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质量安全供应链规制研究-以乳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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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食品质量安全供应链规制研究:以乳品为例　　Abstract:Underthecurrentqualityregulationpolicies,thecausesofmanyfoodsafetyincidentsarethatitisdifficultformandatorypublicregulationtointerveneintheproductionprocessoffoodsupplychain.Thequalityregulationfailureoffoodproductionprocessleavesenoughspacefortheregulatedfir

2、mstomakeaprofitbymeansofqualitydegradation.Theprivatequalityregulationconductedbycorefirminfoodsupplychaincanfillthegapthatpubilcregulationcannotinteveneintheproductionprocessationcost,feesbehaviorandregulationsustainability.　　Key.　　综上可以发现,我国当前的乳品质量安全规制主要是对供应链两端的监管,即事前的准入规制与事后的终端检验、责任追究与信

3、息披露。事实证明,这种以被动的结果检测、事后的责任追究和管厂商能力不管厂商努力为特征的质量规制模式,由于忽略了对供应链生产过程本身的质量干预,必然难以有效地遏制食品质量安全事故的频繁发生。供应链“黑箱”中的乳品生产经营者,有充裕的策略空间与规制者的两端监管进行质量博弈,如准入后缩减可变成本的投入、创新制劣技术以满足国家标准、透支政府声誉、集体隐瞒供应链内部的“潜规则”信息,等等。因此,对乳品质量的有效规制,应该不仅仅是对供应链两端的监管。有效的乳品质量安全管理政策,应该以源头控制和供应链过程干预为主,以事后的信息公布管理为辅;以对产品的市场准入管理为主,对厂商的行业准入管

4、理为辅;以事前的主动干预为主,以事后消极的责任追究为辅。　　　　二、食品供应链质量规制工具的比较:强制性公共规制失灵与私人规制的优势　　　　(一)强制性公共规制失灵　　政府的强制性公共规制主要包括设计标准规制与性能标准规制。设计标准规制是对食品厂商的生产过程和质量管理进行规范,如规定食品厂商的生产设备、生产工艺、检验能力、包装储运等;性能标准规制是对食品中生物和化学物质含量的标准限制,如规定牛奶中的细菌和药物含量的许可水平。　　虽然食品质量信息的不对称性为政府的强制性公共规制提供了理由,但对于安全食品的供给,来自政府的强制性公共规制却并非是绝对有效的,即存在着食品安全的公

5、共规制失灵。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强制性公共规制失灵主要表现在,难以有效地介入和控制供应链的生产过程。　　1.强制性公共规制难以低成本地获取供应链质量信息。我国农业经济的特点决定了奶农户小规模分散养殖与奶站布点收购的“奶站+农户”模式是我国原奶供应的主流。这种小规模、分散的生产与交易的特点,决定了乳品生产质量信息的分散性,规制者获取乳品质量信息的成本是高昂的。尤其是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没有便捷、高效的质量检测手段出现,政府的强制规制必然是低效率的。譬如,三聚氰胺多是在奶站环节添加的,但如果向每一家奶站派驻一名质量监督员,则就是有限的行政资源所难以承担的了②。在总量上,我国

6、卫生监管人员总数已经到达500万以上,卫生监管费用也在逐年攀升,从2000年的4.76亿元到2003年的5.5亿元,近年来的卫生监管总费用已经占到GDP的5个百分点以上。即“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市场作为市场失灵的一个来源在公共部门里也是普遍存在的”[2]。　　2.强制性公共规制难以克服供应链的对策性低效率。食品生化学、基因研究和食品添加剂等科技的快速发展及其在食品产业中的广泛应用,增加了规制者与被规制者之间的信息知识不对称程度。食品科技的进步在制约了政府规制效能的同时,也为被规制者以质量手段寻求利益最大化留下了充分的对策空间。规制者面对的是乳品供应链的“黑箱”,虽然强制规定

7、了牛奶中的乳蛋白和乳脂等的含量指标,但这些指标却很容易被相应的食品添加剂所满足。对于强制性规制手段来说,要揭示微观层面这种持续更新的技术和专业信息的成本是高昂的,监管的行政效率是低下的。　　3.规制者缺乏获取供应链质量信息的激励。理论上,公共规制者代表的是公共利益,但现实中的政府机构和官员为了自身利益,其规制行为可能有悖于公共利益。一般地,公共规制者面对的是多元化的目标,除了食品质量安全的社会性目标外,还有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规制者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会将有限的行政资源在这些多重目标间切换,使得现有的规制资源未必被充分应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