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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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显著的增长，这毫无争议。但是中国究竟是确切的拥有了何种体制以至于增长的如此迅速？这个问题有许多争论，一个广泛流行的观点是私有产权，金融自由，政治改革在解释中国的经济腾飞时只起到次要的作用。基于档案研究和调查数据，本书试图提供一个相反的观点：私有产权，资本和MICRO经济的自由，是中国在1980年代经济腾飞的关键。政治体制，正如今天一样，是独裁主义的，但在朝着自由主义的方向转化。中国缺乏明确规定的财产权利，但它大体上在向所有权者的安全的方向上持续改进。但基于这些最初的成功，又如何去解

2、释中国经济现如今本质上的扭曲？这里的关键是要认识到存在两个中国——一个创业者的乡村中国，和一个国家控制的城市中国。在1980年代，乡村中国取得了上风，90年代同样增长强劲。城市中国扭转了这一趋势，当中国政府取消了先前十年中乡村中国很多的高效生产经验，同时，这一扭转并未在GDP的数字里表现出来，它表现在城市中国福利的增长上。在1900年代早期，家庭收入落后于经济增长，同时GDP中劳动所得所占的比重在下降。整个社会的效率在恶化。中国1980年代在自由主义方向上的进展和今日印度表现出的奇迹拆穿了这样一种广为流传的论点，

3、即民主天然的反增长。在2008这个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30周年纪念日里，中国面临着艰难的经济挑战和弱点，中国需要做出长期拖欠的政治改革去改进管理和责任，去把中国放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1998年，当我在上海为我的上本书《SELLINGCHIAN》做调查研究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一个当地的官员是否可以介绍给我一些当地的私有企业家，他奇怪的看了我一眼，问：你是哈佛教授么？做为一个哈佛教授，为什么你对那些在街上卖西瓜，茶叶，坏苹果的家伙们感兴趣呢？作为对他的回应，我礼貌的提醒他：像微软这样的公司也是私有企业主建立并运行的

4、。我进而说在上海这些私有企业主只能卖西瓜和茶叶也许只是因为政府只允许他们做这些活动。对上海这位官员的批评一直萦绕在我心间，并且它提供了我写这本书最初的灵感。对比大多数西方对中国改革的理论，这位官员的观点是如此惊人。西方学院，特别是经济学家的观点，一般都认为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基于私有产权的市场经济制度，只是这项改革遇到了政治上的阻碍。作为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政策制定者们做出了次优的选择，如对国有企业的部分私有化，引入外国竞争，并且在保留国有企业部分私有化的同时鼓励新的企业形式。但真相更接近于上海那位官员的观点。

5、直到1998年，大多数的中国官员还对私有企业主保持着一种完全轻蔑的态度。如果这确实是中国政府选择抑制私有部门的案例，那么这里有一些很大的困惑，第一，如何解释私有部门取得长时间增长这一毫无争议的事实？我在我上一本书《SELLINGCHINA》中提供了一种解释，外商直接投资(FDI)，而不是引进知识和技术，扮演了风投资本或私有公平的角色去提供给这些被抑制的私有企业以融资。这就是为什么FDI在中国如此普遍的原因，从高技术门槛到低技术门槛的工业，从富有到贫穷的地域广为盛行。从我的这本书出版以来，一些有实证支持的文件已经系

6、统的验证了我的这些假设。FDI并不是故事的终结。FDI开始流入中国始于1990年代。如果FDI可以解释1990年代私有部门和经济的增长，那又该如何解释1980这十年？这个问题暴漏了我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无知。我曾经一直假设，像我的许多学院同行那样，中国的改革遵循的是一种渐进的轨迹——首先开始始终而细小的脚步，然后不断加强经济转型的速度和强度。许多年里，我坚持如此的观点：1990年代的改革相比1980年代，是更为快速和接近改革目标的。本书的读者将发现本书的观点正好与上述的相反。它试图表明这样一种事实：真正的中国奇迹发生

7、于1980年代，并且，这种奇迹是由下至上发生的，在许多方面都出现了新的企业形式和显著的自由化倾向。而在1990年代，却大大走向了与这些改革的反面。我开始对我假设的怀疑是在与张伟先生的一场争论之后。张伟，现在是剑桥中国经济的一名讲师，对中国改革的历史有极其深刻的了解。他曾经是中国政府在1980年代一名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以很年轻的扮演参与了天津经济发展区的重要角色。张伟，礼貌但是十分坚定的告诉我：我的渐进观点显著低估了1980年代中国改革的步伐。在这次谈话之后，我开始注意到有相当一部分在中国体系内部工作过的人员，持

8、有与张伟相类似的观点。李昌平，一名中国农村的公务员，我将在第三章提到他，与1990年代发生的改革逆转息息相关。但是学院的研究规则不单单只需要这些体系内人员的观点，它同样需要坚实的数据支持。这是一项挑战。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知道得到中国的精确数据是多么的困难，尤其是1980年代。文化大革命完全摧毁了中国政府的数据收集系统，根据一项研究，在1976年只有46人在中央统计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