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法政智慧中的“美德”与“无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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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赖预设绝非是他对无赖情有独钟,而是他对美德有着清醒现实的认识,他是通过对无赖的预防来为美德开拓出生存土壤和发展空间,这是法政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高超智慧。休谟这位无赖原则的始作俑者也是追求美德的满腔热忱者和实现美德的超强能力者。　　一、自私和有限慷慨的人性　　自休谟之后,西方的法政逐渐步入正轨,这印证了休谟政治可以解析为科学[1]5的预言。休谟认为关于人的科学是其他科学的惟一基础,人性本身是这些科学的首都和心脏[2]7,法政科学必须建立在关于人的科学之上。休谟强调人的科学必须建立在经验和观察之上[2]8,而反对在此之前的两种人性假设

3、:(1)以洛克为代表的、诗人虚构的黄金时代,物质极大丰富和人心极大善良,财产、责任、公正和不公正这些概念也随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如果人的慈爱和大自然的供应都是无限度的,那么作为正义前提的利益计较和产权区分也就不必要了,把人类的慈善或自然的恩赐增加到足够的程度,你就可以用更高尚的德和更有价值的幸福来代替正义,因而使正义归于无用。[2]535例如,父母对年幼子女慈爱到足够程度,就不会起诉年幼子女说那件衣服是我的;大自然所恩赐的空气极其丰富,没有人起诉说哪里的空气是我的。(2)以霍布斯为代表的、哲人设想的自然状态,物质极大匮乏和人心极大邪恶

4、,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不断战争,是人类自私和野蛮的本性未受约束的必然后果。例如,强盗对受害者毫无慈爱之心,也不会起诉受害者说那件东西是我的而是直接抢劫那件东西;对于大自然根本就没有的东西,也不会有人起诉说这东西是我的。休谟认为这两种假设对于人性的认识都是不适当的,这样一种人性状态是否总是存在,假若它确已存在,能否延续相当长一段时期以至可以称之为一种状态,这是完全值得怀疑的。这两种假设在法政理论和实践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如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认为卫国阶级都具有金银铸造的美德,卫国阶级不可以有任何私人财产,因为他们已经从神明处得到了金银,藏于心

5、灵深处,他们更不需要人世间的金银了;另一方面,法西斯暴政则信奉丛林法则,实行赤裸裸的强权法政,对人性做了恶魔预设。　　对于绝对的美德,根本没有必要用正义规则加以防范;对于绝对的恶魔,任何正义规则也无法发挥规范作用。但人性的准确描述不是美德也不是恶魔,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性质无赖,无赖人性预设对正义规则提出强烈的呼唤。休谟认为正义只是起源于人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以及自然为满足人类需要所准备的稀少供应[2]536,稀少的供应是自然的性质,自私和有限的慷慨是人的性质。　　人性的这两个特点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通过彼此之间的限制而不使另一方极端

6、化,有限的慷慨对自私的限制使其不至于下滑为兽性,而自私对有限的慷慨的限制使其不至于升华为神性,只有介于神性、兽性之间的人性和自然稀缺性质的结合才诞生正义规则。公道或正义的规则完全依赖于人们所处的特定状况,如果根植于人类胸怀中的或者是完全的温良和人道,或者是完全的贪婪和恶毒,就会使正义变成完全无用的。　　人性就是介于善恶之间的无赖,这与西方的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还有所不同,因为在无赖中,魔鬼与天使并不是分为两半,而是交织在一起,至于最终显现出来的是天使还是魔鬼,那就仰仗制度保证了。在这种人性预设基础上,休谟提出无赖原则的法政宣言:在设

7、计任何政府体制和确定该体制中的若干制约、监督机构时,必须把每个成员都设想为无赖之徒,并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别无其他目标。我们必须利用这种个人利害来控制他,并使他与公益合作,尽管他本来贪得无厌,野心很大。不这样的话,他们就会说,夸耀任何政府体制的优越性都会成为无益空谈,而且最终会发现我们的自由或财产除了依靠统治者的善心,别无保障,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什么保障。[1]27休谟是说,古往今来,一个不变的人性是,除极少数的高尚君子和卑鄙小人外,占绝大多数的芸芸众生是自私和有限的慷慨,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私,谋求私利是行动的主要目标,但有

8、限的慷慨之存在也能够使他权衡利弊,遵守正义规则,使自己的自私行动不至于对他人和社会构成危害,而是有益于社会公益的。正因为人性中有限的慷慨,休谟对西方基督教自私原罪说也持批判态度:自私这个性质被渲染得太过火了,而且有些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