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问责官员“复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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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问责官员“复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刘军汉中共河南省委党校450002摘要近期一些在责任事故中被问责官员的频繁和过快“复出”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球，H益引起公民和媒体的关注。一些被问责官员在短时间内复出，甚至是“带病复出”。问责复出机制的失范带来的危害不可低估，它弱化了党的执政能力，降低了政府公信力，使问责制面临合法性危机，影响社会和谐关键词官员问责复出近些年，一些下马官员出任新职的消息，使人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下台官员的“复出”热。三鹿事件、华南虎事件、瓮安事件、各种矿难事件等各种责任事故中被问责官员的频频复出，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球，引起了公众的网惑和质疑。高调问责、低调复出似乎

2、成为中国的官场常态。问责制的推行，对于我国加快责任政府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部分问责官员悄然复出的现象，也H益引起公民和媒体的关注。一些被问责官员在短时间内，甚至几个月之内就纷纷复出，有的是“带病复出”，甚至“带病提拔”。不少人感到不可思议，认为此举“太不顾老百姓的感受了”。这种现象暴露出了我国问责复出机制上的失范问题。问责复出机制的失范带来的危害不可低估，它弱化了党的执政能力，降低了政府公信力，使问责制面临合法性危机，影响社会和谐。一、当前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确实存在着问题一是把问责作为“避风头”的一种手段。2003年以来，我国已有上千名政府官员因工作失误被问

3、责，其中大部分乂在短时间内予以任用。被问责官员不是不能复出，毕竞问责的目的是惩治失职行为，并不是单纯地将官员“革职“了事。但“复出”时间太快会给人们一种印象，那就是失职事件发生后，把当事人撤职或让之引咎辞职以缓解社会情绪，待风头过后或官复原职或异地升迁，这种“避风头”式的问责引发了公众普遍的猜测和质疑。二是复出缺乏相关法律程序规范和有效监督。当前，有关官员复出的规定散见于党政机关的各种条例、文件、法律条文中，缺乏对问责官员复出的详细而系统地规定，且相关规定内容弹性空间大，可操作性不强。再者，大多数问责官员的复出过程不公开，公众没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三是问责吋间过短

4、。《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62条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扪任或者提拔扪任领导职务”。然而，最近大多数复出案件却不符合这个规定，如：瓮安县原县委书记王勤2008年8月被免职，2009年3月复出；铁岭市西丰县原县委书记张志国2008年2月5日被责令辞职，2008年11月20日复出，等等。二、应对被问责官员“复出”问题作深入的分析问责官员复出吋间过短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官员问责复出机制不完善的原因，也冇行政体制环境的原因、传统官本位文化的影响以及官员问责制在我国的实践吋间较短、

5、配套措施不完善等方面的原因，具体分析如下：一是传统“官本位”文化的消极影响。我国传统官僚文化延续长达数千年之久，“官本位”观念在行政文化中根深蒂固，官僚主义、唯上是从、推诿扯皮等是官本位思想的具体表现。官本位思想对问责官员复出影响是很大的，比如在重大责任事故面前，一些官员把问责当作规避责任的权宜之计，等风头一过重新走马上任。这样不仅背离了对失职者进行惩罚的初衷，弱化了对他人的警示,也会损害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二是被问责官员复出缺少法律依据。在法治国家，公民与国家发生的公职关系是一种法律关系，公职关系的产生、变更必须经过法定程序，并且应具冇法定的理由。被问责官员复出涉及到公职

6、关系的变化，但《公务员法》只对官员的问责与职务任免作了一些规定，而对于被问责去职官员的复出，相关程序却没有规定。从H前有关文件看，只冇两个中央文件涉及被问责官员的复出问题。这两个文件虽然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干部做了一定的说明，但在制度上依然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三是问责官员复出缺少冇效的社会监督。问责可分为同体监督和异体监督两种，同体问责，即政府对官员的问责，或政府系统内部上级对下级的行政问责。异体问责，即本系统之外的问责，在我国，主要是人民代表大会、新闻媒体、司法机关和社会公众对于执政党组织和政府的问责。在我国，0前主要以同体问责为主。在这种制度下，很难保证问责结

7、果的公正性。而异体问责因我国法律尚未建立完备的公民问责途径，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民对政府权力的问责。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我国的权力机关，其作用却没冇完全发挥出来，这严重影响了问责的效果，也导致复出程序缺乏异体问责主体的有效监督。同吋，由于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组织化程度较低，政治参与的制度不健全，大部分公民对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认知程度较低，制约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总体水平。四是被问责官员快速“复出”损害问责制的公信力。无视公众知情权的官员“东山再起”，最起码有三个危害：一是被问责官员的悄然复出有损政府的公信力。要知道，被问责官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