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医家对疫病病因的认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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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uresareallcontrolledbybigenvironmentofnature.Tousetheory“fiveelementsandsixpathogens”andgraspdevelopmentrulesofthediseasecanimproveTCMlevelincuringandpreventingepidemicdisease.Keyicdisease；causamorbi；InternalClassics；theory“fiveelementsandsixpathogens”对于疫病的病因，

3、《素问·遗篇》提出了“三虚”说：“人气不足，天气如虚……邪鬼干人，致有夭亡，……一藏不足，又会天虚，感邪之至也。”“天虚而人虚也，神游失守其位，即有五尸鬼干人，令人暴亡也。”所谓“邪鬼”、“五尸鬼”，在《黄帝内经》中又称为“虚邪贼风”，相当于现代医学的致病微生物，而致病微生物侵犯人体，中医学认为需要具备另外两个条件：“天虚”和“人虚”。“虚”不等于“弱”，“虚”的本义是空隙。天虚是天气有虚而戾，虚邪是乘隙袭人之邪，人虚是有隙可乘之人。“三虚”致疫说，较为完整地指出了产生疫病的三大因素。人和自然都是不断运动变化的物体。

4、人与自然的运动变化，都是有一定节律的，《黄帝内经》总结了自然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创立了“五运六气”学说。人体的五脏六腑、十二经络等，都是与自然界的五运六气对应而产生的理论。《素问·遗篇》是讲五运六气的专篇，故文中讲的“天虚”，主要指五运六气的失常。《黄帝内经》论述疫病的发生，非常注重“伏气”的概念。《黄帝内经·素问遗篇》中有“三年化大疫”的理论，这是中医伏气致疫说的极致。但由于《素问·遗篇》的长期失传，此说未能在后世医家中产生大的影响。西晋王叔和《伤寒例》中说：“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

5、病，至夏变为暑病。”这段论述有两个毛病，一是“寒毒藏于肌肤”之说纯属臆想，故遭到后世医家的攻击；二是忽略了发生疫病时的“虚邪”因素，容易使人对伏气致疫说产生误解。东晋医家葛洪《肘后方》注意到了虚邪的因素。他在“治伤寒时气温病方”中说：“其年岁月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这里的“鬼毒”与《黄帝内经·素问遗篇》的“邪鬼”、“五尸鬼”同义；“温病”在这里是指“瘟疫”，古无“瘟”字，“瘟”写作“温”。“疠气”应作“戾气”，《诸病源候论》称“乖戾之气”，即不正常的运气。因“戾气”遇上“鬼毒相注”会产生疫疠，故“戾气”也

6、被称作“疠气”。但“戾气”的本义应是疫病未发生前的阴阳乖戾之气，而“疠气”则指已发生疫病后的“疫疠之气”，故“戾气”与“疠气”本应有层面上的差别，不仅是“一声之转”的关系，将“戾气”与“疠气”混称，就模糊了“戾气”作为不正常运气的原始涵义。戾气影响人体可以即时发病，称为“时气病”；可以不即时发病，成为一种潜伏因素，遇到“鬼毒相注”时再发病，这种潜伏因素就叫做“伏气”。古人观察到大的疫病发生前大多先有运气的失常，而且这种运气失常与疫病的发生往往有一段时间间隔，故有“伏气温病”之说。东汉后期至隋代的历朝政府多次采取了严禁

7、谶纬的政策，“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隋书·经籍志》语）。五运六气虽非谶纬，但因运气学说涉及预测，容易被误解成谶纬（现代也有人把五运六气说成谶纬）。因此，严禁谶纬的政策就很可能殃及池鱼，导致五运六气学说的隐佚，这是为什么专论五运六气的《黄帝内经》第七卷会在南北朝时期失传的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唐代中期王冰发现并在《黄帝内经》中补入了运气七篇大论，以后又发现了专论运气变化与疫病关系的《素问遗篇》，使运气学说重新受到重视。经北宋政府的提倡，运气学说成为宋代医家之显学，宋金元医家论疫病大多会运用到运

8、气学说。明代吴有性则比较注重于对“邪”的因素的研究。吴氏在《温疫论》中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之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吴氏感觉到了直接致病原的存在，他把这种能直接致病的“异气”亦叫做“戾气”（故今人多称其为“戾气说”），但他讲的“戾气”已完全不同于古人“乖戾之气”的概念了。吴有性的戾气说基本排斥了“天虚”——五运六气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