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简《孔子诗论》与孔子诗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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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博简《孔子诗论》与孔子诗学理论摘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以下简称《孔子诗论》）是孔子诗学理论的一部分，以实用主义为基本特征。《孔子诗论》中所论述的《诗》的内涵和《左传》中《诗》在“达政”、“专对”时所体现的内涵基本一致。《孔子诗论》反映的是孔子实用主义诗学观，它强调的是诗在处理内政外交时作为一种特殊语言所具有的交流功能。关键词：孔子诗论诗经左传一九九四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得一批战国楚简，现已陆续整理出版。其中《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马承源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

2、001年）中有《孔子诗论》（题目为编者所加）部分，是孔子关于《诗经》的言论。本文将对上博简《孔子诗论》的性质和内容作一些讨论。一、孔子诗学理论的基本特征《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论》：“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论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1]可见诗是政治场合特别是外交场合中的特殊语言，很多政治意图和政治志向的表达和交流都是通过诗这样一种特殊语言来完成的。《论语·阳货》：：“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2]《礼

3、记·仲尼燕居》：“不能诗，于礼谬。”[3]如果不能掌握诗这种特殊的政治语言，很多政治交流活动就无法展开。孔子所谓的“不学诗，无以言”，正是针对诗的这种政治功用而言的。如《左传·昭公十二年》：夏，宋华定来聘，通嗣君也。享之。为赋《蓼萧》，弗知，又不答赋。昭子曰：“必亡。宴语之不怀，宠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将何以往？”[4]又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齐庆封来聘，其车美。孟孙谓叔孙曰：“庆季之车，不亦美乎？”叔孙曰：“豹闻之：‘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叔孙与庆封食，不敬。为赋《相

4、鼠》，亦不知也。”[5]《左传》中的这两则事例充分体现了诗作为外交语言所具有的“达政”、“专对”的政治功能。士大夫能否熟练掌握用诗技巧，甚至影响到了其政治前途。在孔子言论中还有不少关于诗的政治功用的论述。如《论语·阳货》：“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6]所谓“兴、观、群、怨”，指的正是“诗在实际运用中被用作外交活动的特殊语言、谏讽国政的有效工具、切磋道德的诱发因子，诗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密切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桥梁作用、巩固国内安定团结

5、的粘合剂作用、推动师友之间互相启迪的催化物作用。”[7]“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所体现的也正是诗的政治功用。又如《论语·子路》：“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8]梁道礼先生在《孔子诗学的现象学还原》一文中对此有精辟的阐述：“空子明白无误的宣告，‘达政’、‘专对’是诗的全部价值，离开‘达政’、‘专对’，诵诗活动毫无意义可言。‘达政’、‘专对’是对春秋时期诗歌实践最简洁的理论概括。‘达政’说的是诗在处理内政上无可替代的作用，‘专对’说的是诗对外交活动难以估量的影

6、响。”[9]因此，在春秋战国时期，诗的价值完全体现在作为一种外交语言所具有的赋诗言志、达政、专对的政治功能上，强调诗的政治功能和实用功能也正是孔子诗学理论的基本特征。二、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左传》中用诗现象的比较可以想见，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熟练掌握诗歌的应对技巧，应当是每一位公卿大夫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因此，孔子的诗论，“也是教授弟子们处世应对时所必须掌握的诗的方法和重点。”[10]既然诗在春秋战国时期是用来“达政”、“专对”的特殊语言工具，那么“诗篇的特有涵义应是诸侯公卿们所稔知，也不是孔子后

7、来所能发明。”[11]所以，这些诗篇在“赋诗言志”的交流和沟通过程中所表达的特定内涵也一定是为公卿大夫们所共知，否则，“达政”、“专对”的过程就无法完成。在《孔子诗论》中所论及的《诗经》篇目中，有一些在《左传》中也被用来“达政”、“专对”。下面我们将就同一《诗经》篇目在《孔子诗论》和《左传》中所体现出来的内涵和功能作一比较。看看两者有多大程度上的一致性。在引用上博简《孔子诗论》时，释文一律用宽式。《孔子诗论》：“……《甘棠》之褒……”[12]“……及其人，敬爱其树，其褒厚矣。《甘棠》之爱，以召公…

8、…”[13]《左传·定公九年》：“《诗》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犹爱其树，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14]此诗出《诗·国风·召南·甘棠》，郑玄笺：“召伯听男女之讼，不重烦劳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国人被其德，说（今按：通悦）其化，思其人，敬其树。”[15]《孔子诗论》、《左传》和《诗》郑笺对《甘棠》一诗的内容评价非常相似。郑玄所处时代较晚，但古人治学，同一学派有严格的师承关系，郑说应有所本。用《甘棠》来表达“思其人，敬其树”这样一种意志，在当时应该是被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