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筵进读与史学义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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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方数据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FUDANJOURNAL(SocialSciences)No．32009·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经筵进读与史学义理化姜鹏(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200433)【摘要]宋代历史诠释的一个明显特征在于对当下政治的关怀。在经筵中讲读儒家经典与历史经验，为帝王提供治国理据与借鉴的制度安排，也为士大夫提供了利用历史诠释表达政治观念的合理途径。在具体政治环境的刺激下，以唯道德主义为检验标准的观念体系逐步成熟．并渗透到历史编纂中，使史学诠释产生明显的“义理化”倾向。作者将以《资治通鉴》和

2、《唐鉴》为例，检讨这一过程的发生。【关键词]经筵史学义理化《资治通鉴》《唐鉴》宋代历史编纂成就之斐然，已毋庸赘言。④从琐碎、多变的历史经验中提炼出统一、永恒的“道”，为时事处理提供基本立场，是宋代史学赋予自身的任务。这就是学者们通常所谓的史学“义理化”倾向。②这一倾向背后所蕴含的，是宋代学者在编纂、叙述历史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当前意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然就是以《资治通鉴》为中心的“资鉴”派史学。关于宋代的史学编纂，其研究成果之丰富，足以让注重研究史的学者感到敬畏。笔者想追问的是，这一史学义理化过程，何以能在宋代

3、得到顺利展开，并取得重大成果?除了士大夫的自觉意识之外，这个时代为这一现象的出现提供了哪些条件?本文拟引入以往相关研究未曾充分重视的“经筵进读”与现实政治互动的视角，来探讨促使史学义理化的环境。④文章将选取《资治通鉴》以及脱胎于其《唐纪》部分的《唐鉴》为案例，进行具体论证。㈤(一)经筵讲读，是在宋代倡导文治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帝王教育制度，它成熟起来以后又和宋代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发生强烈互动。这一制度肇端于太宗时期，初步形成于真宗朝，到仁宗时，已发展成一种比较成熟的对皇帝进行经史教育的制度。皇帝在规定时间到

4、经筵学习儒家经典和历史，经筵官主要分侍讲和侍读两类，侍讲负责讲解经文，侍读负责进读史传。⑤此后随着制度[收稿日期]2008—04一18【作者简介]姜鹏，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本文为朱维铮教授主持“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项目系列成果之一，同时受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tL,“两宋经筵与宋学的兴起”项目资助。①陈寅恪先生曾有“中国史学莫盛于宋”的断语，为宋史研究者乐于引用。参《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②关于宋代史学义理化的讨论．参张利荣：《试以(唐鉴)析论范祖禹的史学风格》，《兰州学刊)20

5、07年第4期。③方笑一曾有一篇题为《私学与政治权力的结合——北宋“荆公新学”官学化进程论述》(载《文化中国)2005年第l期)的文章，讨论了经筵与学术的互动，但着重点在于新学与政治，很少涉及史学同题。④作为司马光的前辈，欧阳修在撰修《五代史记》时．明确提出以《春秋》为榜样，重新整合五代历史，其实已经开始了史学义理化的历程。但限于篇幅，本文不能对这一内容全面涉及。关于欧阳修的史学特征，请参考吴怀棋：《易学、理学和欧阳修的史学》，载《安徽大学学报》1998年第l期；戴f■柱(RichardL．Davis)H／stor／

6、calCr／t／corCulturalMediator．OuyangXiuOnLegitimateRule，载《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⑤不同时期，经筵职官设置有所不同，除侍读、侍讲外，还有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以及天章阁侍讲和级别较低的崇政殿说书等。限于篇幅，这里不能具体展开。相关讨论，参朱瑞熙：《宋代经筵制度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第55辑。117万方数据的不断发展，经筵参与人员也日益复杂，又使经筵成为君臣议论时政、探讨治术的重要场合。这一制度预期君主能通过对经典范式与

7、历史经验的学习，不仅具备崇高的道德修养，并且能从中获取正确处理国家事务的能力。因此，讲读官往往借诠释经史的机会，在道德修为与时事处理、政策制定等各方面，对君主进行较为明确的方向性引导，甚至直接发表政见，以图影响最高决策。从仁宗晚期始，司马光就打算纂辑一部编年通史，希望通过稽古而达到“至治”。①此后，这项工作获得英宗的支持，得以开局辟属。②在熙宁三年(1070)司马光离开中央政府前，《资治通鉴》虽远未竣工，但《汉纪》及其以前部分已经编辑完成。③治平四年(1067)十月，甫即大位的神宗皇帝初御经筵，便命翰林学士兼侍读学

8、士司马光进读《资治通鉴》。甲寅(初九)日司马光初次进读，内容为《三家为诸侯论》，当即为今见《通鉴》开篇第一条“臣光日”论魏、赵、韩分晋事。神宗面赐手书序文一篇。④此后，直至熙宁三年十一月司马光出都前，经筵进读《资治通鉴》的记录保持着相当的连续性，有确切时间可考的最后一条记录为熙宁三年四月丁亥(廿七)日，进读内容为张释之论啬夫利口。⑤这段内容见于《资治通鉴》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