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日本文明史作品的译介及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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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季日本文明史作品的译介及回应内容提要：清季日本文明史作品的译介，是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和学堂历史教育推动下的产物；中国从日本翻译了为数不少的文明史著作，如《中国文明小史》、《万国史纲》、《支那文明史》、《世界文明史》等，在学界和教育界都发生过重要影响；它对更新近代学人的史学观念，推进新史学思潮的深入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日本式的文明史编纂形式对近现代中国的史书撰写尤其自编历史教科书，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教育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关键词：日本；文明史；新史学思潮；自编历史教科书20世纪初年中国新史学思潮的兴起，得益于日本史学界甚多。清季从日本翻译和编译了大量史书，其

2、中包括了为数不少的以“文明史”、“开化史”命名的书籍，这些作品不仅是传播日本文明史学思潮的重要载体，且亦充当了晚清学堂的历史教科之用，对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和历史教育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目前这些文明史书籍颇不易觅得，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也相当薄弱。本文根据所搜集到的一些资料，拟对清末译自日人的文明史作品的出版、流传及影响，作一粗略的考察，希望能有助于这方面的探讨[1]。一中国学界对日本之文明史著作的了解至少可推至1898年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其中列有田口久松《日本开化小史》、福田久松《日本文明史略》、物集高见《日本文明史略》、元良勇次郎和家永丰吉合著《万国史纲》，同时还提到了日译本的

3、西方文明史作品，如基佐（(F.P.G.Guizot)《欧罗巴文明史》、巴克尔（H.T.Buckle）的《文明要论》[2]。1902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中向国人介绍日本史书时，对文明史推崇有加，他说：“文明史者，史体中最高尚者也。然著者颇不易，盖必能将数千年之事实，网罗于胸中，食而化之，而以特别之眼光，超象外以下论断，然后为完全之文明史。”[3]并简要介评了家永丰吉的《文明史》、永峰秀树所译基佐的《欧罗巴文明史》、高山林次郎的《世界文明史》、田口卯吉的《支那开化小史》和《日本开化小史》、白河次郎与国府种德合著的《支那文明史》。20世纪初在新史学思潮和学堂历史教育的推动下，近代学人开始

4、从日本译介了为数不少的“文明史”、“开化史”著作。这类作品涉及的层面十分广泛，既有西洋史又有中国史，以近代的史学观念来编纂历史，特别是受到西方文明史学的影响，其内容不限于政治史、战争史，而把视线拓展到美术、哲学、法律、宗教、风俗等领域，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1903年清政府推行新式教育，大中小学校均设立“历史”一科，急需大量的历史教科书。这些文明史著作因叙述简洁，条理清晰，篇幅适中，多数充当了西洋史和中国史教科书之用，在各地学堂广泛流传，并且对当时中国人自己编纂的历史教科书亦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日本的文明史作品真正译介到中国，时至20世纪初大量知识分子赴日留学之后才出现。目前已很难统计当

5、时翻译了多少种日本的文明史著作，据笔者调查所知有以下若干种（见表）：书名原著者译者出版社首版年月备注支那文明史论中西牛郎普通学书室译普通学书室1901年12月中国文明小史田口卯吉刘陶广智书局1902年4月原名：支那开化小史支那四千年开化史“支那少年”支那翻译会社1903年2月据市村次郎、泷川龟太郎《支那史》编译。万国史纲元良勇次郎、家永丰吉邵希雍支那翻译会社1903年6月另有镜今书局、闽学会译本。支那文明史河白次郎、国府种德上海竞化书局译上海竞化书局1903年6月另有普通学书室、东新译社译本。东洋文明史萨幼实译支那翻译会社1903年8月西洋文明史高山林次郎支那翻译会社文明书局1903

6、年8月另有镜今书局译本。世界文明史高山林次郎商务印书馆译商务印书馆1903另有励学社、作新社译本。从表中可知，这类著作译介时间大多集中在1903年前后，这段时期亦是晚清译书的一次高峰。当时除了译介日人所著的文明史之外，还翻译西人所著的日译本文明史作品，较有代表性的是法国塞奴巴的《泰西民族文明史》，系沈是中、俞子彝译自野泽武之助的日译本，商务印书馆1903年出版；英国巴克尔的《文明史论》则是林廷玉译自日译本《文明要论》，上海新民译印书局1903年发行。1903年苏州国学社曾出版过一种《西洋文明史要》，据《中外日报》刊登的出书广告，是书系自“西洋史各部选辑合撰而成”[4]。《支那文明史论

7、》是中国最早译自日本的一种文明史作品。是书凡十章：发端、汉族文化之最大原因、社会基础之家族、政权及法制、哲学及文学、孔子及儒教、对汉族文化发达上有形之敌、对汉族文化发达上无形之敌、支那帝国之将来、现时我邦讲究汉文学当变其法。此书篇幅很短，择其重点而论，“推论支那人思想性质、风俗政治变迁之理由，巨眼炯炯，上下千古，语语搔痒处，令读者有如梦初觉之感。”[5]《东洋文明史》则取材于白河次浪、国府种德的《支那文明史》和高山林次郎的《世界文明史》，影响相对较小[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