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奎章政要》真伪和虞、揭关系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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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奎章政要》真伪和虞、揭关系辨析［摘要］揭溪斯著《奎章政要》一书的说法，最早见于元未陶宗仪《辍耕录》“奎章政要”条。根据与揭溪斯同时的欧阳玄为揭僂斯写的墓志铭、黄潘为揭溪斯写的神道碑可以确定，《奎章政要》是讹窜揭溪斯的《太平政要》所致。“奎章政要”条的描述逻辑乖谬，基本是杜撰，这与元季人士对虞集、揭侯斯才华的估定以及对他们的熟稔程度有关。人们以揭溪斯在《范先生诗序》中所提供的虞集关于'‘元诗四家”的诗评为导火索，对虞、揭关系的解读逐渐偏离事实，引发出许多讹谬。［关键词］《奎章政要》；《太平政要》；揭傑斯；虞集；《范先生诗序》《奎章政要》一书最早见载于元末陶宗仪

2、《辍耕录》卷七“奎章政要”条，陶宗仪的这条记录被明清时期的人们屡为转载，像清人吴景旭的《历代诗话》、清人姚之驷的《元明事类钞》以及乾隆年间编的《日下旧闻考》、《续通志》等著作都转载了此条，影响非常大，而明清之际的黄虞稷在《千顷堂书目》卷九中也著录了“揭溪斯《奎章政要》"一条。可是，在元代有关揭溪斯生平、行状或碑铭的记载中，出现了《太平政要》一书，却并不曾见《奎章政要》一书，《奎章政要》与《太平政要》二书是否就是同一本书的两个名字？为什么会有这么两个名字？在关注这两个问题的过程中，发现它们与元诗四大家、元文四家、元代奎章阁学士院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虞集和揭溪斯之间

3、的关系有很大关联，是研究元代正统诗文不能绕过的一桩公案。一、《奎章政要》是《太平政要》的误称《辍耕录》关于《奎章政要》的记录云：“文宗之御奎章日，学士虞集、博士柯九思常侍从，以讨论法书、名画为事。时授经郎揭溪斯亦在列。比之集、九思之承宠眷者，则稍疏，因潜著一书日《奎章政要》以进，二人不知也。万机之暇，每赐披览，及晏朝有画《授经郎献书图》行于世，厥有深意存焉。句曲外史张伯雨题诗日：侍书爱题博士画，日日退朝书满床。奎章阁上观政要，无人知有授经郎。盖柯作画虞必题，故云。”明清之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九'‘典故类・补载・元代”部分有“揭溪斯奎章政要”这么一条，此外并

4、不见有相关的补充说明，而事实上，陶宗仪这条记录很令人怀疑。据成文于揭傑斯死的当年一一即至正四年（1344）欧阳玄作的《豫章揭公墓志铭》记载：在奎章时，上览所撰《秋官宪典》，惊曰：'‘兹非唐律乎？”又览所进《太平政要》四十九章，喜而呼其字以示台臣日：“此朕授经郎揭曼硕（按：揭溪斯字曼硕）所进，卿等试观之。”其本常置御榻侧。据欧阳玄《墓志铭》交代其与揭溪斯乃多年同事，交谊甚厚，而且其《墓志铭》是据史官刘闻撰写的行状所作，时间近在咫尺，因此欧阳玄的叙述应该绝无错讹一一揭溪斯曾经写过一部《太平政要》的著作进献给元文宗。由于揭溪斯“以（辽、宋、金三史）总裁宿史馆得寒疾,

5、归寓舍，戊戌薨”，故死时备极哀荣，至正七年（1347）黄涪奉命作《揭公神道碑》。这时，纪念揭溪斯已上升为顺帝顾念老臣的一种政治表态，为他写神道碑也就成为一件相当郑重、隆重的政治事件。所以时任翰林直学士的黄涪诚惶诚恐地接受了这项任务，他撰写的《神道碑》参考了刘闻所作的行状以及欧阳玄所作的《墓志铭》，关于《太平政要》，黄涪写道：上时坐阁中，有所咨访，奏对称旨，恒以字呼之而不名。中书荐用儒臣，必问之曰：“其才何如揭曼硕？”间出公所上《太平政要》四十九章示台臣曰："此朕授经郎揭曼硕所进，卿等试观之。”其见亲重如此。由欧阳玄、黄涪这两位关系非常亲近的同事的记载来看，揭溪

6、斯的《太平政要》在文宗时期颇为有名，不仅文宗非常欣赏，时常置于榻侧观览，而且当时其身边的文臣也有可能见过。既然《墓志铭》、《神道碑》都指出揭溪斯曾进献《太平政要》而深为文宗青睐，身处民间的陶宗仪根据“闻见琐事”载记成书的《辍耕录》，其真实可信程度显然不能与欧阳玄、黄墙亲见亲闻其人其事，且郑重撰写的碑志相比。因此，我们也可据以推断，《辍耕录》中的《奎章政要》是根据揭溪斯撰写的《太平政要》讹窜出的，而《千顷堂书目》中著录“揭溪斯《奎章政要》”又极可能是从《辍耕录》得出的记载。黄虞稷编撰的《千顷堂书目》“所录皆明一代之书经”，是考究明朝学术和文献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

7、四库馆臣认为“考明一代著作者，终以是书为可据”。而《千顷堂书目》在每类之末，各附以宋金元人之书，对于这些内容，四库馆臣认为"既不赅备，又不及于五代以前，其体例特异，亦不可解”，批评得很有道理。黄虞稷可能对于其他朝代的情况都比较陌生，就像对元代，他的了解程度就非常不尽人意，例如书中载李好文又载李好问，二者乃同一人，却并无辨析。四库馆臣在修撰《四库全书》之际，常将《千顷堂书目》置于案旁参考，但关于揭溪斯著有所谓的《奎章政要》，四库也未与采信。明明连源头都没有的东西，到后来怎么可能变出来呢！二、元末民间杜撰“奎章政要”轶闻的原因辨明《奎章政要》的真伪并不难，只要找到

8、核实的材料就行，值得纠讨的是，《辍耕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