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李壮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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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三节白居易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白居易写了大量的“讽喻诗”。他的诗，在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上反映了中唐社会的黑暗和百姓的疾苦，在文学史上闪烁着不可磨灭的光辉。他在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并发展了以往的进步的诗论传统，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较系统的、重在批判现实、暴露黑暗的诗歌主张。一、关于诗歌产生的根源我国早期文论正确的指出文学创作活动源于客观生活，是客观生活作用与作家情感的结果。白居易的诗论继承了这种唯物主义的观点，他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诸于歌诗矣。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虽感遇而形诸咏叹。”先看“事

2、”。白居易所谓的“事”主要是指现实社会中的“不平之事”。白居易所谓的“情”偏重于指悲愤之情。白居易把诗歌创作的源泉主要规定在现实的社会生活，社会的黑暗是刺激诗人创作的主要动因。这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和钟嵘观点的继承。白居易的这一观点也优于韩愈提出的不平则鸣，但他认为天是决定所鸣之物的，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而白居易认为社会现实的黑暗是刺激诗人创作的主因。白居易认为诗歌创作的形成，主要是现实的黑暗是作家产生了遏抑不住的悲愤的结果。二、强调诗歌对现实的批判作用魏晋以来，文学越来越脱离现实、脱离政教。此风大炽于齐梁，而余烈一直延续到初

3、唐。此后，由陈子昂、李白、元结等人，力矫六朝以来的绮丽的文风和脱离现实的倾向，倡导言之有物的社会诗，方使“天下质文，翕然一变”。白居易提倡诗歌积极的干预现实、干预政治。第一，白居易并不是笼统地提诗歌的政治作用，而是特别强调诗歌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和民间疾苦的反映。他反对以诗歌来粉饰太平的“谄成”之风，而主张用诗歌来讽刺朝政，达到“救失”和“补缺”的作用。早期诗论如《毛诗序》中论诗的功用，把美刺并提。而汉以来文学发展的实际趋势使文人的诗歌多美少刺。白居易力斥汉以来诗歌创作中的谄风：“自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

4、。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阕。”在《采诗官》中白居易也抨击了诗人对当权者们的谄媚：“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若求兴喻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自始章句无规刺，渐及朝廷绝讽议。诤臣杜口为冗员，谏鼓高悬作虚器。一人负扆常端默，百辟入门两自媚。夕郎所贺皆德音，春宫每奏唯祥瑞。”白居易一方面反对谄成，另一方面就主张“救失”和“补缺”，希望诗歌能成为批评政治的武器。他响亮地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阕，而难于指言者，辙歌咏之”。他向皇帝疾呼：“欲开壅塞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第二，白居易在倡导诗

5、歌应该批评政治的同时，又十分强调诗人担负着宣泄民情、表达民间疾苦的任务。早期诗论，虽然“美”、“刺”并提，但着重强调的是诗歌对老百姓的教化、统治作用。白居易则与此不同，他特别强调用诗歌来反映他们的疾苦。《寄唐生》高度赞扬了唐生的诗歌是：“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在《伤唐衢》里说诗歌应该“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白居易把歌咏民间疾苦，“使下人之病苦闻于上”，作为诗人的一项义不容辞职责。他不但是这样说，也正是这样作的。在他所写的讽喻诗中，有大量的篇章，直接唱出了当时人民在重赋盘剥之下的悲惨境遇和无告之苦。三、

6、关于“新乐府”体的形式的风格在文学作品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的问题上，白居易主张对作家的作品首先要注意其“风雅比兴”的内容：“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虽雕章镂句，将焉用之？”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详尽地论述了诗歌能以特有的形式感人的作用：“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诗歌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它的内容和形式是有机的统一在一起的。白居易认为，要使诗歌发挥应有的作用，不但应当注意它的“情”与“义”，而且也不能忽视它的“言”与“声”。只有使诗歌“韵协”、“言顺”，才能更好的表达内容。白居易在总结前人乐府诗歌的基础上，创导出一种泼辣

7、的、自由的诗歌形式——新乐府。他在提到他的“新乐府”的诗风时说：“其辞质而迳，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实而核，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布于乐章歌曲也。”所谓“切”，即诗中指事的痛切这违背了儒家所倡导的“温柔敦厚”的“诗教”。白居易的讽喻诗，篇篇闪烁着批判的光芒，其痛切、尖锐、激烈的程度，在封建社会的文人之作中是罕见的。所谓“直”，就是“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它是指在讽喻诗中不靠隐约委婉的寄托而直接言事。这一见解，也颇遭后人的反对。“直歌其事”——即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直言不讳的揭露现实的黑

8、暗。白居易对“直”的提倡，是杜甫等诗人的现实主义手法在理论上的升华。所谓“质”，就是质朴通俗。为了使他的诗歌能在较广的范围内起到“扶壮心”、“张直气”的作用，白居易继承并发展了乐府诗歌的优良的传统，诗作基本上采用当时的口语。苏轼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