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奎章政要》真伪和虞、揭关系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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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章政要》真伪和虞、揭关系辨析［摘要］揭溪斯著《奎章政要》一书的说法，最早见于元未陶宗仪《辍耕录》“奎章政要”条。根据与揭溪斯同时的欧阳玄为揭僂斯写的墓志铭、黄潘为揭溪斯写的神道碑可以确定，《奎章政要》是讹窜揭溪斯的《太平政要》所致。“奎章政要”条的描述逻辑乖谬，基本是杜撰，这与元季人士对虞集、揭侯斯才华的估定以及对他们的熟稔程度有关。人们以揭溪斯在《范先生诗序》中所提供的虞集关于'‘元诗四家”的诗评为导火索，对虞、揭关系的解读逐渐偏离事实，引发出许多讹谬。［关键词］《奎章政要》；《太平政要》；揭傑斯；虞集；《范先生诗序》《奎章政要》一书最早见载于元末陶宗仪《辍耕录》卷七“奎章政要”条，陶宗仪的这条记录被明清时期的人们屡为转载，像清人吴景旭的《历代诗话》、清人姚之驷的《元明事类钞》以及乾隆年间编的《日下旧闻考》、《续通志》等著作都转载了此条，影响非常大，而明清之际的黄虞稷在《千顷堂书目》卷九中也著录了“揭溪斯《奎章政要》"一条。可是，在元代有关揭溪斯生平、行状或碑铭的记载中，出现了《太平政要》一书，却并不曾见《奎章政要》一书，《奎章政要》与《太平政要》二书是否就是同一本书的两个名字？为什么会有这么两个名字？在关注这两个问题的过程中，发现它们与元诗四大家、元文四家、元代奎章阁学士院中最重 要的两个人物虞集和揭溪斯之间的关系有很大关联，是研究元代正统诗文不能绕过的一桩公案。一、《奎章政要》是《太平政要》的误称《辍耕录》关于《奎章政要》的记录云：“文宗之御奎章日，学士虞集、博士柯九思常侍从，以讨论法书、名画为事。时授经郎揭溪斯亦在列。比之集、九思之承宠眷者，则稍疏，因潜著一书日《奎章政要》以进，二人不知也。万机之暇，每赐披览，及晏朝有画《授经郎献书图》行于世，厥有深意存焉。句曲外史张伯雨题诗日：侍书爱题博士画，日日退朝书满床。奎章阁上观政要，无人知有授经郎。盖柯作画虞必题，故云。”明清之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九'‘典故类・补载・元代”部分有“揭溪斯奎章政要”这么一条，此外并不见有相关的补充说明，而事实上，陶宗仪这条记录很令人怀疑。据成文于揭傑斯死的当年一一即至正四年（1344）欧阳玄作的《豫章揭公墓志铭》记载：在奎章时，上览所撰《秋官宪典》，惊曰：'‘兹非唐律乎？”又览所进《太平政要》四十九章，喜而呼其字以示台臣日：“此朕授经郎揭曼硕（按：揭溪斯字曼硕）所进，卿等试观之。”其本常置御榻侧。据欧阳玄《墓志铭》交代其与揭溪斯乃多年同事，交谊甚厚，而且其《墓志铭》是据史官刘闻撰写的行状所作，时间近在咫尺，因此欧阳玄的叙述应该绝无错讹一一揭溪斯曾 经写过一部《太平政要》的著作进献给元文宗。由于揭溪斯“以（辽、宋、金三史）总裁宿史馆得寒疾,归寓舍，戊戌薨”，故死时备极哀荣，至正七年（1347）黄涪奉命作《揭公神道碑》。这时，纪念揭溪斯已上升为顺帝顾念老臣的一种政治表态，为他写神道碑也就成为一件相当郑重、隆重的政治事件。所以时任翰林直学士的黄涪诚惶诚恐地接受了这项任务，他撰写的《神道碑》参考了刘闻所作的行状以及欧阳玄所作的《墓志铭》，关于《太平政要》，黄涪写道：上时坐阁中，有所咨访，奏对称旨，恒以字呼之而不名。中书荐用儒臣，必问之曰：“其才何如揭曼硕？”间出公所上《太平政要》四十九章示台臣曰："此朕授经郎揭曼硕所进，卿等试观之。”其见亲重如此。由欧阳玄、黄涪这两位关系非常亲近的同事的记载来看，揭溪斯的《太平政要》在文宗时期颇为有名，不仅文宗非常欣赏，时常置于榻侧观览，而且当时其身边的文臣也有可能见过。既然《墓志铭》、《神道碑》都指出揭溪斯曾进献《太平政要》而深为文宗青睐，身处民间的陶宗仪根据“闻见琐事”载记成书的《辍耕录》，其真实可信程度显然不能与欧阳玄、黄墙亲见亲闻其人其事，且郑重撰写的碑志相比。因此，我们也可据以推断，《辍耕录》中的《奎章政要》是根据揭溪斯撰写的《太平政要》讹窜出的，而《千顷堂书目》中著录“揭溪斯《奎章政要》”又极可能是从《辍耕录》得出的记载。黄虞稷编撰的《千顷堂书目》“所录皆明一代之书经”，是考究明朝学术和文献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四库馆臣认为“ 考明一代著作者，终以是书为可据”。而《千顷堂书目》在每类之末，各附以宋金元人之书，对于这些内容，四库馆臣认为"既不赅备，又不及于五代以前，其体例特异，亦不可解”，批评得很有道理。黄虞稷可能对于其他朝代的情况都比较陌生，就像对元代，他的了解程度就非常不尽人意，例如书中载李好文又载李好问，二者乃同一人，却并无辨析。四库馆臣在修撰《四库全书》之际，常将《千顷堂书目》置于案旁参考，但关于揭溪斯著有所谓的《奎章政要》，四库也未与采信。明明连源头都没有的东西，到后来怎么可能变出来呢！二、元末民间杜撰“奎章政要”轶闻的原因辨明《奎章政要》的真伪并不难，只要找到核实的材料就行，值得纠讨的是，《辍耕录》为何杜撰这条“奎章政要”，人们相信它的背景依据是什么。因为事情牵涉到虞集、揭溪斯、柯九思、元文宗等等一些元代盛世时期的重要人物以及奎章阁学士院这一著名文化机构，因此弄清人们杜撰的原因比辨明书的真伪更关键、更有助于了解事情的原委和虞、揭关系。根据《辍耕录》“奎章政要”的描述，揭溪斯所以撰写《奎章政要》进献文宗乃是因为宠眷不如虞集、柯九思二人而心存嫉妒，故努力撰成《奎章政要》偷偷进献文宗皇帝以邀宠，结果此事因柯九思作《授经郎献书图》而暴露，张雨题诗讽刺，遂贻笑后人。《辍耕录》作者陶宗仪虽交结者多文雅之士，但却从未做过官，甚至连大都都不曾去过，《辍耕录》乃是据“闻见琐事”载记而成，并非实录。《辍耕录》中“奎章政要”的描述存在许多民间政治猜臆和捕风捉影的成分。 首先，民间对柯九思、虞集比揭溪斯更亲近、熟悉。柯九思于1332年下半年辞官回到吴中，直到1343年去世。而虞集在《经世大典》完成之后，1333年10月也以病回到江西临川，到1348年去世，基本没有回到朝中。揭溪斯卒于1344年，一直为官至死，且到后来反而职位越来越高。回到江南的虞集、柯九思都有十余年时间闲处江湖，与民间文人雅士来往频繁，危素说：“（虞集）暮年归休江南，又十有六年，求为著述者填咽于门，往往曲随所愿而泛应之”，民间对他们的熟悉程度与好感程度远甚于一直髙髙在上的揭溪斯。而且揭溪斯本人为人相当低调，在朝期间，虽“人才因公言知名，善政因公言张本”，但“出不以告人，人亦鲜知之”。其次，在政治智慧上，揭溪斯或许比虞集、柯九思更高明，这也使民间更容易臆猜揭溪斯会暗用心机。应该说，揭溪斯的确更善于立身政坛，在朝期间从未招来嫉妒，其死之日，"京师大雨弥月，朝缙大夫闻者，不避泥潦,驰往哭之，人人尽哀。中书出公用钞二千五百缗率先为膊，于是枢密院、御史台、六部以下咸致膊仪有差。车驾在上京,适遣使赐诸总裁及史官燕劳，以公故咸援礼辞，中书为改燕之日。使者归上京，白宰相，宰相以闻，有旨赐中统万缗给丧事。有司议以驿舟送其亲归江南”。而虞集则显然与同事相处有隙。据载，虞集曾“受命草一勋旧封王制词于内庭”，两位皇帝亲信悄悄对虞集说：“上意姑与国公”，虞集便按同事所云草书。“有顷，丞相来自榻前，趣进草，甚遽。公以草视之，愕然。公悟同列绐己，亟易其词以进，终无所言。”而且，虞集多次被同列挤兑，连文宗都不免发怒说：“一虞伯生，汝辈不能容耶？”至于柯九思，他更是被权臣攻击说“性非纯良，行极矫请，挟其末技，趋附权门”，并经常请求皇帝“罢黜之”，最终柯九思在朝中立身不住，自请辞官回籍。虞集、揭傑斯、柯九思等人在朝中的种种细节未必为民间所知晓，但对于民间来说，虞、揭、柯三人同为南方人,同在奎章阁，何以官品更高者如虞、柯二者倒辞官回籍，而品阶最低的揭溪斯却留在朝廷，官职越升越高，揭溪斯又曾献书给文宗，让文宗十分欣赏，于是人们怀疑揭僥斯依靠献书邀宠而获得政治资本，一定程度上比虞集、柯九思两人更 有伎俩。第三，“奎章政要”窜出张雨的题诗与张雨在元末的影响有关。陶宗仪的《辍耕录》成书于1366年，张雨卒于1350年。张雨壮年之际曾与赵孟頫、虞集、揭溪斯等元中叶文坛艺苑领军人物屡有唱酬、交游，黄厝形容其时张雨与馆阁高层来往的情形说：“方相与鎔金铸辞，著为训典，播为颂歌,以铺张太平雍熙之盛。伯雨周旋其间，又皆与之相接以粲然之文，如坝鸣而麓应也”，等赵孟頫、虞集、揭溪斯等人纷纷谢世之后，张雨成为文坛艺苑的前辈。后生小子需要挤入文坛艺苑，倘得到张雨的品题，便能身价倍增，而张雨又恰是热心之人，凡“挟所长以为贽”者，张雨“皆莫之拒，虽细弗遗”。所以陶宗仪《辍耕录》撰写、成书的时间正是张雨在江南士子心中最受人们推崇的时间，而张雨与馆阁文臣间那些真真假假的轶事也很容易成为人们的耳事材料。《辍耕录》乃“杂记闻见琐事”而成，则一些诸如“奎章政要”之类真假难辨的琐事传闻就可能被采撷其中了。第四，人们对虞、揭诗文才华的认定也影响了民间对二者的认知。而实际上人们所以会得出虞、揭高下之评定的基础，是来源于揭溪斯在《范先生诗序》（1340年作）中的一段话：“（范椁）与浦城杨载仲弘、蜀郡虞集伯生齐名，而余亦与之游。伯生尝评之日：杨仲弘诗如百战健儿，范德机诗如唐临晋帖。以余为三日新妇，而自比汉庭老吏。闻者皆大笑。”这段话是后人据以评定虞、揭诗风以及品格高下的 祖评，如果揭侯斯很以评点为是的话，应该不会自己写出。而且这段话也没有再见于虞集的诗文集。正因为揭溪斯对虞集所评有些不以为然，于是通过评范椁的诗对虞集之评提出反驳，揭溪斯写道：“余独谓范德机诗以为唐临晋帖终未逼真，今故改评之日：'范德机诗如秋空行云，晴雷卷雨，纵横变化，出入无朕。又如空山道者，辟谷学仙，瘦骨岐憎，神气自若。又如豪鹰掠野，独鹤叫群，四顾无人，一碧万里。差可仿佛耳。'”事实上，四库馆臣也觉得虞集的评价有些粗疏了，说：“椁诗格实高，机杼亦多自运，未尝规划刻画古人。固未可以唐临晋帖，一语据为定论矣。”可能虞集、揭傑斯都没有想到，这段评点却给后人很大的想象空间。源于对揭溪斯这段材料的解读以及虞集、揭僂斯一些诗作的线索，后人们得以捕风捉影、编撰出虞、揭相互比较的故事。首先是陶宗仪的解读。《辍耕录》卷四“论诗”载：尝有问虞先生曰：“仲弘诗如何？”先生曰：“仲弘诗如百战健儿。”“德机诗如何？”曰：“德机诗如唐临晋帖。”"曼硕诗如何？"曰：“曼硕诗如美女簪花。”''先生诗如何？”笑曰：“虞集乃汉廷老吏。”盖先生未免自负,公论以为然。陶宗仪将揭僂斯说的“三日新妇”改为“美女簪花”，并且也微微带出虞、揭间高下的判断。到明万历问蒋一葵的《尧山堂外纪》，陶宗仪的那点意思被强化了，文载：揭闻“三日新妇”之语不悦，尝中夜过伯生，问及兹事。一言不合，挥袂遽去。后以诗寄伯生（即《忆咋》四首，此略）。伯生得诗，谓门人曰：“揭公才力竭矣！”就答以“故 人不肯宿山家，夜半驱车踏月华。寄语旁人休大笑，诗成端的向谁夸。”并题其后云：“今日新妇老矣。”揭召至都，果疾卒。蒋一葵这段描述不仅万历时候的胡应麟、清初的王士稹转述，而且被四库馆臣采用。且对蒋一葵的这段描述再作考究：这段描述首先是移栽了程文的事迹编撰而成。虞集那首“故人不肯宿山家”诗题为《送程以文，兼柬揭曼硕三首》，共三首：“朴学清忠荷主知，每惊异论苦相危。只缘自信非乡愿，俟命从容绝妄思”；“玉堂北面是秋官，健笔相遭白昼寒。莫怪讨论成i争论，御床夜索草篇看”；"故人不肯宿山家，夜半驱车踏月华。寄语旁人休大笑，诗成端的向谁夸”。程文字以文，撰有名为《文昔以笔札从侍书著书阁下，公去国，今十年矣。去年夏，谒公于临川之里第。今年秋，将如怀孟，过姑苏，钱先生出公手札，并得示文，伏读怅然。先生俾题其后，不敢固辞》的诗作，该诗写道：“圣代崇文迈汉唐，相如词赋早为郎。天门侍燕常终日，江客悬车已十霜。展卷得诗惊健笔，几时怀旧忆他乡？先生绝学追千古，一树寒梅压众芳。”可以看出虞集、程文两人的诗是前后呼应的。程文此诗尾署“至正元年九月十七日，新安程文”，即1341年深秋，而程文1340年夏天拜访了寓居临川的虞集，则虞集诗中所谓的“故人”应该是程以文而不是蒋一葵所指的揭溪斯。根据程文这首诗的诗名，可以推知虞集诗写于1340年。而翻检虞集的集子，并没有见到所谓“今日新妇老矣”的诗后题。再看相关的揭溪斯的《忆昨》（四首），全诗同样也是写文宗时代奎章阁的日常工作，但都是君臣相得、雍雍熙熙的场面，诗云“五载光阴”，文宗在位时间五年，1332年卒，揭氏诗可能是元统年间（1333-1335）的作品，是写在虞集诗作之前。值得注意的是第四首，这首 是我们讨论虞、揭关系的一个重要线索。诗中说''诸生讲罢仍番直，学士吟成每自夸”，是说自己作为授经郎，在给帝室贵胄学生讲完课后依然在岗值班，而虞集作为侍讲学士以诗才敏捷而常陪侍文宗左右。所陈述的是一种工作状态。必须指出的是，揭溪斯写这些诗的时候，虞集已退居江南，而揭溪斯为人正直而有雅量，故其作应该并无他意。而虞集诗所谓“寄语旁人休大笑，诗成端的向谁夸”，应是回答揭溪斯诗中所谓"学士吟成每自夸”以及揭溪斯此年（1340）写的《范先生诗序》中虞集评过杨、范、揭、虞诗后，“闻者皆大笑”的意思。其实，虞集在奎章阁为侍书学士时，处境并不舒服。虞集的为人据欧阳玄撰写的《神道碑》说：“公坦易质直，扬擢人品，质正文字，臧否惟是之从，无所顾忌，故朝论屡以御史才荐之。然亦以是贾怨，动以危事中之”，深为以权臣燕帖木儿为首的监察御史机构所忌惮，曾多次遭到弹劾，以至于虞集等曾被逼得要辞职。因此上引虞集几首诗当是对其在奎章阁生活的一种回忆和心迹吐露。因为虞集的诗是送程以文，兼柬揭溪斯，所以虞集应该是托程文将他的意思带给揭溪斯。另外，1340年前后，是揭僂斯仕途到达顶峰的时间，一个虽曾为上官，却已退居江南，另一个官至上位，正备受尊信，且两人曾经共事多年，唱和频繁，关系不坏，虞集之诗应该不至于含有讥讽。三、“奎章政要”轶闻与事实违谬甚多最后，我们由上面的论述已经知道《奎章政要》一书根本不存在，而且事实上，陶氏的整条“奎章政要”描述也大 有杜撰臆造的成分。这样一种篡改史实的记录越被人转载、传播，就越会使研究陷入伪谬。第一，翻检元代所留下来的史料以及书法、绘画作品，除了《辍耕录》中提到《授经郎献书图》这幅画，再无别处记载，则这幅画的真实性很让人怀疑。关于柯九思、虞集、揭溪斯三人在奎章阁的地位与职责，据可信史料、文献记载,柯九思早在文宗还在潜邸之际就深受宠信，文宗未即位前就欲筹建奎章阁，曾向明宗递交一份奎章阁人员名单，这其中就有柯九思的努力。奎章阁建立之初，文宗还“特恩创制牙牌五十，于上金书'奎章阁'三字，一面篆字，一面蒙古字、畏吾儿字，令各官悬佩，出入无禁”。柯九思因受文宗宠眷,由一平民特超授学士院五品鉴书博士，其职责是鉴定“内府所藏法书名画”。虞集学问超群，被授予奎章阁侍书学士，其职责是为皇帝讲授经典，阶正二品。天历二年，文宗想让“勋戚大臣之子孙”都受汉学教育，遂命“学士院择可为之师者”，虞集在学士院，他也在其中挑选和举荐可为师者，选拔最终“得十余人”，人们公认“无以易公（揭溪斯），乃擢公授经郎”，授经郎阶正七品，职责是"专一训教集赛官大臣子孙”。他们三者品级不等，各自之间都差了两等而且各司其职，揭溪斯欲献书邀宠则显得很不自量力。而且，文宗与奎章阁文臣在一起也多是讨论、鉴赏书法和名画，文宗喜欢与奎章阁文臣一道讨论宫廷内院收藏的法书、名画，这一定程度促进了元代题画诗的盛行，但揭溪斯献书、柯九思作画、虞集题诗，甚至张雨题诗讽和，这是民间对奎章阁 生活以及阁臣与皇帝关系的想象。第二，文章既然说凡是柯九思作画，虞集必然题诗，那么为何不直接引虞集的题画诗，倒去引张雨的题诗呢。这里应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一，虞集的作品集中根本就没有所谓授经郎题画诗之类的作品。虞集与柯九思关系密切，确实有大量为柯九思画作的题画诗，柯九思是以画竹、树、木一类的题材擅名，虞集的题画诗也都是这类题材，并无人物画的题诗。虞集声名在当代就非常大，其诗文著作曾被时人一再搜集、刊刻，而且如果虞集真写过这么一篇题画诗的话，那么以其牵涉到柯九思、揭溪斯、张雨甚至元文宗这些极受世人关注的著名人物来看，这篇作品也绝不可能被人忽略。元代也没有什么文字狱，这首诗也不可能会被官方禁绝。既然虞集作品集中并未见到《授经郎献书图》的题画诗作品，则只能是虞集根本就没写过这篇作品。二，张雨也不可能有机会作那首题画诗。张雨之生，'‘去宋季未久”，“早年及识赵孟頫，晚年犹及见倪瓒、顾瑛、杨维桢，中间如虞集、范柠、袁橢、黄涪诸人皆深相投契”，是贯穿有元一代文坛艺苑的知名人物，但据张雨的经历，并没有机会看见所谓的《授经郎献书图》。张雨曾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随从开元宫真人王寿衍入京师，以此张雨与赵孟頫、范椁、杨载、袁楠相识；1314年，张雨仍留于京师,与虞集等相识。1315年，张雨回钱塘，住持西湖福真观，元仁宗延祐六年（1320） 张雨辞福真观主持，徙居开元宫。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开元宫毁，张雨到华阳主领崇寿观。元文宗年间（1329-1333）,张雨一直居茅山。此后张雨也一直居游于江南一代，并未再到京师。所以张雨并未进宫，也没有进入奎章阁，他不可能有机会看到柯九思作的宫廷画。而作为一幅事关宫廷内院、皇帝与阁臣活动的记事画，它也不可能随便流传民间，让民问文士随意题评。另外，必须提到的是，1332年3月到6月，以权臣燕帖木儿为首的监察御史机构对奎章阁深受文宗宠爱者雅琥、柯九思多次弹劾，于是柯九思1332年辞官回到吴中，并与江南吴中一代文士多有交往，张雨有可能藉柯九思之口知道一些宫廷内院的事情，但柯九思本人的作品中尚且无丝毫关于《授经郎献书图》的线索，张雨一个外人怎么可能详悉其事呢？如果柯九思芥蒂宫廷内府之事，那他又怎么可能随便说出来让张雨去作诗讽喻呢？这种掩耳盗铃的伎俩不仅柯九思未必肯为，而且他即便愿为，以其在被朝中权臣挤兑出朝的经历，他又岂能不有所顾忌而缄口呢？三，张雨没有写过所谓授经郎献书之类的诗作。《辍耕录》中张雨的这首诗，又见于张雨《句曲外史集》“补遗”。据《四库提要•句曲外史集》所述：'‘雨手录平生诗文甚富,明成化间姚绶购求得之，嘉靖甲午陈应符讐校付刊凡三卷，而以刘基所作墓志，姚绶所作小传附之。崇祯间常熟毛晋复取乌程闵亢衢所录遗佚若干首为《补遗》三卷，附以明初诸人酬赠之作，晋又与甥冯武搜得雨集外诗若干首合刻之，仍以徐世达原序冠于卷首。”又据姚绶《句曲外史小传》交代《句曲外史集》获得缘由云：“ 绶五、七年前从甘泉刘邦彦得八帖，往往言造酒必善饮。又见其手录诗文各一册，予以古书画一卷易得诗册，计二十六纸，五七言诗八十一首。”这样看来，《句曲外史集》中的作品是张雨本人手录的，这部分内容最真实可信，但这三卷诗作中并没有所谓授经郎献书的题诗。如果说张雨曾经题写过此诗，他应该不会忘记。而且以虞集在元代朝野的名声与影响，张雨晚年还特将他与朝野名人的交游唱酬作品编成《师友集》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张雨也应该不会将所谓授经郎献书图这样题材的题诗隐匿不彰。另外，揭溪斯被选为授经郎是大家公认没有谁可以替代的，而且他以平民被举荐人馆阁，乃当时诸如赵淇、程柜夫、卢挚、李孟、赵孟頫、元明善等名流都纷纷看好他所致,张雨进京之际，揭溪斯与虞集等人的名声不相伯仲，张雨生于冢宰人家，又一直斡旋于名流翰苑，他怎么可能随便说“无人知有授经郎”这样刻薄无根由的话呢？种种记载表明，张雨本人没有写过所谓授经郎献书之类的诗作，那首诗所以会出现在他的《句曲外史集》的《补遗》中，只可能是《辍耕录》首先伪撰了那首诗，而明清之际的人都将《辍耕录》中的记载作为征信，于是，崇祯之际的闵杭衢、毛晋等人就可能将《辍耕录》中的张雨题诗再增补到张雨的遗佚作品去，以讹传讹了。《辍耕录》中“奎章政要”条的记载不仅歪曲了事实，而且对揭溪斯的人品有污蔑，是颇不负责的描述。第一，揭溪斯生前受文宗亲重，顺帝尊信，无须邀宠。《经世大典》修成，文宗读过揭侯斯所撰写的《宪 典》部分后，对身旁近臣说：“此豈非唐律乎？”元朝取法唐朝，最以唐代为重，文宗这样评价揭溪斯的《宪典》，则可见他对揭溪斯的评价之高。为此，文宗特授揭溪斯艺文监丞参检校书籍事。揭溪斯心地纯实，一心以国事为重，'‘其言往往寓献替之诚，务以裨益治道”，文宗生前'‘屡称其纯实”。顺帝时代，揭侯斯更受皇帝尊信，擢拔超等。元统初年，顺帝让揭溪斯到便殿诏对，“慰谕良久，命赐以诸王所服表里各一，躬自辨识以授之”。后至元五年（1339）揭溪斯奉旨代祀北岳、北海、济渎、南镇，然后顺道回家。那时是伯颜主政，"屡促其还，侯斯引疾固辞。既而天子亲擢为奎章阁供奉学士，乃即日就道，未至改翰林直学士，及开经筵再升侍讲学士、同知经筵事，以对品進階中奉大夫”，“独侯斯进四等转九阶，盖异数也。”揭溪斯七十岁时，请求致仕回去，“上闻，亟遣使追及潮南，拜表力辞，再遣使，奉上尊谕旨还。撰《明宗皇帝神御殿碑》，文成求去，不听。夏四月，诏修《辽》、《金》、《宋》三史，命右丞相为都总裁,中书平章政事特穆尔达实以下凡六人为总裁官，公预其选，遂不得辞”。这样看来，揭溪斯在任一直至死期间，根本就无须邀宠而位极人臣，他根本不可能也不必去偷偷献书邀宠。第二，揭溪斯恰恰是个愿意自晦声名，不肯邀宠之人。揭溪斯未入馆阁之前，得到著名大臣程铠夫的赏识，程柜夫将堂妹嫁给他，而揭溪斯进京之后，与程柜夫相处端敬客气,以至于程柜夫的门客都不知他与程柜夫是肺腑之亲。揭溪斯 在奎章阁为授经郎，专门训教勋戚大臣之子孙，这些人后来多成为重臣，而揭溪斯''待之泊然，不矜诩以为声援”。揭溪斯为人“清苦俭素，老而不渝”，他做授经郎时，他的贵族学生们见他每天清晨徒步上朝，总是“宫门辨色”，比其他侍臣早到，就谋划着买一匹马送给老师。揭溪斯知道后，就自己买了一匹马骑着上朝，然后过了不久又卖掉那匹马，并告诉学生自己不骑马上朝是不愿意骑，而不是买不起马。揭傑斯生前为人如此，与《辍耕录》中所录的“奎章政要”条所述行径迥异。实际上，即使是元文宗奎章阁时代，虞集、揭溪斯二人也很少在没有旁人的情况下契厚地交游唱酬，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平常、淡然，在他们大量的诗文唱酬作品中，除了上述几首隔空应和的诗作，两人并没有太多交集。或许这也是人们认为他们之间存在竞争和不睦关系的线索吧。如果再加上陶宗仪《辍耕录》中“奎章政要”对揭溪斯、虞集关系的描述以及虞、揭的诗歌线索，后人们要撰出虞、揭间互有争竞,心存高下的关系也似乎理成自然。连四库馆臣都相信虞、揭之间略有芥蒂。《四库提要•文安集》阐释虞、揭关系道：“虞集尝目其诗如'三日新妇'而自目所作如'汉庭老吏侯斯颇不平，故作《元臣忆昨诗》有'学士诗成每自夸'句,集见之答以诗曰：'故人不肯宿山家，夜半驱车踏月华。寄语旁人休大笑，诗成端的向谁夸。‘且题其后曰：'今日新妇老矣。'是二人虽契好最深，而甲乙间乃两不相下。”由四库馆臣的提要看来，他们相信虞、揭之间虽然关系契好，但也存在高下的争竞，而显然揭溪斯之才力远不及虞集，所以, 揭溪斯自取其辱，贻笑后人就在所难免了。以《四库全书》一字之褒贬都将深刻地影响到后来者判断的巨大影响力，于是揭溪斯才华平庸、心胸狭小的形象便渐人人心，连带着“元诗四大家”乃至元代诗坛的形象也略显庸鄙，确实让人深叹。综上所述，本篇辨析《奎章政要》一书的真伪，最基本的目的固然是去伪存真，但通过辨析此书的真伪更主要的目的却是：一、了却”元诗四大家”中虞集与揭溪斯之间是否存有芥蒂的公案，虞集、揭溪斯作为元代正统文坛的领袖，他们的言行曾为一代文人所瞩目，对他们之间关系的把握不仅仅是厘清其中私人恩怨，更是藉以把握他们那一段文学史的评价与判断；二、元代文献的采信。元代文献经过战乱以及明代官方的有意疏离，大量散佚，所留下的东西讹窜颇多，这大大影响了明清学者的学术判断，也同样深刻地混淆了当今学者的视线，所以在叙述元代文学源流之际，须辨清源流。三，《奎章政要》一书名称的杜撰主要是误解了揭溪斯的为人，廓清这个问题，对于元代诗文研究也颇有必要。（责任编辑：陆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