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中国特色的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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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亚生：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作者：黄亚生来源：《财经》杂志2010年第13期来源日期：2010-6-21本站发布时间：2010-6-2122:36:14阅读量：1162次　　中国各级政府从城市化中获得巨大收益，但它们用这些资金为自己建立了华丽无比的办公楼、买车。而没将资金用来补偿失业工人和提高退休工人的待遇，没用来进行国有企业工人再培训和投资对农民工的教育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理论上讲，城市化应是提高国民收入和国民消费的有效途径。城市化程度越高，就越会使土地增值造就有产阶级;城市化会减少交易成本，一般在城市的通信和交通单位成本比较

2、低;还会减少商业成本，使得服务业比较发达。　　但是，这些城市化的经济效益是从逻辑推理得来的，实证结果对这个命题有支持也有反例。当你看到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程度较高，你可能会得出结论：城市化是这些国家发达的原因。但反过来也可以说，这些国家的城市化是它们发达的结果。　　20世纪70年代，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政府拼命追求城市化，它们相信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原因而非结果，但效果并不理想。如果持第二个结论，作为政府就不应把城市化作为一个政策目标。　　我们先来假设城市化推动经济发展的逻辑是正确的，看看这个逻辑的几个前提在中国是不是成立，有没有一定的数

3、据支持。如果城市化要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规模经济水平，就要有一个前提——增加人口密度。但中国城市化的特点是土地的扩张，而不是人口密度的增加。是通过新的城市建立，而不是增加既有城市的人口密度来实现的。　　中国城市化的这一特征至少从1996年-2007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所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来。中国中型城市的人口密度实际是在降低的(至少是户籍人口)，这里最极端的例子是内蒙古康巴什豪华新城，也就是被中国媒体称为“无人居住的‘鬼城’”。这种“空城计”是不可能起到任何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规模经济的作用的。这是纯粹的浪费。　　再来看消费指标。城市

4、化一般会扩大中产阶级的规模，因为消费是衡量中产阶级规模的一个指标。中国城市化的速度从2000年起增长很快，但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却在2000年后大幅下降，现在这一比重为35%，比表面上城市化水平不如中国的印度低20多个百分点。　　当然，衡量中产阶级是一个复杂工程，不能单独依赖一个指标，但至少在消费数据上，看不出中国城市化带来了中产阶级的兴起。　　城市化的积极作用　　城市化对中国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有什么影响?中国城市化最大的正面影响是造就了农民工。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农业是传统的低生产率行业，工业是高生产率行业，要提

5、高收入，有一个简单办法就是人从低生产率行业转移到高生产率行业。　　刘易斯讲的是工业化，不见得是城市化，这是有区别的，特别是在中国。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前期，乡镇企业非常发达，乡镇企业坐落在农村，不见得非得在城市，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并不需要人跑到城市。　　统计局2009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化把2.3亿农民变成了农民工，这过程本身增加了国民收入。2009年我们的调查表明，农民工在广东打工的收入是在老家相同条件下打工收入的2倍-3倍。如果中国城市化能够一次性提高2.3亿人的收入，这是经济上不得了的成就。　　有些读者会反对这个观点。他

6、们会说，从富士康12跳来看，广东农民工的收入还是很低的。但农民工在广东打工的机会成本也很低。他们在富士康打工收入低，但他们在农村收入更低。　　我丝毫没有为富士康开脱的意思，我的观点是中国很多的问题反映了中国农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困境，这不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本身造成的。　　另一个城市化的正面影响是生活成本的降低。因为农民工很有效率，他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成本很低，城市人是最大的受益者。我们本来以前要付很高成本的服务项目，现在只需要付很少的成本就可以获得同样的服务，从这点来讲，也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福利。　　城市化的负面影响　　但

7、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也有负面影响。　　调查数据表明，虽然从农民变成农民工这个过程增加了国民收入，但这是一次性的增加，没有连续性。一份调查里有个问题是“你第一次涨工资是在哪年”?95%的农民工回答是在2005年。虽然样本里有50%多的农民工在2003年已经离开了农村，到了城市。也就是说，农民变成农民工收入是增长的，但一旦变成农民工后工资就不涨了。　　农民工的崛起会冲击城市企业工人，特别是对40岁-60岁和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本来应该有一个社会和经济的补偿机制去降低和消化这种冲击的影响，但我们没有这个社会和经济机制。　　中国各级

8、政府从城市化中获得巨大收益，但它们却用这些资金为自己建立了华丽无比的办公楼、买车。而没将资金用来补偿失业工人和提高退休工人的待遇，没用来进行国有企业工人再培训和投资对农民工的教育。　　中国城市化是在土地公有的制度环境下发生的。在美国、韩国和中国台湾，城市居民所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