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中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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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中印合作: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当前最热门的全球性问题之一。在全球气候治理活动中,中印两国进行了长期的、积极的合作。相同或相似的国内状况和政治意愿成为双方合作的坚实基础,两国的合作不仅对于两国,而且对于国际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国;印度    气候变化问题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进入国际政治议程以来不断升温,已成为当前最热门的全球性问题之一。中国和印度同为发展中国家,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谈判之时起,在历次缔约方会议以及各种形式的双边和多边

2、机制中积极合作,有力地维护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切身利益,为全球气候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前,在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制度谈判进程举步维艰的背景下,中国和印度作为经济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增长速度较快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气候变化方面,中国和印度具有相似的国内客观情况,并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持有相同的立场,这为双方的合作奠定了基础。中印两国的合作不仅对维护两国自身发展权益、改善各自国际谈判处境,同时也对打破当前气候谈判的僵局、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具有积极而重

3、要的影响。    一、合作历史回顾    全球气候治理活动是以国际气候制度谈判为核心的。199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成立“政府间谈判委员会”(INC)以起草一项气候公约,国际气候制度谈判的进程由此开启。从那时起,中国和印度就开始了合作关系。早期的中印合作主要是通过“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G77+中国)的机制进行的。在《公约》谈判期间,“G77+中国”在内部加强沟通和协作,提出立场文件和决议草案,用同一个声音说话,这使发展中国家的谈判地位大大增强。在1992年联合国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会议上通过的《公约》是

4、国际上第一个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协议,《公约》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作为日后气候制度谈判中的核心原则,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有力武器。在谈判中,中印两国对许多问题采取了相同的立场,如:强调有区别的责任、坚持发展优先、要求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等。《公约》生效后,中印又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通力合作,严格遵循《公约》的基本原则,为达成一个量化的减排协议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1997年京都会议(COP3)上出台的《京都议定书》规定了2008至2012年(第一承诺期)温室气体减排的目

5、标;划分出附件一国家与非附件一国家,为发达国家确立了强制性的量化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暂不承担减排义务。《京都议定书》是国际社会朝着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在京都会议之后的几次缔约方会议上,以中印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就资金机制和技术转让、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同发达国家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促进了国际气候制度的完善。《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生效后,制定一项新的议定书作为2012年后国际温室气体减排的制度安排成为气候谈判的核心任务。在2007年巴厘岛会议(COP13)期间,中印和广大发展中国家

6、团结一致,同发达国家进行了艰难的博弈,促成了“巴厘路线图”的诞生,其主要内容包括:坚持《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指导性地位,强调了继续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基本原则作为未来气候制度谈判的基础,要求发达国家采取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减排承诺或行动,发展中国家在得到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的支持下采取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适当的国内减缓行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履行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的义务,加强气候变化适应行动等。“巴厘路线图”确立了《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下的“双轨”谈判进程,决定在2009年底的哥本哈

7、根会议上完成新的气候议定书的谈判。巴厘岛会议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为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谈判指明了方向,标志着国际气候制度谈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和印度在此之前的合作基本是在“G77+中国”机制内的相互沟通和协作,合作水平还停留在初级阶段。    二、合作的现状    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开始后,以南北界限为分野,逐渐形成了“伞形集团”、欧盟和“G77+中国”三大阵营。在以“G77+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阵营内部,由于利益诉求的差别,还存在着“最不发达国家联盟”、“小岛国家联盟”和OPEC国家联盟等较

8、小的谈判集团。随着气候谈判核心议题的转变,内部矛盾的激化使发展中国家阵营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在巴厘岛会议之后,“G77+中国”阵营分化组合,产生了一个新的集团——“基础四国”(Bas-ic)。“基础四国”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四个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2009年11月26日—27日,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前夕,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四国代表齐聚北京,商讨气候变化问题,协调哥本哈根会议四国的基本立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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