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林纾的翻译看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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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林纾的翻译看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的影响从林纾的翻译看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的影响一、引言　　在对翻译进行外部研论文联盟.L.cOm究的过程当中，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的影响是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方面，因为翻译从来就不是可以任意而为的私人事物，不是一种学者书斋中的消遣和文人笔下的游戏，它自始自终都是受着各种权利话语左右和操控下的行为（吕俊，侯向群，2001：207）。　　90年代，在讨论意识形态和翻译的关系时，美国翻译学者勒弗维尔把意识形态简单解释为世界观（e一书中又以赞同的语气引述了FredricJameson对意

2、识形态的界说，即意识形态是观念体系，它由指令我们行动的形式、习俗和信仰构成（Lefevere，2004：16）。　　在与Basst共同主编的论文集Translation,HistoryandCulture:ASourceBook中，勒弗维尔指出，翻译实践是与一定的历史现实相联系的实践，是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按照某一社会群体的利益对原文进行重新阐释的实践，它本质上是文化政治的实践。意识形态决定了译者基本的翻译策略，也决定了译者对原文中语言和文化有关的问题（属于原作者的事物、概念、风俗习惯）的处理方法。　　本文从

3、勒弗维尔的这一观点出发，重点梳理分析清末民初存在于中国社会中的几种主流意识形态，指出这些主流意识形态与林纾的归化式翻译策略之间的关系，以此揭示一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主流意识形态与译者翻译策略选择之间的影响制约关系。　　二、清末民初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林纾的归化式翻译策略　　1.政治意识形态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一步步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1894年的甲午战争更是把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摆在了每个中国人的面前，救国图存成为当时压倒一切的重大时代主题和主导政治意识形态，一切爱国人士无不以救国为己任，一切社会政治文化

4、活动均以救国图强为宗旨，在社会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文学和翻译活动也不例外。在探索救国图强的道路上，师夷长技以制夷、变法维新的理想瞬间破灭。甲午战争之后，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小说在西方社会中巨大的社会影响和力量，即所谓：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之故。　　(王宏志,1999:115）　　很多人还认为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

5、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王宏志,1999:119)。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向被视为小道的小说的启蒙教化作用被重新认识并被抬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许多文人知识分子意识到了通过西洋小说向国人宣传灌输西方的政治、科学、民主和自由思想观念的重大意义，中国的文学翻译活动由此空前繁荣起来。由于这是一个新旧交替、中外碰撞的变革时代，救亡和启蒙是此时的时代特征，因此中国文学翻译一开始便背负了救亡和启蒙的重任。为了宣教启蒙，外国文学作品中的文学因素如体裁，叙事技巧、方法等往往成为次要因素而不受重视甚而被有意忽略，宣

6、传西方的政治、科学和文化以及符合救国抗争的文学题材和内容情节成为译者们首先关注的对象。由于当时民众对西洋文化文明还很陌生并抱有一定程度的抵触情绪，所以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时候，这一时期的译者们在策略上就会尽量采用为民众所熟悉并容易接受的方式，也就是从语言和文化上都以目的语为归宿的归化策略。以文体为例，当时的翻译几乎大都采用了文言文和中国传统文体的表达形式。除了林译小说、严复的学术名著翻译之外,周氏兄弟也采用了文言文来翻译外国小说,如《域外小说集》。当时的许多欧洲诗歌到中国后便都成了四言诗或五言格律诗，莎士

7、比亚的诗剧或戏剧作品也往往以散文和小说的形式来迎合中国的读者。　　在这种救国启蒙的大政治氛围下，作为爱国知识分子的林纾同样强烈希望能通过译介西方文学作品让国人学习和借鉴西方社会与文化中积极进步的因素，达到救国图存的目的。他在《<贼史>序》中说：迭更斯极力抉摘下等社会之积弊，作为小说，俾政府知而改之，顾英之能强，能改革而从善也。吾华从而改之，亦正易易。所恨无迭更斯其人，能举社会中积弊，著为小说，用告当事，或庶几也。(郭绍虞,1980:165-166）显而易见，对林纾来说，外国文学作品的思想宣传意

8、义要比其文学性重要，由此可见，林纾采用归化策略是时代的选择，是当时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选择。　　2、大众文化心理　　十九世纪的中国虽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受制于西方列强,但是很多国人，甚至一些提倡西学的知识分子都认为西方国家在文化上远不可与中国相比。曾任驻英国公使的郭嵩焘曾经说：此间富强之基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郭延礼,1998:12)。这种文化沙文主义尤其集中体现在对西方文学的鄙夷态度上。倡导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