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先和清初“历案”的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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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光先与清初“历案”的再评价谢景芳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曾经发生了一场大案；清初天文历法之争。康熙三年（1664），在杨光先等人的参劾下，西洋传教士汤若望被判处死刑（后释放，不久病死），利类思、安文思和南怀仁被判充军；李祖白等五名中国官员被处死，一时朝野震动。四年后，“历案”重翻，接替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的杨光先又被南怀仁参倒，免死发回原籍，病死归途。事情似乎即告结束，然而在320余年之后，在改革开放、文化反思热潮中，“历案”再成焦点，杨光先一句“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不仅使其臭名昭著，且被目为中国士大夫盲目排外、顽固守旧的典型。凡中西文化交流、文化传统反思的著述，几无

2、不口诛笔伐、痛加抨击，甚至斥之为“无赖”、“市侩”，说杨光先患了“红眼病”，其一生是“不光彩的一生”等。[[1]（P195-200）；[2]（P18-19）；[3]（P84-87）；[4]（P147-149）]；这种带有浓烈感情色彩的批判，是否符合历史实际，颇值得怀疑，不可不认真研究以澄清真相。  　　一   “历案”发生前后，杨光先在他的一系列著述中，对传教土所宣扬的造物主——上帝及亚当、夏娃造人和万物，耶稣为“天主”的说法反复辩驳，开言即说：“噫，荒唐怪诞亦至于此哉！夫天，二气之所凝，非可造而成者也。设天果有天主，则覆载之内，四海万国皆天主所宰制，必无独主如德亚一国之理。”且其降生之前，天

3、下“谁代主宰其事？”[[5]（卷下）]并直接揭露传教士“合儒”、“补儒”之说是“援儒而谤儒。历引六经之‘上帝’，断章以证其为，‘天主’”。[[5]（卷下）]应该说，尽管儒家学说本有天与天命之说，后世也做了大量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解说，但中国人始终有着对天的双重认识，既认为天有神圣的一面，倡导要顺天、畏天，又有将天视为自然的一面，主张“人可胜天”。因此，当明末基督教把天当做纯粹造物主和全能上帝的思想传入后，立即遭到普遍反对。比如明末钟始声便就此批驳说：“苟能于一事一物之中见太极易理之全者，在天则为上帝，在鬼神则为灵明，在人则为圣人……倘天地未分之先，先有一最圣者为天主，则便可有治而无乱

4、，有善而无恶，又何俟后之神灵圣哲为之裁成辅相；而人亦更无与天地和德，先天而天弗违者矣。”[[6]（四卷下，P1227）]除钟始声坚决否定天主的存在外，许多知识分子也从多角度提示了中国儒学的天命与天主教的天主之区别，指出中国的“天即理也、道也、心也、性也”；指出构成世界的太极，即理气，并无灵知觉明，无法为万物主宰，“若万化定有主宰，则化善不化恶，但化乐而不化苦”。杨光先也说：“天主造人，当造盛德至善之人，以为人类之初祖，犹恐后人之不善继述，何造一骄傲为恶之亚当，致子孙世世受祸？且其子孙中又有圣、有贤、有智、有仁，不尽亚当之所为，又何人造之哉？天主下世救之，宜过化存神，型仁讲让，登一世于熙皋，其或

5、庶几，乃不识其大而好行小惠，惟以疗人之疾、生人之死为事，又安能救一世之云礽，去恶而迁善，以还造化之固有哉？”[[5]（卷下）]由此可知，杨光先对天主教的批判尽管驳辩有力，基本仍不出明末诸儒的立论范围。   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方面也是如此。杨光先认为：“吾儒以天秩、天序、天伦、天性主教。”而“天主教不供君亲，是率天下而无君父者。”“天主耶稣以犯法钉死，是莫识君臣；耶稣之母玛利亚有夫名若瑟，而曰耶稣不由父生，是莫知父子。何颠倒之甚也。”在这一点上，杨光先确实已揭出中国人之所以不能接受天主教的根本原因。佛教之所以可以为中国人接受，主要就在于其宗旨与中国人的伦常观念相合。杨光先说：“佛经言‘供养千群

6、支佛，不如孝堂上双亲’，尚知父子。”“释氏销罪、崇善、去恶”，而天主教“但以奉耶稣母子者即升之天堂，不奉者即入地狱，使奉者皆善人，不奉者皆恶人，犹可说也；苟奉者皆恶人，不奉者皆善人，不已颠倒赏罚乎？”在杨光先看来，天主教的荒谬固不值一驳，但天主教的无君无父尤其不可容忍。天主教的教义不仅能混乱中国人的思想，简直就是不乱人之国不已。   必须承认，天主教传入后，在中国思想界引起的震动是巨大的，它直接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治国理论和社会秩序。对这种冲击的后果，不仅在于其不符合中国传统，更在于人们很难找出其有益于社会稳定的积极因素。传教士的使命及天主教的排它性，视一切其他宗教为异端的征服特征，也已被中国知识

7、界所洞察。如果承认天主教亚当、夏娃创造人类，如果如传教士所说，中国儒家经典中的“天”即是天主教的“天主”，那么中国“历代之圣君、贤臣是邪教之苗裔，六经、四书是邪教之微言，将何以分别本朝之君臣不为苗裔乎？”[[5]（卷下）]这对已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人来说，当然难以保持沉默！因此，杨光先对天主教徒、历法官员李祖白在《天学传概》一书中公然持此种论调，竟有人随声附和，感到怒不可遏。指出：在明末，崇尚西方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