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公司在華直接投資的戰略調整對技術溢出的影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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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跨國公司在華直接投資的戰略調整對技術溢出的影響分析［摘要］我國入世以後，跨國公司在華直接投資進行瞭一系列戰略調整，由過去被動、試探性的投資轉為積極主動的戰略規劃,在華投資傾向於獨資化，推行本土化戰略，並在我國設立研發中心和地區總部，這些戰略調整對技術溢出產生著不同的影響。本文探討瞭跨國公司在我國直接投資戰略調整對技術溢出的正效應與負效應，並根據我國現階段宏觀經濟整體發展的特點提出瞭應對策略以提升跨國公司在華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正效應［關鍵詞］跨國公司；直接投資；技術溢出；自主創新［中圖分類號1F830.591

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2670（2007）05-0060-04一、入世後跨國公司在華直接投資的戰略調整（一）實施本土化戰略我國加入WT0以後，跨國公司日益重視同我國的社會、經濟、文化相融合，積極實施本土化戰略。跨國公司的本土化是全方位意義上的本土化，不僅包括生產制造本土化，也包括運營管理本土化、采購本土化、研發本土化以及人才資源本土化等，跨國公司將本土化戰略作為其在華長期投資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二）投資策略由生產加工型向研發生產型轉變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中國作為全球重要制造業基地的地位

3、逐漸形成，中國市場的競爭逐漸演變成國際化的競爭。由於中國市場具有許多特殊性，跨國公司如果在中國不投資研究開發項目，就可能會削弱其在華投資的制造業項目的競爭力。況且，中國的大量優秀人才不僅使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研發活動能夠順利地進行，而且還可以給他們帶來降低研發成本、獲得來自異國文化的新思想等利益。因此，近幾年來，跨國公司紛紛在華投資設立研發中心，對華研發投資呈現迅速發展的態勢。跨國公司在華研發中心主要從事當地化研發，部分在華研發機構與跨國公司全球創新體系緊密結合，如通用電氣公司在上海的研發中心更多地是為公司總

4、部及其他海外分公司提供創新成果，微軟亞洲研究院、諾基亞杭州研發中心、松下研究開發（中國）有限公司等都是跨國公司全球性研發中心（三）投資方式傾向於獨資化或控股並積極開展並購活動跨國公司對華投資初期，大多數以舉辦中外合作經營和合資企業的方式中國，這主要是由於國傢政策規定必須由中方控股，加之他們對中國的法律、政策等外部環境不熟悉，對中市場的營銷缺乏瞭解和經驗，需要一個中方合作夥伴來幫助打開市場。隨著中國市場進一步開放，對外商獨資限制逐步減少，加之跨國公司積累瞭在中國市場的投資經驗，對中國市場的駕馭能力增強，跨國

5、公司在華的投資方式越來越傾向於獨資或控股（四）跨國公司在華投資項目趨向系統化“人世”後，隨著市場準入限制的取消，跨國公司在華投資開始由過去的零散投資轉為大規模系統化的投資，即跨國公司不僅向單個企業進行投資，而往往是對一個産業的上、中、下遊各個階段的產品或相關聯的企業、行業進行橫向的投資，或者是對研究開發、采購、生產、銷售和售後服務等各個環節進行縱向或系統的投資。與此同時，跨國公司開始在華建立具有管理中心性質的地區總部，就近管理和協調在華業務，對在中分散的單讣投資項目進行協調控制，整合內部資源，提高運營效率

6、，以提高整體效益（五）跨國公司開始“集聚化”地進入我國市場集聚生存是跨國公司之間基於各自核心競爭優勢，為獲取合作夥伴的互補性資產，以擴大企業利用外部資源的邊界，增強彼此的市場競爭地位而形成的一種事實上的相互依賴、互為客戶或以聯盟為基礎的生存戰略。在我國人世以前，由於政策限制，跨國公司不能成體系“集聚化”地進入中國，中入世之後，隨著金融、保險、運輸等相關服務領域的開放，跨國公司的“集聚化”鏈條會逐漸完整地連接起來，跨國公司“集聚效應”的競爭優勢將得以發揮二、跨國公司在華直接投資的戰略調整對技術溢出的正效應（

7、一）跨國公司在華實施本土化戰略有利於促進我國技術水平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髙首先，跨公司在華推行研發本地化戰略，在華設立研發中心，增加研發投資，具有明顯的技術外溢效應。主要體現在：（1）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的研發中心與國內大學及研究機構展開交流與合作，為中國創新組織的近距離學習提供瞭越來越多的機會，尤其是一些跨國公司將全球性研發中心放在瞭中國，可以引領國內的研究方向，推動中國的技術進步。（2）跨國公司在華研發中心的研究人員絕大部分是在國內招聘的高校畢業生或者引進的留學歸國人員,公司研發中心發揮瞭人才聚集效應，促進瞭

8、我國科技人才數量的增長、研發水平的提高。（3）跨國公司在華R&D投資主要分佈在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醫藥制造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品制造業等技術密集型行業，促進瞭中國相關產業的快速發展，提升瞭我國一些產業在全球化分工中的國際地位。我電子信息産業的快速發展是其中的典型案例。（4）跨國公司選擇京滬兩地作為在中國研發投資的主要地區，在跨國公司的示范下，國內大企業紛紛效仿，將研發機構搬到京滬，從而為北京、上海成為知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