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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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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战后日本的明史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的明史研究颇为薄弱,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只有清水泰次一人以明史为专业,因此他被称为当时“唯一的明史专家”。战后,日本的明史研究同对中国史其他领域的研究一样,逐渐发展起来,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日本形成一定规模的明史研究,是从战后开始的。关于战后日本的明史研究的发展过程,山根幸夫的《八十年来日本的明史研究》等文章有详细的论述;其具体研究成果在《亚细亚历史研究人门·中国》等书中也有全面的介绍。因此,本文的目的不是要从“纵”的方面叙述
2、日本对于明史的“研究史”,而是试图从“横”的方面,对其发展过程中若干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日本学者是如何把握研究信息的,是如何组织研究活动的,是如何发布研究成果的,等等,作一概括论述,以期为中国的明史研究者提供些许借鉴。一、关注中国的研究状态、重视与中国的学术交流 战后中日两国最早的学术交流活动是1955年12月从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科学院学术访日视察团”赴日开始的。当时,日本历史学界的六个主要学会——大塚史学会、史学会、东方学会、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历史部分、历史学研究会、历史教育者协会,联合在东京举行了
3、两次会议,请视察团成员翦伯赞、尹达等介绍中国历史学界的研究动向以及他们自己的史学观点。到会的日本史学家铃木俊、野原四郎、西嶋定生、古岛敏雄、增渊龙夫、远山茂藏、古岛和雄等就翦、尹二人所谈的“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时代区分问题”作了热烈的讨论,其中关于“十六、十六世纪以降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尤受重视。这是战后中日两国学者在历史学方面的初次正式的交流,也可以说是最早的关于明史研究的交流。 此后,铃木俊和西嶋定生编辑了《中国史的时代区分八东京大学出版会,1957年5月)一书,收录了上述两次会议的讨论记录,并有
4、西鸠定生《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构造的特质——中国史时代区分的论争》、田中正俊《中国历史学界“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两篇综述,介绍了中国学者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其中涉及许多明史内容。文后附录的《关系二、重视对日本国内明史研究成果的总结 日本学者善于总结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个人学术成果的总结。日本学者在治学方法上有一个优良传统,即当确定一个研究课题之后,首先要进行一系列基础性的工作,围绕此课题发表一系列文章,待形成一定规模后,再将这些文章统一修订,形成一本专著。许多大部头的专
5、著都是这样形成的,如佐久间重男《日明关系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92年)是将自1951年至1990年40年间的有关论文结为一集,谷口规矩雄《明代赋役制度研究》(同朋社,1998年)是将1961年至1993年33年间的有关论文结为一集。这种结集不是简单地将论文汇编在一起,而是要经过重要的增删、修改,所以日本学者往往把这项工作称为“‘再构成”。由此完成的一部书,使作者对自己在某个领域、某个问题上的观点作厂系统的全面的表述,利于清理和审视自己的观点,从而建立一个新的学术起点;同时也可使读者了解该作者史学观点
6、的形成过程,加深对其观点的理解。 其次是对一个研究集体的研究成果的总结。将一个研究集体在一个时期内的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便于及时总结专题性的成果。如小野和子编辑的《明清时代的政治和社会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3年)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举办的“明清社会变革研究班,,的19篇研究报告集中发表。岩见宏和谷口规矩雄编辑的《明末清初期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9年)是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举办的“明清时代的国家和社会研究班,,的14篇研究报告结集出版。这些围绕一个专题、一定领域的学术论文
7、,集中反映了一个研究集体的成果。 再次是对明史研究界一个时期研究成果的总结。这种总结多以出版纪念文集的形式进行。例如1962年出版的《明史论丛》(大安出版)是为追悼明史专家清水泰次博士而编辑的,该书收录论文20余篇,作者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重要明史研究者。1990年出版的《山根教授退休纪念明代史论丛》(汲古书院),收文70余篇,作者从年老的教授到年轻的学者,也是集一时之俊彦。似此还有《中山八郎教授颂寿纪念明清史论丛V燎原书店,1977年)、《(星斌夫)博士退官纪念中国史论丛八中央印刷,1974年)等多
8、种,都是借学者退休、寿诞等机会,广泛征集论文,集一时研究成果之精华。此外,一些杂志也以出专号的形式,集中发表明史研究成果。如《东洋史研究》9卷2号为《明代的北方问题》特集,27卷4号为《明代史的诸问题》特集,33卷2号为《明清时代的乡绅》特集等,《中国史学》第3号为明清史专辑。 最后是学术综述。学术综述具有总结过去、开辟未来的重要作用,日本学者对此非常重视,许多名学者都乐于此事。战后首先发表学术综述的是和田博德,他在1951年《东方学》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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