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问责官员无原则复出和复出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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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问责官员：无原则复出和复出的原则周亚越·2013-05-0214:50:20　　　来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5期　　　　【内容提要】现实中，中国被问责官员大量无原则复出，这不仅使问责制流于形式，而且使公民对政治感到失望、悲观和冷漠，并使政府逐渐丧失公信力。制定被问责官员复出制度固然十分重要，但在制定具体的复出制度前，首先必须确立相应的复出原则，特别要坚持“复出例外”原则、“复出差异化”原则和“复出公开”原则。　　【关键词】问责/被问责官员/复出原则　　随着中国责任政府建

2、设的推进，官员问责成为常态。几乎与此同时，被问责官员的复出问题也随之而来，大量被问责官员先后复出且无原则复出，使被问责官员的复出问题逐渐成为社会热点和焦点。　　一、被问责官员大量无原则复出　　被问责官员复出，是指因失职行为而被追究责任从而去职的官员重新担任领导职务，这里的去职方式包括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和撤职四种。①其主要依据是中国《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问责的暂行规定》)第7条规定的问责方式有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和免职五种，以及中国《公务员法》

3、第56条规定公务员的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和开除六种。《问责的暂行规定》规定的“责令公开道歉”和“停职检查”以及《公务员法》规定的“警告”、“记过”、“记大过”和“降级”等处分形式，不存在“去职”问题，也就不存在“复出”问题，因而这些官员不包括在“复出”官员范围之内。例如：原河北省农业厅厅长刘大群因“三鹿奶粉事件”，2009年3月被处以行政记过处分，但他已于2008年11月从河北省农业厅调任邢台市，担任市委副书记，并在2009年1月当选邢台市市长。在该案例中，由于刘大群并没有去职，

4、因而也就不存在“复出”问题。《公务员法》规定的被“开除”官员，显然是不能复出的，因而也不能包括在被问责官员复出的范围之内。　　中国社会中，官员因问责而去职，主要是由于官员工作失职，特别是在突发事件中工作失职，是以“问责合理”为前提的。对这类官员，目前理论界、实践界基本上都认为其可以复出，而且中国有关规章、政策文件等也允许其复出，这一点问责制的研究者没有多大争议。当前的问题和关键不在于被问责官员能否复出，而在于被问责官员大量复出，如表1所示，甚至其复出过程存在严重的无序和违规现象。　　中国被问责官员

5、大量无原则复出，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官员复出已成为潜规则。从2003年中国内地首开“问责”之风后，至少已有数千名官员引咎辞职、责令辞职或免职，但其中绝大多数在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复出。尽管大量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是低调的、静悄悄的，但毫无疑问，中国官员复出已成为潜规则、成为惯例。　　第二，官员复出时间过短。中国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问责的暂行规定》，都规定被问责官员一年内不得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或者被提拔任用，但在现实中，许多被问责官员仅仅一周或几个月内就复出了。如2010

6、年8月18日，四川简阳市所属的地级市资阳市决定，因违规批地，给予简阳市市委副书记、市长段成武党内警告处分，并调离市长岗位，然而仅一周后，段成武就被任命为资阳市财政局局长。　　第三，官员复出过程暗箱操作。被问责官员复出大多数都是悄悄进行的，是在未经公示、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神秘复出的。披露官员复出的往往不是有任命权限机关的任用公示，而是媒体的报道，或者是复出官员新上任后在网上的工作信息。例如：贵州瓮安县前县委书记王勤复出的蛛丝马迹，来自一位新华社记者的新书；江西宜黄县前县委书记邱建国、县长苏建国被免

7、职后双双履新的消息，则来自抚州一家民间网络论坛。显然，中国公众对官员复出基本上没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第四，官员复出职位安排不当。如上海铁路局局长、党委书记和副局长3人，因温州动车事故2011年7月24日被就地免职，25日，中国铁道部公布上海铁路局新任局长是安路生，社会舆论一片哗然。在安路生任职铁道部总调度长期间的2008年4月，山东胶济铁路发生了两车相撞脱轨翻覆大事故，造成72死、416伤，号称十年来最大铁路车祸惨剧。如今，因为温州火车出轨安路生被重新任命为上海铁路局局长，网友戏

8、称这不是“安徒生童话”，而是“安路生神话”。中国政法大学法制新闻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杰人在微博批评：“将胶济铁路特大事故的责任人安路生调任上海，这是对全国人民智商的侮辱”[1]。　　第五，官员复出理由不充分。被问责官员复出相当于一个污点干部的重新任用，这个干部理应有更好的工作业绩，至少应当经过较长的时间让其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责任，但事实并非如此。如宜黄县县委书记邱建国率队在机场拦截欲赴京接受采访的拆迁户家属、县长苏建国率人到医院抢夺死者尸体，情节十分恶劣、后果十分严重，但他们被免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