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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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1)【说明】网络发布为译者原稿，文章中涉及多处日文标题、作者、出版社名称，正式刊发时已译为中文或有所删节，为方便读者查寻和检索，现一仍其旧。　　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开始于十九世纪明治时代(1868-1912)的中期，此后经历了约10O多年的研究历程。在此期间，研究方法及研究角度先后出现了两次大的转变，一次在20世纪30年代，一次在70年代。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发展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开拓期阶段（1900～1930）；2、发达期阶段（1930～1970）；3、现阶段（1970以来）。　　　　　　　　　　　　　　　　一开拓期的研究　　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主要包括数学、医学和天文学三个方面。在这三个领域的奠基人分别是：三上義夫(1875-1950)、富士川游（1865-1940）、新城新蔵（1873-1938）。 　　三上義夫是日本的中国数学史研究领域的奠基人，也是该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三上早在1905年即开始致力于日本和中国的数学史研究，在此之后，从1911年至1919年期间于东京大学钻研哲学、数学等方面的学习与研究，他的主要代表作是1、TheDeveloPmentofMathematicsinChinaandJapan，Leipzig。2、AHistoryofJapaneseMathematics，Chicago，1914。3、《文化史上より見たる日本の数学》(《哲学雜誌》421-6，1922年。1947年創元社出版了单行本)。4、《支那数学の特色》(《東洋学報》15-4，16-1，1926)。5、《清朝時代の割園術の発達に関する考察》（《東洋学報》18-34、1930）。6、《関考和の業績と京坂の算家並に支那の算法との関係及比較》（《東洋学報》20-1；22-1、1932）。7、《支那思想--科学(数学)》(岩波書店，1934)等。三上最初对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的主要动机在于日本数学是在中国数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他认为研究日本的数学史首先要搞清中国数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三上的研究不仅从数学史上展开探讨，而且进一步发展为从文化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在上述成果中，1和2是关于中国和日本的数学通史，3是一部从文化史角度研究数学史的科学社会史专著。4以下是三上義夫对中国数学史进行的各种具体考察，对中日两国数学内涵进行的比较研究。 此外，同时期东北大学数学系的林鶴一（1873-1935）在关于中国数学史研究方面也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代表作有《支那ニ於ケル弧背綴術及圓周率ニ就テ》一、二，（《東京数学物理学会記事》、1909-1910）。同大学的藤原松三郎（1881-1946）也是研究中国数学史的著名学者。藤原先后在中国数学史研究方面发表了《支那数学史の研究》1-4(《東北数学雜誌》46-48，1940-1941)；《宋元明数学の史料》(《帝国学士院記事》3-1，1944)。藤原还对中国数学给予朝鲜的影响等等进行了研究。　　日本的中国医学史研究与数学史研究同样开始于19世纪末，其目的是为了解明日本医学的历史发展。明治初年是日本医学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时期。原来从中国传来的汉方医学逐渐被西洋的近代医学所取代。特别是1874年明治政府颁布了“医制”，正式宣布日本只承认西洋医学。1883年又颁布了“医生开业考试规则及医师免许规则” ，从制度上彻底杜绝了中国医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开业。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在日本形成了西洋医学的独尊局面。但是，与此同时，出现了研究日本医学历史演变的动向。代表人物是富士川游。富士川游是日本医学史研究的创始人，生于一个以中医诊疗的医生家庭，从小接受的是中医学方面的熏陶。1881年考入广岛医学院，开始学习西洋医学科学，并开始了日本医学史的研究。以后赴德国留学，主要研究内科学等。1934年出版了《支那思想---科学(医学)》(岩波書店)。富士认为医学史是文化史的一部分，医学史的研究范围应该包括医学知识的历史，医学家在社会上的地位，以及疾病的历史，特别是民众常见病的历史发展。　　此外，还有廖温仁《支那中世医学史》(力二ヤ書店，1932年出版，1981年科学书院出版社再版)。这是日本最初的中国医学史专著，书中介绍了汉唐宋元时代的医学发展，以及外国医学的传入、医疗制度、医书目录、医学各领域的历史和中国历史上的主要疾病等等。作者毕业于东北大学医学专业，之后又在京都大学学习中国史，具有医学和历史两个方面的渊博知识。　　关于中国的本草学，即药学史的研究者有中尾万三。中尾发表了《漢書藝文志より本草衍義に至る本草书目の考察》(京都药專药窗会，1928)。《支那思想---科学(本草の思潮)》(岩波書店，1934)等论著。还有白井光太郎《本草学論考》四卷，(春阳堂、1933-1934，科学書院1984年再版)。　　日本的中国天文学史研究是从天文年代学开始的，日本的近代天文学的创始人是新城新蔵。新城1895年毕业于东京大学，随后赴德国留学，1918年就职京都大学，开设了宇宙物理学课程。1929年出任京都大学校长。新城在宇宙进化的问题上，发表了“流星尘” 的理论。新城在天文学方面建立了卓越的功绩，其中引人瞩目的是他在中国天文史上的研究。在这一领域，新城先后发表了《東洋天文学史研究》(弘文堂、1928，臨川書店1989年再版)。《こよみと天文》(弘文堂、1928)、《支那思想--科学(天文)》(岩波書店、1934)等。新城利用现代天文学的理论与知识分析中国古典文献的记载。他对《春秋左传》的成书年代进行了考证。他从《左传》《国语》中关于岁星的记载，推定该书应该成书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另外，新城根据《春秋》、《史记》、《汉书》等有关历法的史料，考察了从周初到太初改历(公元前104年)构成的长历，他发现“太古以来到太初约两千年的天文学的历史发展，是一种完全自发的演变历史，丝毫看不到任何外来影响的形迹”。新城的这一论证打破了当时流行的中国天文历法来源于西方的观点。 在此之后，新城的学生，1926年毕业于京都大学宇宙物理学专业的能田忠亮继承了中国天文学史的研究事业，也取得了卓越的成果。能田根据研究发现，中国最古的天文算法书《周髀算经》的成书年代应该在东汉末年，作者是赵君卿。同时他通过研究《礼记》中记载的月令，认为书中记载的天文现象所反映的时代，属于公元前620年(前后误差百年)范围之内，这一结论直至今天仍然被很多学者所承认。他先后出版了《東洋天文学史論叢》(恒星社、1943)、《曆学史論》(生活社、1948)。能田认为科学史的研究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周密的文献考证；第二是严密的自然科学素质。缺少其中任何一点都不可能进行天文学史的研究。日本在天文学史方面之所以能够出现像新城和能田这样的著名学者，主要原因与京都大学宇宙物理学科的优良传统学风，以及京都大学所特有的研究中国学问的坚实底蕴密切相关。而且，当时学术界的争鸣气氛也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天文学史研究因此而不断完善。新城曾经这样说过:“我从批判者那里得到了许多裨益。当时，学习院大学教授飯島忠夫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方法、学术思想给了我很大启发。特别是通过他对我的反对意见，我发现了自己研究中的一些弱点。”飯島忠夫也是中国天文学史研究方面的专家，发表了许多论著。主要代表作有《支那曆法起源考》(恒星社、193O，第一書房198O年再版)。飯島的一个主要学术观点认为:中国的天文历法是战国时代由西方传入的。新城与能田对于这一观点进行了论争。当时，支持飯島观点的还有橋本增吉。橋本著有《支那古代曆法史研究》(東洋文庫、1943，東洋書林1982年再版)。他在书中指出中国的二十八宿和十二支是战国时代以前接受了古巴比伦天文学的影响才成立的。但是，更多的日本学者认为中国的星座与星名是中国自有的，上述新城的研究既是其中的一例。 　　除去上述三个研究领域以外，日本学者在其它方面取得的成就还有历史地理学方面的小川琢治（1870-1971）《支那歷史地理研究》正续、（弘文堂1928-1929）；度量衡史方面的藤田元春（1879-1958）《尺度綜考》（刀江書院、1929，临川書店于1967年再版）；音乐史方面的田辺尚雄（1883-1984）《最近科学上より見たる音楽の原理》（内田老鶴圃、1916）；《音楽音響学》（音楽之友社、1951）。田辺190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物理系，一生致力于中国古音律学发展历史的研究，是世界上首先开始研究中国音响学史的学者。此外，这个时期关于中国建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中应该提到的有：伊藤清造《支那の建築》（大阪屋号書店1929）；八木奘三郎《支那住宅志》（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1932）；伊東忠太《東洋建築の研究》上下（竜吟社、1936）；関野貞《支那の建築と芸術》（岩波書店、1938）等著作。共3页:1论文出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