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魏晋隋唐史研究的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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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本魏晋隋唐史研究的新成就日本汉学，深受中国的影响，并形成独自的学风，近代又接受西方史学理论，兼收并蓄，重视理论而运用得不露山水，强调实证而颇能以小见大，因此一直保持很高的水平，为世所瞩目。日本近代史学的创立，始于东京大学，其最初聘任的是兰克的高足利斯教授（LudwigRiss），第一届毕业生中，有白鸟库吉博士，后来成为东京学派的领袖。从其学术传承可知，东京学派深受兰克史学的影响，强调对历史的批判。京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喜爱中国文化，与中国学者交往甚多，颇受干嘉学风影响，其学术风格更加注重对历史的理解。白鸟库吉和内藤湖南各自对学术的理解及其治

2、学方法，遂成为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的分水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东洋史学界展开对军国主义史观的批判与清算，强调亚洲历史自身的特点，积极批判“亚洲社会停滞论”。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过确定历史分期来阐述中国社会的性质及其发展模式。从整体史的角度试图寻找中国历史发展的模式，则历史分期无疑是首要的问题。因此，内藤湖南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东汉以前为“古代”，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为“中世”，以后为“近世”的阶段论。二战后，前田直典首先对此展开理论批判，揭开战后史学研究新的一页。这段论争，高明士先生有专着《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介绍，请参阅

3、。值得注意的是，战后关于历史分期的讨论，和清算军国主义历史观、批判“中国历史停滞论”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紧密联系，基本上是从整体的历史进步史观开展研究的。历史分期的论争在八十年代趋于沉寂，但取得的成就却相当显著，极大地促进了史学研究的进步，并内在地规范着今日的研究。首先必须提到的是宫崎市定的《九品官人法的研究》这部开创性的里程碑著作。宫崎是史学通家，学问广博，才华横溢，强调整体把握历史，突出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主线，以达到纲举目张的效果。在他看来，魏晋隋唐时代的基本特点是贵族政治。贵族门阀垄断了国家的铨选，决定了教育的性质和对象，其于地

4、方乡里社会所拥有的实力，成为他们获得政治权力的保证，国家政权也不得不与之妥协，形成该时期国家政权的基本特色。在《中国古代史论》中，他还进一步从社会基层组织演变的历史，揭示贵族制的社会起源及其权力基础，指出中国古代发生过从都邑国家到领土国家的演变，在魏晋时代，更出现由人为的行政村向自然村的过渡，以此证明该时代的确出现社会性质的转变。在宫崎说的影响下，川胜义雄和谷川道雄提出六朝豪族说。他们从族群变迁的角度，认为中国古代是一部共同体演变史，由最初以血缘关系为中心的“氏族共同体”发展到以“父老”为中心的“里共同体”，东汉帝国的崩溃，又促使“里共同体

5、”转变为“豪族共同体”。应该澄清的是，他们所说的“豪族”，并非中国史学界所说的“豪强”，而接近于文化“士族”。显然，他们极其重视文化与共同体的因素，试图从本源上深入理解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克服以西方理论模式套用于中国史的缺陷。从内藤到谷川，可以看到研究的逐步深入与拓展，从一般性的历史发展阶段论，到社会史、制度史、文化史乃至文化人类学的考察，使人在清晰了解社会各个阶段的基本特点及其推演的同时，也对学术研究的历程了然于胸。最初对内藤说提出批判的前田直典，学术上深受其师加藤繁的影响，提出古代到中世的演变发生于唐宋之间，因为从世界史的角度看，各国的发

6、展有其一致的“时代格”；而从经济史的角度看，则从战国到唐末维持着奴隶劳动方式。东京学派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受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十分注重对社会经济基础的把握。这一点，击中京都学派的薄弱之处，故而激发了京都学者加强对经济史的研究。东京学派注重理论性研究，是其重要特点之一。西岛定生发展了唐末古代说，提出著名的“家父长的家内奴隶制”，认为到唐末仍是奴隶社会，豪族只是国家权力的附庸或压抑对象，而没有太多的自立姓。其学说颇受批判。堀敏一出版了《均田制的研究》、《中国古代的身分制》和《中国古代的家与集落》三部专着，从书名即可一目了然，作者雄心勃勃，试图

7、从经济制度、身分法制、家族形态和社会制度系统完整地对古代社会变迁进行综合性考释，集学界成果之大成，毕其功于一役。作者也的确建构了一个相当严密系统的学说，他把均田制、租庸调和地方乡村社会的管理视为一个系统，并说明魏晋时代主要的生产者是国家“个别人身支配”下的农民，并不是奴隶，却也不是自由民。接着，又从法的角度考察人的身分，阐明良贱制的起源、变化及其性质，明确地赋予其法制史上的地位。最后，从国家法律中儒家伦理加强的过程研究家族的存在形态，指出中国家长权力乃随国家权力的介入而加强，乡里虽然出现从行政村向自然村的演变，但其法律地位的确立要到宋代才完

8、成，从而维护并发展了唐末古代说。从以上介绍可知，构成日本中国史研究主流的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他们的所有的成果都受到论争的激励，在学术批评与切磋中形成良性的学术互动。进入八十年代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