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坛 跨文化传播的应然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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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传播的当下应对——从埃德加·斯诺的经验说起　　　　朱清河（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摘　要]：70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因发表《红星照耀中国》一举成为誉满全球的名人。作为一个获得极大职业成就的新闻人，他的中美跨文化传播成功经验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与效仿意义。本文从三个角度对斯诺在中国跨文化传播的成功经验与启示意义进行了深入探讨和梳理，以企“古”为今用，为当下中西间跨文化传播的顺利开展提供有益借鉴和方法论视角。[关键词]　：跨文化传播　人道主义　文化中心主义亲近性文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全球化’使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工作场所、文化范畴、政治领域的交流实践日渐变得具有国际性。”[1]纪莉.资本全球化视域中的文化同一性探究—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跨文化传播及其启示[J].国外社会科学，2007,(5).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种族主义伴随着全球化思潮以强势姿态和不分青红皂白，冲击着其他非西方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樊篱和价值体系，引起了后者的警觉、愤懑、甚至抵制。面对此困境，彼此如何摒弃唯我独尊的民族与文化偏见、在跨文化传播中达到双赢，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常议常新话题。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记者兼作家斯诺（Edger·Snow）曾经在上世纪数十年间所进行的中美跨文化（新闻）传播实践，实际上对此议题早已有过较为成熟的探索，并且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方法论的启示与借鉴意义。站在21世纪的门槛里，回望20世纪百年中国革命史和中美关系史，30年代红军长征及共产主义运动大白于天下和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这两件大事，不管是对中国或是对世界来说，都具有震撼寰宇的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前者直接导致了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后者促进了中美建交步伐的加速。而这两件大事又无一不是与埃得加·斯诺---这位美国记者在中国的跨文化交流、采访、报道的卓越成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记者他对帮助西方认识和了解中国国内所发生的巨变做出了（而且不断做出）不可比拟的贡献。……许多西方人被誉为中国的朋友和解释者。但是，埃德加·斯诺很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既被现代中国又被西方一致确认不疑地列入这一范畴的人”。[2]裘克安主编.斯诺在中国[M].上海：三联书店，1982.（约翰·谢伟思，曾任美国驻华外交官）埃德加·斯诺（Edger·Snow），美国著名的作家、新闻记者，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在中国度过了十三个年头，1942年至1943年之间又来过一次。新中国成立后，于1960年、1964年至1965年和1970年期间三次来华访问。斯诺的一生写了大量的新闻报道、报告、评论和著作，而这些新闻作品又主要以中国社会为题材，因此可以说斯诺的一生始终和中国联系在一起。他是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他在弥留之际所说的一句话便是“我热爱中国”。尽管他也只是把一生65个年头中的五分之一留在中国，但他却把他的几乎五分之四的精力与智力奉献给了中美跨文化传播上，而且至今仍没人超越他在此方面所取得的成效与业绩。一个受西方文化熏染、喜爱冒险的美国青年（1905年出生的斯诺1928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只身闯入另一个与自身文化迥异的东方文化国度，不但没因文化休克（cultureshock）或“水土不符”、而匆匆打道回府，居然还在中美、中西跨文化新闻传播史上涂上了浓笔重彩的一笔。面对21世纪中西跨文化传播所遭遇的种种尴尬、困惑、猜忌、冲突，这不能不给我们当今全球化时代、自诩为“地球村”的“村民”们留下发人深省的经验教训与史启示。一、“天下一家人”的人道主义意识与襟怀——斯诺跨文化传播的最高精神境界。一般认为，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beconsistentwithinthesamedisk.Alternateunifiedcorerequirementsplacedontheterminalstripterminals,onlineidentityandensurethecoppercoreisnotexposed.6.4.6enclosurewithinthesametothecablecoreprovidesbindingintoacircle,harnesstiespacingisgenerally100mm;branchofficesshallbebindingonbothends,eachcore5 ）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把它具体化为“自由、”“平等”、“博爱”，发展至今，人们普遍公认的人道主义的核心内容是：重视人的价值，视每个人的自由、平等、幸福为最高价值；对人施之以爱，“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研究过斯诺的后就会发现，这种人道主义思想和冒险精神贯穿着他跨文化传播交流的一生，是他“天下一家”思想和“世界公民”意识形成的主要根源。而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冒险精神不是从天而降的，是由各种因素促成的。发展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童年的生活经验对成年后的行为态度有很大的影响．斯诺的祖辈当时在美国是那种“屯垦西部，开拓新地，寻求新生活的人们”，他们艰难创业，接近下层劳动阶层，曾在南北战争中维护过祖国统一，并很早就解放了自己的庄园里的契约奴隶。所以，斯诺虽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但他是接近劳动人民并在一定程度上是属于劳动阶级的。斯诺9岁的时候，父亲就要他在星期天与哥哥、姐姐一块到印刷所去劳动，拿“金钱等于劳动”的格言来教育他。他十二三岁大时，就已开始学会干些农活儿，并尝试着通过劳动换得的报酬来干自己相干的事，他帮人卖过药，收过麦，后来在夏威夷还摆过小摊儿。这些经历使斯诺从孩提时代起就对劳动和下层人民拥有天然亲近性和亲切体悟。像许多杰出人物一样，斯诺早年所阅读过的文学作品对他思想品德的形成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斯诺学生时代特别喜爱不厌其烦地读两种类型的书，其中一类是雨果托尔斯泰、爱默生等人的作品。这类作家共同特点是：就是对人类、对社会、对人生采取一种积极的关注的态度，其作品都蕴含着不同程度的人道主义情感。特别是雨果作品的史笔手法、表述格调、对穷人悲惨遭遇的怜悯和对丑恶势力的鞭笞对斯诺后来人道主义思想的发芽生长起到了强烈的引导、垂范作用。斯诺特别喜爱读的另一类书是《金银岛》（TreasureIsland)、《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Crusoe）《汤姆·索耶历险记》(TheAdventuresofTomSawyer)等。吉姆、鲁滨逊、汤姆·索亚是少年斯诺崇拜的心中偶像，他们的故事陪伴着斯诺一起长大，成人后的斯诺表现出的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不畏险恶、不惧权势、追求真相、秉笔直书的冒险无畏精神，不能不说没有他们的影子存在。马克·吐温出生在密苏里州佛罗里达镇，是斯诺的老乡，也是斯诺一生最钟爱的作家之一，他对底层生活的深刻体察，站在人道主义高度的幽默，对斯诺成年后的性格、生活态度都有很大影响。“我感到我自己是人类的一部分,因为我知道几乎每一个国度里的善良人们都是人类的一部分。”[3]洛伊斯·惠勒·斯诺.“我热爱中国”[M].上海：三联书店，1978.“斯诺的生活形式是全球性的，他懂得许多国家的人民和思想他认识‘富人’和‘穷人’、权势者和卑贱者”，[4]刘力群.纪念埃德加·斯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他把世界当作整体来看待，足迹踏遍中国、印度、缅甸、印度支那、伊朗、阿拉伯国家、非洲、欧洲、墨西哥和苏联，和世界各地的人民紧紧相连，并认为自己属于全世界．他的这种不分贵贱、同情弱者，追求真理、无党无派的“天下一家”思想和“世界公民”意识是帮助他越洋过海浪迹天涯成功进行跨文化交流采访报道最制胜法宝之一。不论是国家领袖毛泽东、斯大林、罗斯福、甘地，抑或是红军医生傅连璋、林巧稚、甚或红小鬼，不管他们的地位有多高贵或多卑微，他总是“以对待一个‘人’一样的敬意来对待他”。[4](p268)所以，不论什么文化背景的人只要和他交流，都回被他天下一家的人道情怀所感染而愿意跟他无话不谈，他也因此总能在跨文化交流中得到别人想得而得不到的东西，并一次次地捕捉到独家新闻而震惊世界。斯诺“天下一家”的人道主义情操和朴素追求帮助他与世界各地的人民建立了深厚友谊，这种友谊缩短了在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的语言、国籍、身份、辈分、习俗、价值观等方面差距，这是我们在从事各种跨文化交流活动中最应该从他身上汲取的经验与给养。所谓跨文化传播是“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相互交流的一种情境”。[5])刘洪.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三个悖论[J].求索,2007,(7):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走到一起，要想由互动达到互谅、互信、互利，斯诺的“天下一家人”的朴素意识和善良襟怀无疑具有一种开启跨文化传播闸门的普适性指向。回顾中外历史，凡那些勇于走出家门、国门，在中外跨文化的传播中，以仁爱之心、关爱之态、善意之举，视天下事为自家事，把天下人当自家人的人都受到了全人类的怀念和景仰，如张骞、郑和、玄奘、beconsistentwithinthesamedisk.Alternateunifiedcorerequirementsplacedontheterminalstripterminals,onlineidentityandensurethecoppercoreisnotexposed.6.4.6enclosurewithinthesametothecablecoreprovidesbindingintoacircle,harnesstiespacingisgenerally100mm;branchofficesshallbebindingonbothends,eachcore5 马可波罗、利玛窦、包括斯诺等。相反采取武力胁迫、“人道干涉”（以人道主义为借口，采用军事等强制手段按照自己的标准干涉、改造、甚至颠覆别国、异民族的政治制度及文化习俗）等极端交流方式可能会得逞一时，不可能得逞一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真正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人类存在的善的方面之最集中精神体现，她使人深切同情他人的苦难并尽力予以帮助，使人在社会生活中用善的规范指导自己的行为，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应该像斯诺那样,把人道主义作为开启全人类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各种文化间和平共处、相互交往之门的一把永不生锈的精神密码（spiritualcode）和应然条件（idealprecondition）。二、摈弃文化和种族优越论，平以待人——斯诺跨文化传播的制胜密码斯诺在中国跨文化交流中所取的成功也与他积极了解中国文化，深谙中国文化的精髓密不可分。他在中国生活过13个年头，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三次访华，他一生总共出的13本新闻著作其中8本都是记述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这足见中国在他一生跨文化传播交流中所占位置之重和他对中国文化理解接受有多深。来华之初，斯诺很快发现，如果不掌握一些汉语知识谁也不能了解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受到他们微妙的语言影响有多大、汉语有它本身的生命力，其内涵的传统还在发挥着莫大的影响。正是基于这种心态，斯诺很快掌握了1500多个常用汉字，不仅满足了一般的口头交际，还有助于进一步阅读、钻营中文书籍，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斯诺凭着自己的正义、诚恳，对中国人民的深情，成了中国一代伟人鲁迅和宋庆龄的挚友。“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他多次访问鲁迅。有一次他就文学界的现状访问鲁迅竟带有5000多字的23个问题。在鲁迅的帮助支持下他把左翼作家的小说翻译成《活的中国》（LivingChina）出版，本书收录了鲁迅、柔石、茅盾、巴金、沈从文、肖干、郁达夫、张天翼、郭沫若、沙汀等人的作品，这是向英语国家介绍中国新文化的最早选集之一。通过翻译这本书，他深刻地领悟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活的中国》因此成为《西行漫记》（OntheRedstarOverChina）的前奏。通过与宋庆龄的相识，他认识了国民党的情况，了解了孙中山的为人及其未竟的抱负，以及她为什么拒绝与宋氏家族一起和蒋介石政府合作，并看到了中国人民改革他们的国家的决心。斯诺访问陕北，使他接触了灿若繁星的一大批正在创造中国历史的伟人。他解放前后多次同毛泽东的接触和交谈，使他得以比较客观、全面、深刻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和建设情况。这为他对中国的报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斯诺正是这样，以满腔热忱从容走进了中国文化的心灵。“感觉到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6]毛译东哲学批注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29-30.斯诺凭着对积弱积贫的中国的深切同情，刻苦钻研中国文化，很快就懂得了中国现代文化真正力量之所在：儒学为中国贡献了仁爱观念和维护民族统一思想，中国化的共产主义理论，鲁迅式的硬骨头精神又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变革积蓄了足够精神文化动力。当他走进中国文化的堂奥时，他的“种族优越感”（ethnocentrism）和文化中心主义（culturalegoism）就再也没有立锥之地了。而这时，随着他对中国语言与文字驾御能力的逐日提高，他的跨文化交流能力与初到时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了。“种族优越论”就是站在本民族立场上，认为自己是先进、善良、正义、高贵和优秀的、完全不可侵犯的，其他民族都是落后、残忍、邪恶和劣质的，根本没有尊严可言。“民族优越论”并非与生俱来，它是一个群体成员在文化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每个人的身上都会或多或少地带有民族优越的成份，自然而然地对自己的文化产生一种优越感，不论他/她所属何国家、何民族，如国外有“欧洲中心论”，“白人至上论”大禾民族优越论”，中国也有“夏夷之辩”，“中华文化优越论”。“民族优越论”往往有碍于对其他民族的了解，为跨文化交际设置了人为障碍。beconsistentwithinthesamedisk.Alternateunifiedcorerequirementsplacedontheterminalstripterminals,onlineidentityandensurethecoppercoreisnotexposed.6.4.6enclosurewithinthesametothecablecoreprovidesbindingintoacircle,harnesstiespacingisgenerally100mm;branchofficesshallbebindingonbothends,eachcore5 摈弃“种族优越论”，对异文化、他民族抱平等、友好的态度是斯诺跨文化交流采访给我们留下的又一宝贵经验。无论是对待中国人或是非洲人，在同他们的交际中，斯诺丝毫没有像很多其它西方记者那样流露出自我为是、妄自尊大的白人做派，他既不仰视、也不俯视，而总是以平视的眼光打量每一个曾被他采访、与他相识或与他共过事的、背景不一、国籍不同的人，与他们保持平等相待、相帮互助的交际关系。斯诺生前一直没有加入什么党派，也没有宗教背景，有的只是欧美传统文化精华滋育他后在其身上沉淀下来、又与优秀中国文化发生链接、最后进入灵魂中心地带的那份热情、勇敢、正直、正义、客观、公正、自由、平等、人道、谦虚的节操与品行。在各种环境中，他都是凭着这种精神从事跨文化交流、采访、报道的。在中国的日子里，在西方同行中，他对路透社一个“看不起有色人种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死硬派”[4](p17)不屑一顾，他曾说：“我在中国生活了13年，…作为记者，我的职责是反映我所知道的一切。这就与那些应该是什么样子抱有先入之见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或者根本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会有任何长处的人发生了冲突。不用说，我本人并非共产主义者。”[4](p198)他不喜欢扮演专家的角色，“他首先是一位同一切事物，同其它人类公开对话的人。他坚定地相信某些价值，单避开任何意识形态模式。…他善于把客观性当作反对偏见的武器，服务于进步的工具。”[4](p204)1929年在上海，当他看到“华人与狗不得如内”门牌时，撰文强烈抨击这类侮辱性字眼所代表的种族歧视，认为“那些采取侮辱中国人荒唐做法的外国人仍然是在继承他们前辈的衣钵，正是这些人几十年前在中国建立起白人的特权地位。”[7]埃德加·斯诺.中国人请走后门[N].密勒氏评论报,1929-11-9.1930年，他又发表了《在上海的美国人》一文，文中他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自己的信仰基督教的同胞如何置中国饥民的死活于不顾而只想赚钱行乐、纸醉金迷的丑恶嘴脸。这些文章发表后，许多外国人报之以冷眼，斥其为“亲华分子”，使他在租界“孤立”起来。这正表明他已彻底摆脱了长期以来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并与“白人优越论”的流行观念完全决裂。在当时中国，作为一个外国人，斯诺是有特殊优越地位的，但他能超脱出来，正视白种人的虚伪、庸俗的“金钱万能观”和自私自利的“基督教信仰”，这显示了他摒弃种族优越观与偏见，对弱势民族抱平等、同情、友好态度的可贵。而同时期的许多外国人之所以对中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熟视无睹、置若罔闻，就是因为他们确信“这两个种族不属于同一类”，[8]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中国人是劣等民族，他们智力低下，素质欠佳，他们吃苦受罪是天经地义的，接收优等民族的奴役与强权驾御也在情理之中。有些美国学者喜欢用“盲人摸象”这个寓言来比喻老“中国通”对中国的认识的片面和主观，而认为斯诺之所以对中国认识得全面和客观是因为他离开上海到居住着百分之八十人口的内地去把中国从头至尾摸了个遍。这种解读只是抓住了问题的表面，他们秉持的根深蒂固的“种族优越论”等偏见才是招致他们在同斯诺对弈中输局的主要根源。斯诺在中美、中西跨文化交流史上被西方评论家誉为继“马可·波罗之后对认识中国最有影响的外国人”，[4](231)恐怕与他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种族平等与天下一家思想有直接因果关系。三、采用妥帖采写策略，创制亲近性文本——斯诺跨文化传播的物质应对16世纪末期，意大利人利马窦在游历传教中，意识到强调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形象很可能引起一向重视‘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困惑，于是以圣母玛丽亚怀抱圣婴的形象来代替，以便和儒家的仁、孝找到结合点。在跨文化交流传播领域，该事例曾被当作经典不时被人引用，其可评可道之处显然不仅在于利马窦来华传教的目的、动机、内容，而在于他面对东西文化差异所取的认识及处理策略。在跨文化交流中，传播者在甲文化中编码，受传者却要在乙文化中解码，此实为一道相互沟通的难题。斯诺也曾遭遇过这样的尴尬，文革中毛泽东对他说他是“秃子打伞-----beconsistentwithinthesamedisk.Alternateunifiedcorerequirementsplacedontheterminalstripterminals,onlineidentityandensurethecoppercoreisnotexposed.6.4.6enclosurewithinthesametothecablecoreprovidesbindingintoacircle,harnesstiespacingisgenerally100mm;branchofficesshallbebindingonbothends,eachcore5 无法（发）无天”的人，他搜肠刮肚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英文，最后只得用“一个撑着雨伞在黑暗中行走的孤僧”作罢。1939年9月，斯诺再访延安时把他亲手签名的《西行漫记》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接过书后．在扉页上写下“三块肉喂你马吃”七个汉字，斯诺看了好一阵仍不懂什么意思，便在汉字下打了个“？”号。毛泽东看后哈哈大笑，用英文对他说：“Thankyouverymuch.”斯诺方才似有所悟。实际上在斯诺一生中一直承担着这样的角色----他要让世界（尤其美国人民）了解到真实的中国，为了作到这一点，他就得把他耳闻目睹到一切如实地记录刊发出来，而最大限度地减少类似以上语言的误读就成了他的必须马上解决的第一个当务之急。对此，他的因应策略就是“互译订正”，即在跨文化交流采访时，先用英文记录，接着请精通双语的直译为中文，请对方矫正，然后再有翻译把订正后的汉文翻成英文，如此不停往返，直到准确无误为止。由于斯诺的这般认真，所以由他编发的东西其真实与准确度就不言而喻了。《西行慢记》的震撼世界影响，表明他的这一策略取得了明显成效，斯诺在该书1938年中译本序言自白到“从字面上讲，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上来讲，这些故事确实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而且从严格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这一本书的大部分也不是我写的”，而是毛泽东、彭德怀等人口述的，“没有把它作文学上的加工”。斯诺以自己的才华成功地抓住了历史给予的机遇，充当了一个伟大时代的忠实记录员的可敬角色。斯诺是一个西方人,他懂得如何描写和介绍异文化西方人才爱看，并且知道什么时候他们爱看什么东西。同时，他又是一个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充满同情与好感的“中国通”，这为他能写出既忠于中国客观现实又符合美欧人阅读口味的新闻文本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斯诺的《西行慢记》充分利用了他的这一有利因素。从大的方面将，当时西方德意日法西斯气焰嚣张，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互相观望、步步退让，世界人民在政治上产生了要求制止法西斯罪恶企图的强烈愿望。究竟反法西斯的希望何在？和平之光寓于何方？谁能回答这样的问题谁就等于迎合了全世界最大多数人的口味和急需，他的作品就是最具亲近性的文本。而斯诺的《西行慢记》的公开发表如及时的春雨浇灌在人们干涸的心田。从操作层面看，斯诺著述的众多精神文化文本（包括各时期的新闻作品和著作）充满着冒险刺激、幽默风趣、形象化描写、深度剖析、现场再现、特写、追问、悬念、比喻、插叙、倒叙、对话，这些都是西方人最喜闻乐见的文章表述形式，同时也为中外各国人“心向往之”，尤其是在《西行慢记》中他大量运用中国古典小说的章回体手法更是让中国人增加了亲近感而百看不厌。四、斯诺模式——值得当下跨文化传播实践活动开掘的一座富矿美国传播学家彼得斯(JohnDurhamPeters)认为，跨文化传播的关键在于不应该以自我文化为中心来俯视他者，或是寻求与异文化群体的人联合，而是在存在论意义上宽容他者，承认他者的存在权利，承认他者文化体系的价值。[9]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M].何道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国内学者单波比较认同这种主张，他还进一步指出，“真正说来，占据我们心灵的跨文化传播的焦虑都与他者有关，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他者的角度考虑跨文化传播。”[10]单波.紧急状态下跨文化传播的焦虑及其消解[J].国际新闻界,2006,(1):31.杨保军更从从精神文化传播的文本角度提出，提出创制亲近性（intimacy）文本是实现跨文化有效传播的重要基础。[11]杨保军.创制亲近性文本:跨文化有效传播的重要基础[J].国际新闻界,2001,(6).同时秦志希在分析《花木兰》迪斯尼模板成功的根源后认为，摈弃传统宣传模式、确立全球意识的传播观念是，才能摆脱目前中国跨文化传播成效不佳的窘境。[12]秦志希.从迪斯尼《花木兰》看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传播[J].当代传播,2000,（2）.值得注意的是，在上世纪数十年间进行中美跨文化传播交往中，虽然由于时代等多种因素所限，斯诺没有在跨文化传播领域进行过任何学术梳理和理论创建，但在现实实践中，他却“无师自通”地践行了一套卓有成效的跨文化传播方略。而这些方略，与以上学者的主张相比，有着“惊人”的相似，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仍然具有方法论的启示与借鉴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斯诺在这方面的有益探索，不啻人们研究现代跨文化传播应然方略时的一座极富开采价值的矿床。beconsistentwithinthesamedisk.Alternateunifiedcorerequirementsplacedontheterminalstripterminals,onlineidentityandensurethecoppercoreisnotexposed.6.4.6enclosurewithinthesametothecablecoreprovidesbindingintoacircle,harnesstiespacingisgenerally100mm;branchofficesshallbebindingonbothends,eachcore5 当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商业文化裹挟其控制全球的意识己经在世界范围内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凭借科技优势以及由此构建的不平等的跨文化传播秩序，推销、宣扬和传西方主流文化及其价值观念”。[13]姜飞.试析跨文化传播中的几个基本问题[J].新闻大学,2006(l):19.事实证明，西方强势文化所推行的文化新殖民主义历程中，更呈现出了这般新的面相和转向：将异文化所带给殖民地最初的种族歧视和偏见在殖民地以及新建立的国家本土内化，将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从殖民主义时期异文化彼此不平等跨越层面深入到殖民地本土人民的内心，制造出一系列的“种族歧视之中的种族歧视，偏见之内的偏见”等社会现象。[14]王宁.全球性后殖民语境下的跨文化对话———清华—哈佛后殖民理论高级论坛述评[A].跨文化对话[C].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这种转向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结果就是将殖民主义从领土殖民向文化殖民的跨越，从外在殖民向自我殖民的跨越。国有国别，族有种属，人有类群，当然因地、因时、因势、因史的不同所形成的各国文化，各民族文化，甚至是同一民族不同地区的文化，统一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都会各有千秋，大异旨趣。文化间的先在差异和暂时强弱既不能视作唯我至尊、老死不相往来的篱笆与界河，更不应该当成凌辱他人、惟我独尊的霸道工具和强权逻辑。人类的发展史实际也是一部跨文化交流史。跨文化交流不仅是历史向世界史转变的必由之路，更是人类向社会和谐和共同繁荣的必由之路。世界是东方的，也是西方的；地球是东方民族的家园，也是西方民族的家园，同时还是全人类的家园。在这样一个大家园里，要想共同进步，和睦共处，斯诺跨文化交流之经验是值得我们长久探讨、思考、借鉴、仿效的。从人道主义原则出发，培养“世界公民”观念，摆脱民族中心主义和种族优越论的羁绊，平等对待世界上每一个民族，抱着宽容、友好的态度学习异文化，掌握异文化精髓、并采取合理交流策略，创制的亲近性文本，这既是过去斯诺跨文化交流与传播成功经验，也是他给予我们最有意的启示与借鉴。个人简介：1969年生，男，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新闻学博士，河南平顶山市叶县人，兰州大学传播学硕士武汉大学新闻学博士。主攻：新闻理论﹑中西新闻比较﹑跨文化新闻传播。先后在权威、cssci、核心等各类新闻传播累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一部。联系方式：029—8751441213488277024zhucleanriver@sohu.com通讯地址：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邮编:710062。beconsistentwithinthesamedisk.Alternateunifiedcorerequirementsplacedontheterminalstripterminals,onlineidentityandensurethecoppercoreisnotexposed.6.4.6enclosurewithinthesametothecablecoreprovidesbindingintoacircle,harnesstiespacingisgenerally100mm;branchofficesshallbebindingonbothends,eachcore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