情，可以形象地说，当前 政治改革中存在的困难一点也不亚于当年邓小平经济改革中遇到的阻力，也才会多次出现“只听脚步声，不见人出来”的困境。就拿政治改革的目标来说，对民主的共识早已达成，但在如何进行改革问题上却是莫衷一是。从1986年9月3日中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至今已经有20多年，政治改革也只是冰山一角。可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之路还很长，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还将在一定时间内存在，以及由此导致的认同危机也不会在很短时间消失。（五）西方的渗透从苏联解体到南联盟的瓦解，既有民族国家自身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势力无处不在的影响。1991年7月，当南斯拉夫危机发生的时候，希腊《论坛报》评论：南斯拉夫危机的原因应该从华盛顿、柏林、伦敦、巴黎和罗马去寻找。2011年初阿拉伯世界涌现的“颜色革命”与西方国家的干涉也不无关系，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也无不闪动着西方势力的魅影。2008年5月的汶川地震使超过了8万人失去了生命，超过1500万人流离失所。而美国明星莎朗·斯通在法国戛纳电影节上发表言论，认为这场自然灾难惩罚了中国人对西藏人犯下的罪行，引发中国人们的强烈不满。西方在面对中国出现的成就的时候，表现出的不理解、歪曲，这些实例只是西方对我国进行歪曲的冰山一隅。可以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西方反华势力基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不断对中国进行军事、经济、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遏制，尤其是在中国进行市场化改革而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时候，一直没有中断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的图谋。第一，利用分裂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使西方沾沾自喜，认为只要中国沿着市场方向走，一定会步苏联和东欧的后尘。但是，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不但没有出现所谓的倒向，反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是他们不希望看到的，就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将“台独”、“藏独”、“疆独”作为遏制中国发展的棋子。就拿新疆来说，近年来，美国两院每年都举行十几次的所谓“新疆人权、宗教状况”听证会，讨论“中国维吾尔人权问题”。2002年3月，美国国务院成立“新疆维吾尔问题办公室”，进行赤裸裸的支持“东突”分裂组织的活动。参见徐晓萍，金鑫.中国民族问题报告[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27.另一方面，利用舆论工具和各种途径，散布分裂思想。为了达到反华的目的，建立了5个针对新疆听众的广播电台和维语播音室，并在互联网上散布反华言论，对新疆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最后，支持、纵容“东突”势力的分裂活动，目前，这种受到国外支持的“东突”组织约有50多 个，主要分布在西亚、西欧和美国。同时，通过“诺贝尔和平奖”以及电影节等活动，以扩大其在世界上的影响。第二、加紧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学术、文化、艺术作品被大量地、不分良莠地介绍到我国，并美其名曰“普罗米修斯的窃火行动”。传说地球上本没有火种，那时人类的生活非常困苦。普罗米修斯为了造福人类，就冒着生命危险，从太阳神阿波罗那儿偷走了火种。后来他的行为被宙斯发现了，派天神用沉重的铁链把普罗米修斯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绝壁上。西方国家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主张通过政治价值观、意识形态的传播，来挽救那些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西方国家通过电影、网络、生活方式等手段加紧控制我国青少年的思想。文化方面的最大威胁主要表现在对异质文化的认同上，而青少年群体是最容易认同异质文化的特殊群体，因为他们好奇心强，求知欲旺，而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没有完全形成，思想比较容易发生动摇，也容易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在本次调研中，对西方影视节目较多的人数占到受调查者的34.8%。在“经常吃西餐吗？”的回答中，“经常”、“有时”、“偶尔”、“从没有”分别占到4.9%、25.3%、39.7%、30.1%。并且有5.9%的人向往资本主义制度。同时，对我国进行宗教控制。法国汉学家魏柳南就指出，受美国布道组织资助的新教传教士在中国越来越多，有数千人都皈依了新教，1949年，中国只有70万左右的新教徒，有的西方人士认为，现在每年皈依的人数达到50万，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转引自转引自[法]魏柳南著：《中国的威胁？》，王宝泉、叶寅晶译，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153页。这些布道者对中国的政权是一种真正的挑战，因为他们的动机不仅仅是宗教的更多是政治的。他们的布道通常是反对中国的制度，并号召人们质疑其合法性。[法]魏柳南著：《中国的威胁？》，王宝泉、叶寅晶译，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153页。二、促进中国国家认同的途径（一）关注民生让全体中国人过有尊严的生活民生，意为“人民的生活、生计”现代汉语词典.光明日报出版社，第257页。。英国哲学家休谟说过:“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民生幸福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更是和谐之本、和谐之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是获得全国各族人民支持，只有关心群众的冷暖和生活，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才能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刚刚过去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 2010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也提出要让人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没有体面何来尊严？让人民拥有世人羡慕的生活状况，不仅是获得幸福的源泉亦是对一国产生认同的源泉。保障生命权是做好民生文章的第一步。生命权是自然人的一项根本的人格权，它在维护自然人的生命安全的同时，也成为自然人享有其它人格权的前提和基础。公民的各项人格权均以公民的生存为前提，一旦公民的生命权遭到侵害而丧失生命，则其他人格权也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应当积极地保护每个人的生命，除了法律上明确规定人的生命尊严不可侵犯之外，还应当在现实中以实际行动保护民众的生命。2010年8月5日，智利北部的圣何塞铜矿发生矿难，33名矿工被困700米的井下，经过69天的救援，所有被困矿工获救，被世界成为“智利奇迹”。这起事件向世界昭示：一个国家的形象固然和经济强大密切相关，但更多地体现为国家对人民生命财产的高度责任和捍卫。“智利营救”是一场特殊的战争，它不仅牵动着全世界人民的心，更重要的是把智利人民的那种团结精神展现的淋漓尽致，而我们对矿工升井后高喊“智利万岁”这一激情的口号而感到真挚的敬畏，是智利国家形象和软实力的最好展示。我国每年在矿难、交通事故、火灾等灾难中死亡人数是较高的，我国政府应该把人民的生命财产放在第一位，像我国政府在汶川地震中表现出的精神，是对灾区人民心灵的一种安慰，更是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可以说保护人民生命不仅关乎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也关乎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家庭温暖与和谐，关乎人的生存权和人的基本价值是否得到真正尊重。其次，关注弱者的生存状况。“在国际关系中，如果别国待我如次等民族的一员，把我排除在共同体之外，这不仅伤害了我个人的自尊，也伤害了我作为自己群体一员的自尊。如果我自己的群体制度就把我当做次等人，或者根本不把我当人看待，那么我感觉羞辱的程度不会因为羞辱的是自己人而有所不同。”许贲：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新星出版社，2009，281。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诸多边缘群体不断被抛出快速发展的快车道，陷于窘迫境况，当“谁致富谁光荣，谁贫穷谁无能”堂而皇之地成为政府发展经济的口号时，弱势群体不但经历着经济上的拮据，还遭受心灵的创伤。可以说一个国家凝聚力的提升也需要人民之间相互的认同，尤其是关注那些弱势群体。“稳定、凝聚力和合作来自人们在排队时，在电影院里，在公园里，教堂里，在慈善活动中如何相处。”许贲：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新星出版社，2009，22。 当农民工被当做二流群体的时候；衣不裹肤的乞讨者行走在大街上的时候；与其说是人们的冷漠还不如说是制度的无情。只有当人民感到被尊重、被信任、被重视的时候，他们才会产生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并且自然而由衷地散发出人性的美好。这是任何政治口号、任何政治宣传和任何思想教育工作都无法达到的社会转型要求中国重建意识形态，联合早报网，2007年1月23。。各级政府应通过调研，并制定政策措施解决人民反映强烈的社会热点问题，使人人生活在经济发展带来的富庶生活之中。最后，应当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毋庸置疑，幸福感的提升离不开生活水平的改善，因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上病而焦虑不安的人，很难有幸福感。但生活富裕与幸福感不完全是一种正相关，学者称此为“幸福悖论”美国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Easterlin）在1974年的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此理论，认为：收入提高并不导致快乐增加，原因在于人们对快乐就有很强的适应性，对于由收入带来的快乐适应性更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这种社会病的出现可以说与当前中国信仰危机不无关系。作为一种心理感受，幸福与精神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世界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物质满足并不能直接带来精神满足；生活奢侈的富翁未必比一贫如洗的乞丐快乐，这根源于人类的文化本能。“没有人文背景的发展，只是一种没有灵魂的经济增长而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6：1）。转引自关凯：族群政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10版，161页。因而在为人民提供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同时，还要为全国人民文化发展和保护提供支持，重塑核心价值体系在当前就显得那样紧迫。（二）重塑核心价值体系近十几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急剧的社会转型。在GDP主义感召下，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出，价值观日益显示出其多元、丰富的一面。但伴随其而来的是，中国社会也显示出价值观混乱和缺乏主导精神力量的现象，极端个人主义、价值取向的拜金主义、价值标准的功利主义道德虚无主义等盛行，从而对中华民族凝聚力造成一定程度的损伤。采取积极措施，确立正确的主导价值观已迫在眉睫。文化对国家认同的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起作用：对个体而言，文化可以人们提供有意义的价值选择；对群体而言，文化可以对社会起到整合和社会导向。文化是价值系统最核心的部分，重塑核心价值，主流文化建设自然是必须的。文化作为一国人们生存的根基，“提供了我们看清哪些经验是有价值的眼镜”[加].威尔·金利卡.多元文化的公民身份----一种自由主义的少数群体权利理论[M].马莉、张昌耀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121.，美国社会学家波普诺（DavidPompano）也认为 “文化是一整套社会成员所共有的价值观、意义和物质实体。正是文化赋予了人类社会自身的特性。”波普诺：社会学，刘云德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120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文化是一套完善的行为系统，为人们作出有意义的选择提供价值观基础，也就是“是否进行有意义的选择，取决于我们与社会文化的接触，取决于我们对该文化的语言和历史的了解，即对它的‘传统与约定的共享词汇表’的了解。”[加].威尔·金利卡.多元文化的公民身份----一种自由主义的少数群体权利理论[M].马莉、张昌耀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122.“民族文化为人们的选择提供有意义的背景，同时又限制他们怀疑和修改特定的价值观和信念的能力。”[加].威尔·金利卡.多元文化的公民身份----一种自由主义的少数群体权利理论[M].马莉、张昌耀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134。可以说文化是一个国家公民获得幸福的源泉和价值观的基础。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传统文化的学习是必须的。雅斯贝尔斯说过：“西方每一个伟大时代的出现都是重新接触和研究古代文化的结果。当古代文化被遗忘之时，整个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就是野蛮。就如一件东西脱离了根本，它就会毫无方向地飘荡，这也就是我们失去古代文化之后的景象。”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三联书店1991.109中国文化由于其博大精深和其包容性，是中国古代圣贤几千年经验、智慧的结晶，其核心就是道德教化，对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都做了详尽的论证，是中国人民安身立命的价值观基础，是2000多年来中华文明枝繁叶茂的肥沃土壤。在当前传统文化缺失、世界一体化的大环境下，继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更突显其现实意义。以先进文化为引领，还应该大胆吸收国外先进的文化。作为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一部分，西方文化蕴含的理性成分是中华文化不能企及的，尤其是以人为本的思想是我们进行和谐社会建设所必须的。（三）重视历史的纽带作用树立中华民族自豪感美国史学家格尔达·勒内认为：“历史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是一种社会需求，没有历史，任何国家都不能享有合法的地位，也不能唤起爱国热情。”转引王仲孚.历史认同与民族认同[J].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秋之卷,总第25期.历史承载着培养和强化国家认同感的社会功能。知之深，才能爱之切，知我中华才能爱我中华，才能有多民族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心，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对伟大祖国无比热爱的深厚感情，来源于对祖国历史、民族文化、国家发展的深刻了解。历史是促进国家认同的最佳武器，消灭一个国家的第一步就是要抹去其历史的记忆，同样，促进国家认同的首要方式是重视对中华民族历史教育。 第一，继续在各级学校开展中华民族历史教育，保留和强化人们的“历史记忆”。当今世界所有国家都非常重视在各级学校开设历史科目，对青少年进行本民族、国家的历史教育。美国建国仅200多年，没有悠久的历史，但为了弥补国人的失落感和消除因文化浅薄而产生的自卑感，历来的教育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都倡导把美国历史的教学作为维系整个国家和民族命运与前途的纽带。在美国的中小学，历史课是学校教育的主干课，分别根据学生不同年龄阶段特点，进行不同侧重点的历史教育。第二，充分利用好博物馆、烈士陵园这些爱国主义教育为载体。作为“知识场所”的博物馆代表的是一种由国家权力认可的主流文化和主流秩序观，其藏品所体现的也是一种由国家权力所认可的集体记忆。博物馆所展现给人民的不仅有中国人民光辉的历史，可以使人们获得民族的自豪感和优越感。（四）加强政治社会化建设提升政治认同作为群体认同的国家认同，是包括众多因素的一个体系，除了以上提到的对“政治不能否认差异的存在。若没有分歧与利益冲突,我们就不需要政治。但是，政治的整个重点便是要寻找妥协的空间，创造共同利益，创造能够和平协调差异冲突的统治体制”转引自薛洁.政治认同：基于多样性的和谐[J].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8(6).。合法性是公民对国家公共权威的认同，这不仅仅关涉到公共权力的产生和行使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也涉及到人民对政府的自觉服从。“在多民族国家里，国家构建作为现代化的政治方面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尽可能地将国民对各自民族的忠诚转化为对多民族国家的忠诚，这是国民成为现代公民的先决条件，也是所有民族国家政治体制得以生存的前提。”吴仕民.民族问题概论[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70.通过突出政治合法性来淡化民族差异性以促进国家认同是现代西方多民族国家比较一致的做法，也是我们解决中华民族国家认同的思路。首先，重视政策执行的有效性，提升国家的合法性基础。政绩虽然不是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但会对国家的合法性产生影响。日本学者山口定认为，“如果长期在满足效用方面连续遭到失败，那么可能会使其原来具有合法性受到损害乃至全部丧失”转引自马宝成.有效性：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政绩基础[M].天津社会科学.2002(5).。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政策的有效性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政策执行中的偏差，应该做好调研、论证，分清影响实效的原因并在下一步执行中改进，使全国人民在经济发展中受益。 再次，通过政治社会化，培育公民意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使两者共存共生的手段也需要公民教育。公民教育并不是把祖国之内的所有民族都培养成一个同质化的民族，而是通过政治文化的传播，使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无论任何民族的人们在个体上都是平等的公民，都享有宪法规定的各项权利和自由，在享受权利的同时，还必须坚持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原则，履行宪法所赋予的各项义务。同时“现代国家必须进行国家精神疆域塑建，即国家不仅应该通过各种教科书和影视传媒等一切宣传教育渠道，代代相传地把公民精神上认同国家疆域的观念作为爱国主义最基本的教育内容，对各族中国公民进行覆盖性灌输，而且从法律上明确：凡居住在中国领土上的公民，不论国籍、族属，都不得从事任何分裂中国领土和蓄意将中国领土歪曲宣扬为某民族领土以达到分裂目的的活动”马曼丽.跨国民族理论问题综论[M].民族出版社，2005,140.。最后，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培育人们的主体地位。主体性是今日中国发展中一个重要而又亟待解决的意识和理念，主体性就是人在发展中的本体和本位的观念。任何地方的发展都要以当地民众的发展、富庶为本位，也就是相信任何民族都有参与发展的要求，也都有选择发展模式的能力。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是体现其本质和核心的重要理论基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包括尊重人民的意愿，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做到发展为了人民；也包括尊重人民的智慧、创造和作用，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做到发展依靠人民；还包括尊重人民利益需求，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做到发展惠及人民。充分尊重和保护各民族的“表达权”，这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的。表达权是和选举权同等重要的权利，民众通过对自己利益的诉求，积极投身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中，即可以起到某种“减压阀”的功用，减少社会冲突，又可以为政策执行中出现的问题献计献策来推动社会转型。（五）消减国家的离散力离散力和凝聚力是一对同时存在、互相制约、彼消此长的矛盾统一体，遏制国家的离散力与增强国家认同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的任务。首先，做好对外宣传，抵制外来渗透。乔治·布什在2005年11月对中国进行访问时，参加了一个由基督教团体组织的宗教弥撒活动，当时一位名叫路易·保罗的美国传教士向媒体宣称“中国的宗教自由度比国外想象的要大”。《美国传教士关于中国宗教自由令人遗憾的评价》，载2005年11月30日CNSNNews.com.还有一些媒体针对西藏暴乱妖魔化中国，这些报道只是冰山一隅 。客观冷静地分析，西方一些媒体针对中国的上述表现并非偶然，与其说是源于其思维惯性，还不如说是由于交流不畅所引发的负面效应。“‘西藏危机’清晰地显示出‘中国式’交流方式的局限，如果不适应所针对群体的文化背景，中国在传递信息方面将遭遇困难[法]魏柳南著：《中国的威胁？》，王宝泉、叶寅晶译，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215页。”。对外宣传要做到真实、具体、生动，把我国在执行民族宗教政策以及人权等方面的成就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出去，塑造和展示中国真实形象。其次，扩大民间交往，增强互信。国际上因中国发展壮大所引发的诋毁还会持续很多年。面对这种不利情形，中国人民必须避免陷入到一种民族主义的不良情绪中，因为这种态度只会加深不理解的隔阂，正中西方势力下怀。由于民间外交涉及内容的广泛性和灵活性和其反映着各国人民的利益，是政府交往的有益补充而受到多国的青睐。正如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说：“有时候，尤其是当外界对某些问题存在误解时，官方出面澄清效果不够明显，需要有强大的民间外交力量显示出来，让公众在外交问题上发出他们的声音非常重要，普通人的故事和观点可能有更好的效果。”中国民间外交：全球化背景下的新生力量，新华网，2008年10月4日。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人民外交”的概念。正是基于此，“对外友好协会”于1954年成立并成为中国民间外交的主要渠道。半个多世纪以来，对外友协通过同各国对华友好组织和各界人士建立并发展良好合作关系，组织对外民间文化交流以及建立友好城市等多种途径和方式开展民间外交活动。在目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民间外交可以增强各国人民的互信、加深了解，在一些问题上产生的效果是官方渠道所无法达到的，像中美关系始于在20世界70年代的“乒乓外交”，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和日本的围棋队在中日关系中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一言以蔽之，民间外交客观上促进了政府之间的合作。最后，抵制各种分裂势力的渗透。随着反分裂斗争的进一步深入，各种分裂势力也调整了策略，通过新闻媒体、互联网、文艺作品等方式向广大民众进行思想渗透。针对这种态势，除了在源头上消除潜在危害，还应该对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华民族历史教育。三、结语国家认同指国家的属性、作用同人民的需要、欲求具有相互融洽性，从而受到主体珍重的一种思想认识和实践活动，是人民对国家客观属性的一种主观满足。在国家对公民的意义上，西方对此早有论述， 并成为后来影响全球的两大理论。一是近代西方颇为流行的社会契约论，指出，在国家产生之前人们拥有一些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但是出于蛮荒状态，人人为了自己的权利而不顾他者，就像霍布斯所说的“人对人像狼一样”，为了摆脱这种不安全状况，相互订立社会契约，交出自己的部分权利，由此组成了国家。另一种观点是我们耳濡目染的，国家是权利斗争的产物，最具代表的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国家产生之前社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社会阶段，实行的是原始民主。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氏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急剧分化，矛盾加剧，氏族社会原有的公共权力及其组织体系失去了权威性，社会面临解体。这时候，处于优势地位的一方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就创立了国家。就像恩格斯所说的：“为了使这种对立面，这些阶级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穷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该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之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以上两种理论相比，马克思的国家起源理论看上去更符合社会历史事实，也为人们的革命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撑，但就解决国家合法性问题同契约论相比是无法企及的。在当今主权国家谈论国家起源，看似荒谬，但它促使我们产生这样的思考：当人们让渡自己的权利并认同这个国家时，国家应当做些什么呢？熊培云在谈到国家作用的时候，指出国民是珠宝，国家是珠宝盒，意味着国家若不以国民价值为第一价值，则国家毫无价值，如果国家崛起不以国民崛起为前提和保证，就会闹买椟还珠的笑话。熊培云：重新发现社会，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第6页。发生在中国当前的信仰危机与其说是多元信仰下的价值迷失，不如说是国家在社会管理中的错位。国家作为人造之物，是囊括政府、政党、政治价值观以及法律、制度、国家象征等众多要素的政治实体。这些要素就像是一件件乐器，是否能够演奏出和谐的音乐而引起台下不同群体观众的共鸣，得力于每件乐器的演奏水平以及相互之间的默契配合。一个民族国家是否值得认同，本质是看她能否为全体国民提供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因而，具有普遍的价值内容以及提供满意的服务是现代国家获得认同的必有之路。在此意义上，国家认同建设不是忙于督促每个人来热爱国家和一味的以空洞理论进行教化，而是国家能够爱每一个人，使每一个国民都能够感到幸福感和归属感，如果这一点不厘清，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只会导致相反的愿望出现。“把凯撒的东西交给凯撒，把上帝的东西还给上帝”。认同一个国家不是不得不为之， 而是值不值得认同，一旦国家在满足人们需求的效用方面不到位，认同其它群体以及国家就会是必然的选择。回顾历史，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对现代国家的认识混乱产生了许多问题，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国家应该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不限制社会的创造和发展，同时保护公民的各项权利不被肆意践踏，这是人们订立契约成立国家的圭臬。面对挑战，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这成为每一个负责任的中国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参考文献1、徐晓萍，金鑫.中国民族问题报告[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2、许贲：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新星出版社，2009。3、关凯：族群政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10版。4、胡纪泽《中国人的焦虑—一次文化突围的尝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5、马曼丽：跨国民族理论问题综论[M].民族出版社，2005。6、《美国传教士关于中国宗教自由令人遗憾的评价》，载2005年11月30日CNSNNews.com.7、[法]魏柳南著：《中国的威胁？》，王宝泉、叶寅晶译，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3月。8、[加].威尔·金利卡.多元文化的公民身份----一种自由主义的少数群体权利理论[M].马莉、张昌耀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9、郑永年：中国政府信任危机背后的政治危机，联合早报网2009年09月25日。10、[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商务印书馆，1992,109。11、熊培云：重新发现社会，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12、吴仕民.民族问题概论[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