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适的编辑实践与思想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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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胡适的编辑实践与思想理路　　[摘要]作为一个学者，胡适的思想理路不仅体现在他的学术著作中，同时，更多地体现在他大量的报章文字和报刊编辑实践中，编辑报刊成为他与现代中国命运紧密相连的特殊方式，他以启蒙立场关注社会现实，以自由主义的理念构建公共论坛，以负责任的态度发表见解。　　[关键词]胡适；编辑；报刊；思想理路　　Abstract：Asascholar，HuShi’sideasliednotonlyinhisscholarlyselfodernChina.HuShiconcernedthesocialrealityfromtheperspectiveofEnlightenment，foundedthepublicforum.　　从《努力周报》、《新月》到《独立评论》，胡适所创办的刊物都在有意识地以自由主义的理念构建一个可以深入讨论、发表见解的公共论坛。在阐述自己心路历程的《我的歧路》一文中，胡适希望《努力周报》能得到更多人的支持，“我最希望国内爱谈政治又能谈政治的学者来霸占这个周报”。《新月》月刊开辟有“我们的朋友”一栏，专载问题的讨论，并表示“如果我们能知道在思想的方向上至少，我们并不是完全的孤单，那我们当然是极愿意加紧一步向着争自由与自由的大道上走去”。《独立评论》创刊时即表示“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刊物，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来，做一种引子，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和讨论。我们对读者的期望和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一样：也不希望得着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创刊1周年时又强调“我们自始就希望它成为全国一切用公心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人的公共刊物”[8]。　　1922年5月14日《努力周报》第2期刊登了胡适等16名学者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文后“附白”：“一切赞成与反对的言论，我们都很欢迎，请寄到努力周报社，或寄给提议的人。”第4期果然是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专刊，除最后一页是“对于本报的批评”外，其余都是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共刊登来稿15则，一些来稿后面，还有胡适具名的答复。而这一期“对于本报的批评”栏目，刊出批评来信两则，并附胡适的回复。这两封来信对最初两期《努力周报》的办报方针、内容都提出了批评，认为“无充分的精力”、“偏重空泛的学理”，甚至指出胡适自己的一篇文章《跋“红楼梦考证”》是浪费篇幅。1935年8月11日的《独立评论》编后记中，胡适特别记着：“郑昕先生是北京大学哲学讲师。他在这篇《开明运动》里，很慈祥的鼓励我，也很严厉的责备我。我谢谢他的好意。” 读者能够爽直地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而编者也认真予以答复，这不但可以见出胡适的心胸，而且还表明，作为一个编者，胡适努力以这样的方式让读者参与报刊的言论，共同构建自由讨论、平等对话的公共论坛。　　　　三、以负责任的态度发表见解　　　　为祝贺《大公报》1931年发行一万期，胡适撰写纪念文章《后生可畏》，将《大公报》之所以成为“中国最好的报纸”，总结为该报“在这几年之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可以说，“发表负责任的评论”也一直是胡适以学者身份办报刊的宗旨。　　1923年，北洋政府下令“取缔新思想”，胡适正生病住院，有人因此怀疑胡适“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胡适特地撰文声明：“我是不跑的，生平不知趋附时髦；生平也不知躲避危险。封报馆，坐监狱，在负责任的舆论家的眼里，算不得危险。然而‘跑’尤其是‘跑’到租界里去唱高调：那是耻辱!那是我决不干的!”[10]　　在为《平论》撰写的发刊辞《我们要我们的自由》中，可看出胡适对做负责任的舆论家的看重：“我们深信，争自由的方法在于负责任的人说负责任的话。我们办这个刊物的目的便是以负责任的人对社会国家的问题说负责任的话”[11]。　　《独立评论》创刊时，胡适在《引言》中希望“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在有人赞扬《独立评论》“不唱高调”时，胡适表示：调子没有什么高低可说，可说的只是“说的话是不是用我们的公心和理智去思考的结果?说话的人是不是愿意对于他的主张负道德上的责任”[12]?　　1933年，因一位读者来信希望《独立评论》社同人联合宣言“主张坚决的战争”，胡适撰文《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表示“我极端敬仰那些曾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笔锋来责人人都得用他的血肉去和那些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同时，针对董时进发表在《大公报》上的《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胡适提出了“敬慎无所苟”的议政理念。他认为“凡不负责任的高调，都是废话……言之必可行也，这就是‘无所苟’，这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话负责任”。　　晚年的蒋廷黻还提到《独立评论》的同人与《大公报》的关联：“我们之间，除了经常为《独立评论》撰稿者外，很多人不时为天津《大公报》撰稿。我们与《大公报》间从来没有默契，更谈不上正式的合作，但事实上是共守相同原则的。” [13]从1934年起，《独立评论》社的社员丁文江、胡适、翁文灏、傅斯年、蒋廷黻、任鸿隽、陈衡哲都先后为《大公报》的“星期论文”撰写了大量文章。而“星期论文”的开篇就是胡适撰写的《报纸文学应该完全用白话》。他共在“星期论文”发表19篇文章，其中好几篇又被胡适转载在《独立评论》。《独立评论》停刊后，大部分社员仍然在“星期论文”发表重要的言论。只是蒋廷黻上述有一点不确，那就是，“星期论文”事实上正是胡适与《大公报》合作的结果。胡适本人曾经回忆：“《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就是我替张季鸾先生、胡政之先生计划的。请《大公报》以外的作家每星期写一篇文章，日程也都由我代为排定。这样，报馆的主笔先生每周至少有一天休息。这种方式旋为国内各报所采用。”[14]《独立评论》和《大公报》“星期论文”之所以能同声相和，同气相求，可以说，正是蒋廷黻所谓的彼此之间“共守相同原则”，而这一“相同原则”也就是胡适所认为的“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作为一个学者，胡适力求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负责任的态度构建一个公共论坛，改变整个黑暗、暴乱、急躁的社会现状。然而，《努力周报》谈政治“止了望”，《新月》为“人权与约法”惹出了风波，《独立评论》因揭露“华北自治”的阴谋遭查禁。虽然屡屡遭到当局的粗暴对待，也常常被人误解，但胡适始终没有放弃以学者身份对社会发表言论的努力。胡适曾说：“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15]其实，胡适与他所代表的一系列报刊的公共舆论，又何尝不是代表着一个时代呢?　　　　[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