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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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痕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一、伤痕文学与创伤经验 　　“伤痕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一、伤痕文学与创伤经验 　　“伤痕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一、伤痕文学与创伤经验 　　关于伤痕文学概念的起源和流变，学界已做过相当多的描述和探讨。伤痕文学的提法，始于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一日《文汇报》发表短篇小说《伤痕》后引起的讨论中。之后，人们通常习惯地把以揭露林彪、四人帮罪行及其给人民带来的严重内外创伤的文学作品，称之为伤痕文学。有人把伤痕文学又称为暴露文学、感伤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等，蕴含着明显的贬斥、不满之意。研究者虽然在某些细节问题上仍不无争议，但对伤痕文学概念的所指和流变已基本达成共识：其一，伤痕文学是指文革结束之后几年以《伤痕》为代表的描绘文革十年给人民所造成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伤痕的作品;其二，伤痕文学概念的意涵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到基本肯定的过程。此一过程折射出了文革后中国大陆拨乱反正的意识形态调整过程，与官方对文革的重新评价保持了同步。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刘锡诚说：伤痕文学因一篇作品而得名，最初是用来否定这类作品的贬义词，后来竟然被文艺评论界反其意而用之，成了新时期文学中反映十年文革题材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潮的专用名词。这是在特殊年代中特殊情况下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伤痕文学以各种方式直接描绘了文革所造成的生命的消失和肉体的伤痕。这种伤痕描写有时是直观的、详尽的、不加任何掩饰的，如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对县委书记马延雄受到迫害的身体采取了照相式的实录形式：任何一个人，如果他还有点心肝的话，看见这个脊背都会难过的：这瘦弱的脊背，从肩膀到勒裤带的地方，已经没有一块正常的皮肉了。有的地方结着干痂，干痂的四周流着粘黄的脓液;有的地方一片乌青，像冻紫茄子的颜色一样。那些红色的斑痕是不久前留下的。破裂的地方正渗着血。有时则是概括的、简明的、蜻蜓点水式的，卢新华的《伤痕》即仅仅通过王晓华的眼观察到母亲瘦削的、青紫的脸裹在花白的头发里，额上深深的皱纹中隐现着一条条伤疤。还有些作品采取了一种有意识省略的形式，将伤痕的描写付诸艺术的回避原则和一种往事不堪回首、不说也罢的情绪。古华《芙蓉镇》在写到李国香下令把富农婆的衣服剥光，把她的两个奶子用铁丝穿起来时，即求助于艺术的回避原则：胡玉音发育正常的乳房，母性赖以哺育后代的器官，究竟被人用铁丝穿起来没有?读者不忍看，笔者不忍写。反正比这更为原始酷烈的刑罚，都确实曾经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下叶的中国大地上发生过。而宗璞的《我是谁》则诉诸一种不说也罢的情感：昨天，韦弥和孟文起同在校一级游斗大会上惨遭批斗。在轰轰烈烈的革命口号声中，他们这一群批斗对象都被剃成了阴阳头。呵!那耻辱的标记!这一群秃着半个脑袋的人，被驱赶着，鞭打着，在学校的四个游斗点，任人侮辱毒打。详情又何必细说。　　二、伤痕文学与例外状态　　许子东在解读文革题材小说时曾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们虽见全部的症状，却不知道病是什么。这种感慨或者说困惑不只是他个人的，而是许多人的。对这种感慨和困惑，伤痕文学当时即给予了多方面的反映。《惊心动魄的一幕》中的马延雄感到不寒而栗的是：天啊!怎么人民和人民打起来了?群众批他、斗他，他想得通共产党员嘛，怕群众批评还行?可是，怎么坏人也赶来斗上好人了?好人打好人，坏人打好人，这成了什么社会了!这样下去怎么行呢?《在小河那边》中穆兰在追问：我们的国家这十年遭到一场大灾难，这是为什么?如果仅仅因为林彪、四人帮，那些野心家又是怎么爬上去的?让他们当权，问过人民的意见没有?而尤其让《血色黄昏》中的林胡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他不仅无法解释正直善良的女知青刘英红对他的违心的激烈批判，而且无法解释他本人抄自己母亲的家、贴母亲的大字报时所表现出的绝情和狂热。 　　对于文革及其种种怪现状的成因，人们曾做出过各种各样的解释，例如归咎于封建主义的遗毒、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个人的专断和个人的崇拜等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道：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周扬也有大同小异的解释：建国以来，毛泽东同志反复多次深刻地阐述过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重要性。但是，令人痛心的是我们党的这一优良传统，遭到了林彪、四人帮的疯狂破坏。他们利用毛泽东同志在我们党和人民中的崇高威望，又利用我们队伍中一些同志思想上的僵化，以及一些青年人的幼稚，采用极左的口号，极力制造现代迷信。他们假高举以营私，通过宣传顶峰论、天才论，制造偶像崇拜、宗教仪式，提倡封建伦理、愚民政策，完全否定了延安整风精神，使得句句是真理、句句照办的现代迷信，风靡一时，流毒全国。这种现代迷信，成了林彪、四人帮借以进行篡党夺权的最重要的精神武器。一方面，用来伪装自己，欺世盗名，给人们以只有他们才是最忠、最忠、最忠的假象。另一方面，又是打人的大棒，用它来推行封建专制主义，对我们的干部和群众，特别是对坚持党的优良传统的老一辈革命家，进行暴虐摧残，实行全面专政。这一类的解释，无疑具有政治的正确性。但是，这些解释，并不能全部解开人们心头的困惑，特别是解开伤痕文学所触及到的各种怪现状。　　三、伤痕文学与平庸之恶 　　长期以来，人们对伤痕文学存在着一种不满，那就是多有控诉、少有忏悔。钱钟书认为杨绛《干校六记》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言外之意即包含着这一层意思。他认为文革中的过来人少不了有三类，假如写回忆录，在运动中受冤枉、批斗的人也许会写《记屈》或《记愤》，一般群众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21)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礼平的《晚霞消逝的时候》、金河的《重逢》显示出了各自特别的意义。前者让曾经的造反派在自我的成长和思考中产生了忏悔意识，后者让曾经的造反派和受害者劈面重逢，并提出了受害者也可能一度是害人者的敏感问题。叶辉对朱春信说，您能够承认自己并非一贯正确，您是诚实的，有良心的。有的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既干了一些不光彩的事，后来也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可是他们在平反昭雪，官复原职后，对自己的错误缺点只字不提，只谈受迫害的光荣这就将受害者和害人者的交织问题明确化了：写《记屈》《记愤》之人也许有理由同时写《记愧》，写《记愧》之人也许有理由同时写《记屈》《记愤》。读者不要忘记，即使《芙蓉镇》中那可憎可恨之人李国香，也一度曾被红卫兵小将要求跳黑鬼舞而只好含着辛酸的泪水，爬了下去，手脚并用，像一条狗的。面对这样的桥段，我们切莫以罪有应得的道德判断简单地付之一笑，它实际上突显出了例外状态中一时为人、一时为鬼，此时被害、彼时害人的复杂性，它甚至使钱钟书的运动中三类人的划分复杂化了。 　　伤痕文学之后，不少中国作家对文革灾难进行了进一步的描绘和反思。如铁凝的《大浴女》便通过尹小跳的个人成长经验和灵魂反思达到了对生命的尊严和存在权利的理解与尊重哪怕是一个由罪恶所催生出的生命也有他生存的理由从而确立了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生命高于一切的观念。是的，最后，请让我们牢记约翰邓恩《丧钟为谁而鸣》中的诗句：每个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哀伤，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