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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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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晚明南京教案新探万明明万历末年的南京教案,作为基督教入华后第一次大规模中西文化冲突表象化的标志,载入史册。我们所熟悉的,是天主教与儒、佛的冲突,也即中西文化冲突的结果,导致了南京教案的发生。对此,应是没有疑义的,然而,除此以外,特定的时空关系,也向我们昭示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从史的发展角度而言,有必要追寻万历末年政局演变的脉络,将南京教案这一晚明重要政治事件,置于当时广阔的政治社会背景之中,进行历史性考察。揭示政局与教案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一事件的认识。至于对教案史事的考述,以1930年张维华先生主要根据中文史料所撰《南京教案始末》一文最为详尽,本
2、文仅以南京教案亲历者、葡籍耶稣会士曾德昭的记录,与中文史料相互参证考察,作出简论,就教于学界。 一 明代万历年间,继唐、元代基督教两次传入中国之后,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从而导致了佛教以后,外来文化的第二次大规模输入,与中西文化的直接接触,这无疑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自16世纪中叶沙勿略(TrangoisXavier)开始,西方传教士为进入中国传教,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直至万历十年(1582),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Ruggieri)才首次得到明朝地方官员允准,进入中国内地居留传教。次年,他与同籍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io
3、Ricci)同到广东肇庆,建立起中国内地第一座西式天主教堂。此后,经过近10年努力,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1601年1月),利玛窦终于盼到“上令方物解进,玛窦伴送入京”①的一天。从此,西方传教士在华居留传教得到了中国最高统治者皇帝的默认。利玛窦开始公开在帝都建立教堂,传播天主教。利氏逝世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自其至京,又是几近10年时间,当时,天主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播之地,先后己有7处: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北京、上海、杭州。史载:“在京硕彦翕然景从”②,“授其学者遍宇内”③。作为学术传教方式成功的体现,“当时看起来,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基督教和儒教的混
4、合体,很有希望在不久以后成为中国的宗教。”④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利玛窦逝世后仅6年,万历四十四年(1616)发生南京教案,西方传教士受到沉重打击,他们传入西学的过程一度被阻。事件的发生,固然有中西两种不同质文化的相互冲撞,以及利氏死后,传教士中有突破他生前谨慎地多在上层传教的做法,向民间扩大传播的缘故,但也与当时朝中政局变化有密切关系。换言之,万历年间政局的波谲云变,对天主教与西学的传入,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和作用。万历自冲年登极以后,依靠首辅张居正,锐意整饬吏治、改革经济,颇见成效。但张居正死后,万历亲政,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便戛然而止,朝事日益向不堪
5、滑去。中叶以后,万历不理朝政,政治腐败日甚,经济搜刮日厉,统治危机迭现。到此时,不同于列朝的末世危机,由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处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前夜,社会内部各层面都涌动变革激流,而西方传教士入华适逢其会。当社会面临深刻变动之际,明朝政坛中代表变革的政治派别也就应运而生,这就是被反对派指为东林党的士大夫清流派。万历中叶以后,两种政治势力形成并展开激烈的斗争,一是以东林党为核心的士大夫清流派,秉承时代气息,坚决主张改革腐朽政治;另一则是以浙党为首的,包括浙、楚、齐、宣、昆党在内所有东林的反对派,他们以因循守旧为特征,
6、坚决维护腐朽政治,反对改革。明末党争剧烈,是非巨细难以全部加以定性分析和判断,因此我们难有跳出党争的框架,从时代特征上把握封建士大夫中的清流和浊流,区别改革和保守,判断进步和倒退。以东林为核心的清流派与以浙党为核心的反对派之间的斗争,在万历中叶以后持续不断,根本上是改革还是守旧的斗争。当时政局虽然多变,但万变未离其宗,士大夫改革派和保守派两大政治势力间你消我长,斗争始终贯穿其间,使危机迭现的朝局波澜起伏之余,却也有规律可寻。士大夫清流派的核心是东林党。是以万历二十二年(1594)因争国本被革职的吏部文选郎中顾宪成在革职后10年,于家乡无锡东门建立东林书院
7、,讲学会友,评论时政,因而被命名的士大夫政治力量。实际它的形成还可上溯到万历十五年(1587)丁亥京察,由此开了清流派澄清吏治的先河。他们的特点是反对神宗不理朝政,宠信郑贵妃,久不立太子;反对神宗派出矿监税使,四出搜刮民财;反对内阁专政,要求整饬吏治,制止腐败。他们充满矫正王朝倾危的政治理想,无论是对社会的批判,还是经世致用的主张及其忧患意识,都证明他们代表的是变革时代的进步趋向。与此同时,封建士大夫中的一些人,也在面对现实苦苦寻求挽救社会危机、政治腐败、道德沦丧的出路。他们与东林一样关心国事民瘼,政治生涯也大多随东林党在朝起伏升降而波折,应当属于以东林
8、党为核心的士大夫清流派。这些人中有成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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