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元庆的妥协与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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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吉利新标于11月6日诞生了，新标意喻：雀起东方、雄视寰宇。设计上将东方神鸟朱雀幻化，以傲起之姿雄视全世界，象征着源起中国的吉利将如神鸟般傲立国际。设计主体由刚劲有力的曲线构图象征吉利事业根基牢固、稳如磐石，多层的曲线设计则如叠叠巨浪，一浪高过一浪，象征吉利事业蒸蒸日上、蓬勃发展。关于“十月革命”的琐碎回想 当年在苏北游击区新四军的一些战友们，每当提起“十月革命”节，就和“五一”、“七一”、“八一”及新年春节一样，都是大家特别喜庆的节日。那时尽管面对残暴无比的日本强盗，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部队也不时制造事端，使得大家的日常生活异常艰辛，但是每年将近十一月七日，只要没有战事，大家也都眼

2、巴巴地望着这一天早日到来。因为只有在这样的节日及其以后的几顿饭，大伙才能美滋滋地吃到一斤肉。有时候甚至在节日当天，各个所在单位还会和所在地方的党政军民举行一个隆重盛大的庆祝会，同时还会有文艺团体的精彩演出。后来在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中，大体上也是如此。直到1956年春天，在新华社总社的一个小型会议上，听到朱总司令参加苏共二十大带回来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才恍然大悟，痛感“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斯大林，原来是个残暴无比的独裁专制的暴君！从而对以往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情愫才有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同时对原来喜气洋洋的“十月革命”节，也突然产生了一连串的疑窦。比如建国前夕，毛泽

3、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强调要“一边倒”。自从有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虽然毛老人家再三强调决不能丢弃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而且还要大肆挥舞这两把刀子。但是在大家的心目中，这“十月革命”已黯然失色了。在中苏分裂以后，这个“盛大”节日更越来越靠边站了，甚至一去呜呼了；到苏联瓦解，它更踪迹全无。在如此重大变化的过程中，我个人的感念十分庞杂。当年在“十月革命”的强有力的蛊惑下，本人也曾是个狂烈的崇信者，恨不能刹那间就打败日本强盗。1945年春天，我与苏北游击区射阳文工团的二十多位男男女女，深夜穿越沟墩北面四里多地的曾家祠堂敌

4、伪据点附近的一条河流封锁线，在这个据点西边几里地的废黄河堤上的几座草屋中铺的柴草铺上刚睡下，就听到屋外的枪声大作。原来这据点里的鬼子和伪军追杀过来了。文工团的男女同志来不及打背包的，只好披顶着被子向堤西匆忙转移。幸好，堤东有一条小河沟，河沟上架着五六十公分宽的小桥。日本鬼子和伪军虽然有机枪掩护，但必须通过这小桥才能到达这十几米高的废黄河堤上。当地的民兵就严守在几座草屋后面。每当日本鬼子嚎叫着想冲过这座小桥时，民兵们叭叭一阵枪响，一个鬼子就倒在东边的桥头，或从桥上掉在寒冷的河沟里，其他鬼子和伪军只好趴在河东岸的沟坎上，向我们这边猛扫机关枪。那时，我已有十七岁，入党也已有八九个月，担任文工

5、团的一个行政分队长，在业务上又是音乐组长，随身带有一支排戏或演出用的左轮手枪。枪内有四发子弹，其中两发还是“屁股”眼上各冲过一个“鸡眼”的哑弹。我将一颗完好的子弹上了膛，准备和一座草屋后的民兵们共同阻击敌人过桥。但被这座屋后的民兵队长再三劝阻，要我赶快随顶着被子西去的男女同志一道转移。经他再三劝说，我才背起自己的小背包和挂包赶快去追赶文工团稀稀拉拉的队伍。1947年夏天，既受到鲁南沂蒙山上全歼国民党主力74师的巨大胜利的鼓舞，同时也是为了歼灭敌人的生力军，不让蒋介石抽调武装力量，去黄河南岸阻扰刚刚强渡黄河的刘邓大军向大别山地区开展运动战建立基地，坚持在长江北岸到陇海路东段的华东野战军第

6、十一纵队兼苏中军区（司令员为菅文蔚、政委是陈丕显）、第十二纵队兼苏北军区（司令员是陈庆先、政委是曹荻秋）准备联合攻打守敌有一个师和十几个县反动武装力量的盐城。为了更好地反映战争实际，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应运而生。我从苏北文工团（也叫十二纵文工团）的创作组长（也叫文学组长）的任上，被调任这个支社的一名记者。当时我已19岁，比我大的有胡捷（约廿三四岁）和陈清伦（廿二岁）。那时，我们对蒋介石的一党专政、独裁专制都恨之入骨，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能彻底消灭这帮反动势力，像俄国“十月革命”一样，打出个真正自由、民主、平等的共产主义天下。我们约定，一定要深入到最前线，看看我们的战士，特别是共产党员们，是

7、如何英勇顽强实践自己的入党誓言——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乃至生命的。当年八月十日夜，总攻盐城。胡捷同志紧跟攻打西门的谢振华旅，与突击队的同志们一起向城墙上的碉堡冲锋前进。他身中一排子弹，还没有被抬到前线包扎所，就因流血过多而牺牲在担架上。我和陈清伦分别随着廖成美旅的突击队，攻打北门和城墙东北角的碉堡。我本人随攻打北门的战士们与守卫北门土圩子里的敌人拼了刺刀，侥幸而还。这一仗，全歼守敌七千多人，但我们自己的伤亡也很惨重。单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