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商頌》論《詩經》的史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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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2012/13學年上學期CHLL4680詩經期末報告任課老師：周建渝教授學生姓名：林芊芊學生編號：1009616874從《商頌》論《詩經》的史詩性將「史詩」引入詩經學研究是「五四」後才出現的現象，主要源於西方詩歌理論的影響。亞裏士多德在《詩學》中首先提出「史詩」的概念，他將當時古希臘文學作品分為史詩、抒情詩和戲劇。黑格爾的《美學》在其基礎上對此進行了更詳細的論述，并認為「中國人卻沒有民族史詩」黑格爾：《美學》第三卷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頁170。。當然，那時尚未有《詩經》的德文

2、譯本，故許多學者認為黑格爾對此的論斷不足為訓。近代學者對於《詩經》中史詩的討論，多集中在《大雅》中《生民》、《公劉》、《綿》、《皇矣》及《大明》五篇，各人眾說紛紜，學識並不統一。但近代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詩經》中有史詩，至少存在上述的五大史詩。于新：《「詩經」研究概論》（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8年），頁133。除此之外，《大雅》中的《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和《常武》，以及《商頌》五篇均被部份學者列入史詩範圍。趙沛霖：《詩經研究反思》（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頁74。王先霈先生認為史詩是一個

3、多義名詞：作為一種文體，史詩指的是詩歌中的一種特殊的形式。王先霈：<論史詩性>，《甘肅社會科學》，1984年06期，頁110。既然是從文體、形式的角度看，限制自然比較多而且是硬性的。「史詩」畢竟是西方的詩歌概念，是一個「舶來品」張建軍：《詩經與周文化考論》（濟南：齊魯書社，2004年），頁128。，拿中國早期文學作品《詩經》來進行比附實在難以完全扣合，是故讓各學者各執己見爭議不斷。但如果從美學的觀念來看，史詩所指的對象要廣泛得多，同時又有更加確定的內涵王先霈：<論史詩性>，《甘肅社會科學》，1984年06期，頁110。。

4、王先霈先生把帶有史詩美學的因素稱為「史詩性」，主要體現在主題的民族性、題材的宏偉性及畫面的全景性。同上，頁110-118。筆者頗認同這種從文學內容和藝術角度著手的詮釋方法，可以將格式、體裁過於硬性的規限暫時擱置，以下試以此為標準探討《詩經》中《商頌》五篇的史詩性。頌是宗廟祭祀的樂歌，《商頌》現存五篇：《那》、《烈祖》、《玄鳥》、《長發》及《殷武》。這是宋國頌揚祖先商族的祭祀歌辭，涉及的內容包括商族的來源、商族的祖先、伊尹與商湯併祭制度以及商族夏族、商族與其他部落的關係等江林昌：<<商頌>的作者、作期及其性質>,《文獻》,

5、2000年1月第1期，頁18。。可見《商頌》符合了主題的民族性與題材的宏偉性這兩個條件。五篇詩歌讚頌、描寫的對象均是商族，<那>及<烈祖>可看成是組詩，<那>是向始祖成湯獻樂獻舞，<烈祖>則是勸牲進酒。詩中均提及祖先的成就和功業，如「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程俊英：《詩經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355。還有殷商時的祭禮安排，如「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同上，頁354。<玄鳥>描寫了殷商的起源「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程俊英：《詩經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3

6、56。及歌頌殷高宗的中興事業「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同上。這都是一些關於商族社會4生活、風俗習慣或歷史道路的內容，體現了民族性主題。另外，<長發>敘述了湯的祖先契和相土奠定國基：「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同上，頁357。以及湯伐桀的功績「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同上，頁358。<殷武>寫的則是高宗伐楚的事，「撻彼殷武，奮伐荊楚。」同上，頁359。這些關於民族戰爭以及影響民族生活的大事件都是宏偉性的題材。至於畫面的全景性，是指廣泛地描寫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道德、風俗

7、等各個方面的大型長篇敘事文件王先霈：<論史詩性>，《甘肅社會科學》，1984年06期，頁114。。廣泛描寫社會各個範疇議題與宏偉性題材有關，前段已作了論述，最具爭議性的地方就是在這篇幅上。其實很多學者在判斷《詩經》是否有史詩時，都會拘泥於詩篇太短的問題，認為詩歌夠不上史詩的規模不能肯定為史詩趙沛霖：《詩經研究反思》（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頁73。。古希臘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各自都有萬行左右，合起來有兩萬行之多。張建軍：《詩經與周文化考論》（濟南：齊魯書社，2004年），頁128。再看《商頌》，五

8、篇合起來才154句，從數量上看與西方觀念中的史詩的確相距甚遠。但筆者認為這畢竟是兩種不同的語言，不能以硬性的數量來比較其所承載的信息。中國漢字單一字內就能涵蓋很高的信息密度，古文尤甚。以《商頌》中的<那>為例，「萬舞有奕」程俊英：《詩經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355。這句中僅用一個「奕」字就將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