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词坛两大文学派别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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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宋词坛两大文学派别初探【简介】张叔宁 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编审【内容提要】本文首次提出在北宋词坛上存在着士大夫和伶工两大文学派别,并从创作主体、价值取向、文学渊源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较详细的阐述。【关键词】北宋/词/文学流派【正文】在宋词研究领域,不少人曾尝试着为宋词创作分宗析派,其着眼点大都拘泥于词人的创作风格或创作时间,缺乏新意,颇为雷同。本文拟换一种角度,即从考察各文学创作主体所担任的不同的社会角色以及由此角色所带来的创作特性入手,去鸟瞰活跃着形形色色的的北宋词坛,以期得出与众多的宋词研究者们不同的结论

2、。    一、士大夫与伶工:两类不同的创作主体一般而言,在相同的历史条件下,处于同一社会层面的,往往具有类似的生活环境、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并由此产生出某种共同的创作倾向,而这些有着某种共同的创作倾向的,又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构成一些或紧密、或松散的文学派别。从而,为文学研究者从整体上把握他们及其作品的特质,并在此基础上给繁芜复杂的文学现象以一廓本清源的分类描述,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循此思路,只要我们不是浮光掠影地审视北宋词坛,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不为人们所注意到的事实:在北宋词坛上,赫然存在着两类在社会地位、生活环境、价值

3、观念、审美情趣以及由上述因素所决定了的创作倾向诸方面皆有着显著不同的创作主体,一是以晏殊、欧阳修、苏轼等为代表的士大夫词人,一是以柳永、周邦彦等为代表的伶工词人,他们分别构成了北宋词坛上的两大文学派别——士大夫词派与伶工词派。士大夫词派由达官贵人组成,仅以其代表人物言,晏殊为任职数十年之久的太平宰相,欧阳修官至参知政事,即使是官运多舛、累遭迁谪的苏轼也不失为一州之长,并曾做过兵部尚书,毫无疑问地可厕身于士大夫行列。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考察一下他们的生活,就会发现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异乎寻常的亲近关系。晏殊之于欧阳修,欧阳修之于

4、苏轼,都是贡师与门生的关系,前者对后者在仕途上的腾达无疑起到关键的作用。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这种师生之间的关系往往蜕变成一条政治上的纽带,将其间的人紧紧拴在一起。由于他们具有类似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环境,彼此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当他们的作品呈现出某些相同的或相似的倾向,并进而显示出某种相互承继的演进趋势,就是不奇怪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了。宋人罗泌在评论欧词时云:“公尝致意于诗,为之《本义》,温柔宽厚,所得深矣。吟诗之余,溢为词章。”(《欧阳修近体乐府跋》)做为具有相当政治才能和文化素养的士大夫,尤其是做为“一代儒

5、宗”的欧阳修和苏轼本人就是以阐发儒道为本质特征的宋朝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和主将,传统的以“思无邪”、“温柔敦厚”为旨归的儒家诗教不能不对他们的词作产生较大的影响,使其不能仅仅满足于写一些专供妓女乐工演唱用的侑觞佐欢之作,而是尝试着用词来表达自己生活中的一些真情实感,描写自己所观察到的一些大自然的景象和社会现象,抒发自己在政治上的抱负和理想,从而拓展词的题材,提高词的品性,不同程度地突破“词为艳科”的藩篱,逐步呈现出一种向传统的“言志”的诗愈来愈靠拢的趋势。出自他们之手的词,也就愈来愈有别于甚至对立于自温庭筠以来,为西蜀词

6、人所“发扬光大”了的,专以描写妇人的体态、妓女的艳情为能事的“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的“狂游狭邪”之词。由于他们首先是一个政治家、道学家,然后才是文学家,又由于他们本身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优裕的生活条件,他们不会也不必像与他们同时和稍后的柳永、周邦彦等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到被时人视为小道的词的创作中去。在他们的心目中,次序是这样的:首先是治国的方略、繁冗的政事,其次是载道的文、言志的诗,最后才是抒情的词。他们对词的创作往往以“游戏”视之,对此时人多有评述:“宋景文、欧阳修以余力游戏为词,风流闲雅”。(宋李之仪《姑溪

7、词题跋》)“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宋王灼《碧鸡漫志》)这种漫不经心的创作态度,一方面使他们较为轻松地摆脱了传统的羁绊,将新的题材引入词的创作,从而逐步实现了词的内容上的革新;另一方面,又导致他们多少忽略了技巧上的钻研,限制了他们在词创作上的艺术成就,被时人讥为“句读不葺之诗”(注:宋代女词人李清照《词论》曰:“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与士大夫词人在政治上的飞黄腾达不同,以柳永、周邦彦为代表的伶工词人,则是一些失意的文人,仕途上的蹭蹬

8、,使他们的政治抱负无从实现、政治热情无从宣泄、政治才能无从施展,而不得不“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柳永《鹤冲天》)长期流落于秦楼楚馆。他们或出于感情上的考虑,或出于谋生上的考虑,为妓女乐工创制了许多调谱,创作了许多慢词。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身份很类似于当时书会里的“才人”,虽然自己不一定演出,却要为演出创作脚本,他们的作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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