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语言接触中的汉语使役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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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代语言接触中的汉语使役句式*⊙张赪(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北京100083)[摘要]汉蒙两种语言致使范畴表达方式不同,元代是汉蒙语言深度接触时期,本文运用语言接触和二语习得的相关理论分析了元代三种不同性质语料中使役句的特点,指出受蒙语影响元代汉语使役句产生了只强调动作的受影响性、而不明确使事与受使成分关系的用法,并进入到元代标准汉语中,而元代“汉儿言语”则表现出使役形式特征与标准汉语基本一致,而语义则与翻译文献语言较为接近的特点。[关键词]汉语;蒙古语;使役句;语言接触[中图分类号]H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80X(2012)02—0078—1

2、0引言1.使役句是指用表示“使役”义的动词“使、教、让”等构成的句子。从句法结构上说,这类句子是兼语句,句子结构一般分析为“主语-使役动词-兼语-VP”,语义为“使事使受使成分发出某种行为或出现某种变化、状态”。如:①(1)周宣使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史记·秦本纪》)(2)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老子》三章)第一例有具体的使役行为发生,本文归纳为“使役义”,第二例未见具体的使役行为,但前后两个事件有因果关系,本文归纳为“使让义”,两类语义都可统一为“致使义”。使役句式上古汉语就有,主要用“使、令”。唐宋时期,汉语使役句式有较大变化,很多新的使役动词大量

3、用于使役句式中,如“教(交)、著(着)”,新的使役动词不仅使用频繁,且所构成的使役句式还发展出“被动义”,如:②(3)总得苔遮犹慰意,若教泥污更伤心。(韩偓《惜花》)2.元代是蒙汉语言深度接触的时期,语言情况复杂。就汉语而言,有主要用于汉人之间的、受到蒙古语影响非常少的标准汉语,代表性语料如元杂剧,虽然杂剧语言一定程度上受限于戏曲这一文体的要求,但还是基本反映了元代“纯汉语”的情况。还有用于汉人和北方民族之间、母语不同的北方各民族之间的“汉儿言语”,是汉语长期与北方民族语言接触、逐渐形成,元代又在蒙古语强烈影响下而最终形成的一种汉语变体,蒙古语的干扰特征较元代的“标准汉语”

4、[1]明显。成书于元末的朝鲜人学习汉语的课本《老乞大》是“汉儿言语”的代表。元代还有一些·78·2012年第2期(总第83期)民族翻译从蒙古语原文翻译而来的直译体文献,如白话碑、《元典章》、《蒙古秘史》等,这些文献的语言在词汇、语法方面都带有非常明显的蒙古语特征,对于这种语言是否是实际口语中使用的汉语[2]变体学术界有不同看法。语言接触理论指出,无论是否熟练地掌握目的语,二语学习者都会把母语的一些特征带进目的语。目的语的不完全习得者的母语特征会对目的语学习形成干扰,而目的语的熟练习得者表达时为了方便也会带进一些母语特征,这些特征形成了二语习得者的“目的语”变体———TL2(

5、TargetLanguage2),如果这些干扰特征被目的语的社会所接受和使用,在目的语和二语习得者[3]之间使用,就带来了语言演变。据此,元代直译体文献语言属于语言接触的第一阶段,而“汉儿言语”是在语言接触的第二阶段。不过,直译体文献内部的语言情况不太一致,其中的“旨书”类往往采用逐字逐句的对译,以免原意被误解,因而比较生硬,而《蒙古秘史》的总译则是用汉语对全书内容作整体的简写,译者是汉语水平较高的北方民族译官,文字风格较“旨书”类流畅。从形成的过程看,语言接触第一阶段的TL2与二语习得中“中介语”的性质非常接近,根据二语习得理论,中介语是动态的、发展的、不断趋近目的语的语

6、言系统,因此我们可以把《蒙古秘史》看成是中高级阶段的二语习得者所使用的“中介语”。由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变化也可能进一步发展、完全进入目的语。已有的语言接触研究显示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主要受社会因素影响,但也会受限于相接触的语言系统的特点,演变的发生、发展要有语言内部的条件。语言接触研究还指出由二语习得者带进目的语的特征常常是语法特征。如本文开头所述,汉语用使役句式表达致使,与汉语不同,蒙语以动词后附使动词缀表达致使,中古蒙语表示使动态的附缀为-ul、-lG,在《蒙古秘史》中用汉字“兀勒”“温勒”记音表示。③汉蒙“致使范畴”的表达属于不同的类型。那么在汉蒙语言接触过程中,蒙

7、语的致使表达会对汉语的使役句式形成什么干扰,是否影响到了“汉儿言语”中,是否进入到当时的标准汉语中,这种影响是否可以从蒙汉两种语言的特征上得到解释。本文想通过对前述三种元代语料的考察和对比分析来讨论这些问题,也想以此来观察“汉儿言语”的特点。3.根据使役句式的结构和语义特点以及唐宋以后使役句式的发展,本文主要考察使役句使用的使役动词、使役动词前的名词性成分(大部分为主语)、使役动词后的名词性成分(兼语)和句式表达的语义几个方面。一、使役动词的使用元代见于使役句式的使役动词主要有:教/交、着、使,以“教/交”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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