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会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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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古代会审制度及现代思考摘要：司法审判制度是法治文明的反应器，中国古代的会审制度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当时的朝代，会审制度也算得上是良法美制了。而今，中国古代的一些法律制度得到了两种不科学，不公正的待遇，一是把它渲染成美不胜收，视为中华民族数千年之“国粹”，一种是把它批驳得一无是处，视之为中华民族的毒疮，欲除之而后快。这些，都是不可取的。我们研究古代的法律制度，正是为了鉴古明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是为了继承和发扬古代的良法美制。关键词：会审制度；集权性；附属性；慎刑性一、古代会审制度简述“律者，民命之所系也，其用其重而其义

2、三精也。根据于天理民彝，称量于人情事故，非穷理无以察情伪之端，非清心无以祛意见之妄。设使手操三尺，不知深切究明，而但取办于临时之检按，一案之误动累数人，一例之差，贻害数世，岂不可惧哉。”[1]从这一小段方字，我们可以读出法律的重要。中国的法律的发展在许多方面都与其他文明的经历大相径庭。公元前六世纪，礼崩乐坏，最终导致了旧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解体，法律就是作为对付这种无序状态的政治工具而产生的。因此，最早的法律基本上侧重于刑罚。中国法从一开始就是纯粹世俗化的。它在产生之初确实遭到很多人的厌弃，因为它隐含着沉重的伦理倾向。在刑法公布后

3、的年代里，儒家与法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儒家主张保留传统的不成文规范——礼，而法家希望用确定的成文法来代替礼，使人们一体遵守，并抑制私人特权，以有利于中央集权的政府。秦国无情地实施了法家的理论，统一中国。十五年后，秦帝国崩溃了，在后继的汉朝里，儒家取代了法家，取得了正统地位，结果，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法律逐渐儒家化。这样中华帝国的法律就成了法家和儒家学说的混合物。它保留了法家的法律样式和某些残酷性。但也从儒家那里采用了社会是不平等阶层组成的，这些阶层在不同层次上和谐地发挥着作用构成一个有序整体。中国古代的会审制度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

4、下产生的，其历史可谓悠久。早在《周礼》中就已经记载了“三刺”制度。它是指当司法官遇到了重大疑难案件时。就需要听取“一曰群臣；二曰群吏；三曰万民”的意见，然后才能定案。这应该是会审制度的一个雏形了。它从程序上保证了审判的公正。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朝代传承和发展了这一制度如汉朝有“杂治”，即遇到重大案件，御史中丞廷尉等可组成特别法庭，联合进行审判。唐朝有“三司推事”，即由大理事卿，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对中央和地方发生的重大案件，组成临时最高法庭，加以审理。到明朝时，发展成为“三法司会审”。明清两朝，会审制度已日趋完善，并达到了鼎盛，会审

5、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明朝除了“三法司会审”外，还有“九卿圆审”，“大审”“朝审”“热审”。清沿明制，还创制了“秋审”这种新的会审制度。总体上来说，中国古代的会审制度是一脉相承的，它始于周的“三刺”制度，成于唐，完善于明清。二、中国古代会审制度的特征及成因（一）集权性西周时期，中国的奴隶社会进入了全盛时期。法制上，中华法系已初见端倪。诉讼，审判制度得到了发展。“三刺”制度，这一会审制度的雏形从表面上看，是将重大案件的审判权交由了“群臣”“群吏”“万民”，看似分权，实则审判权还是由周王所掌握。《礼记·王制》有记载“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

6、，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宥），然后制刑。”这说明，对重大疑难案件，最终决定权仍由周王所控制。大司寇其职责只是“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2]，小司寇职掌“以五刑听万民之狱讼”[3]。到了汉朝的“杂治”，唐朝的“三司推事”和比较完善的明清的“大审”“热审”“九卿圆审”“秋审”“朝审”，一切，其实都在王权、皇权的控制之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此律令以闻”，[4]从表面上，各司其责，但最终将由皇帝作出终审判决，体现出集权性特征。究其原因，是强化君权，加强集权的结果。自周王东迁以后，诸候权力

7、急剧膨胀，因此，诸候“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致使国家“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奏”，于是，“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5]后为削弱诸候势力，推恩及于子孙，大权为周王所掌握。法家认为“权者，君之独制也”，[6]君王应独掌国家大权，做到令行禁止，赏罚分明。秦一统六国后，形成了封建君王独裁的专制政体，皇帝总揽一切大权。“在法律权力方面，皇帝不仅掌握着最高立法权，而且牢牢控制着司法大权，成为实际上的最高审判官。”[7]为了强化皇权，统治者利用了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种封建社会非常重要的伦常关系，宣扬

8、“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并将其纳入封建国家的法律，维护夫权、父权，进而成为巩固封建统治的得力工具。用封建礼教来制造“顺民”。为了适应皇权的专制和集权，作为维护皇权至上的法律也不得不为这一目标而努力，体现在审判制度上就是强烈的集权性，最终审判权由皇帝把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