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南京教案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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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晚明南京教案新探万明明万历末年的南京教案，作为基督教入华后第一次大规模中西文化冲突表象化的标志，载入史册。我们所熟悉的，是天主教与儒、佛的冲突，也即中西文化冲突的结果，导致了南京教案的发生。对此，应是没有疑义的，然而，除此以外，特定的时空关系，也向我们昭示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从史的发展角度而言，有必要追寻万历末年政局演变的脉络，将南京教案这一晚明重要政治事件，置于当时广阔的政治社会背景之中，进行历史性考察。揭示政局与教案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一事件的认识。至于对教案史事的考述，以1930年张维华先生主要根据中文史料所撰《南京教案始末》一文最为详尽，本

2、文仅以南京教案亲历者、葡籍耶稣会士曾德昭的记录，与中文史料相互参证考察，作出简论，就教于学界。 一 明代万历年间，继唐、元代基督教两次传入中国之后，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从而导致了佛教以后，外来文化的第二次大规模输入，与中西文化的直接接触，这无疑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自16世纪中叶沙勿略（TrangoisXavier）开始，西方传教士为进入中国传教，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直至万历十年（1582），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Ruggieri）才首次得到明朝地方官员允准，进入中国内地居留传教。次年，他与同籍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io

3、Ricci）同到广东肇庆，建立起中国内地第一座西式天主教堂。此后，经过近10年努力，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1601年1月），利玛窦终于盼到“上令方物解进，玛窦伴送入京”①的一天。从此，西方传教士在华居留传教得到了中国最高统治者皇帝的默认。利玛窦开始公开在帝都建立教堂，传播天主教。利氏逝世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自其至京，又是几近10年时间，当时，天主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播之地，先后己有7处：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北京、上海、杭州。史载：“在京硕彦翕然景从”②，“授其学者遍宇内”③。作为学术传教方式成功的体现，“当时看起来，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基督教和儒教的混

4、合体，很有希望在不久以后成为中国的宗教。”④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利玛窦逝世后仅6年，万历四十四年（1616）发生南京教案，西方传教士受到沉重打击，他们传入西学的过程一度被阻。事件的发生，固然有中西两种不同质文化的相互冲撞，以及利氏死后，传教士中有突破他生前谨慎地多在上层传教的做法，向民间扩大传播的缘故，但也与当时朝中政局变化有密切关系。换言之，万历年间政局的波谲云变，对天主教与西学的传入，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和作用。万历自冲年登极以后，依靠首辅张居正，锐意整饬吏治、改革经济，颇见成效。但张居正死后，万历亲政，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便戛然而止，朝事日益向不堪

5、滑去。中叶以后，万历不理朝政，政治腐败日甚，经济搜刮日厉，统治危机迭现。到此时，不同于列朝的末世危机，由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处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前夜，社会内部各层面都涌动变革激流，而西方传教士入华适逢其会。当社会面临深刻变动之际，明朝政坛中代表变革的政治派别也就应运而生，这就是被反对派指为东林党的士大夫清流派。万历中叶以后，两种政治势力形成并展开激烈的斗争，一是以东林党为核心的士大夫清流派，秉承时代气息，坚决主张改革腐朽政治；另一则是以浙党为首的，包括浙、楚、齐、宣、昆党在内所有东林的反对派，他们以因循守旧为特征，

6、坚决维护腐朽政治，反对改革。明末党争剧烈，是非巨细难以全部加以定性分析和判断，因此我们难有跳出党争的框架，从时代特征上把握封建士大夫中的清流和浊流，区别改革和保守，判断进步和倒退。以东林为核心的清流派与以浙党为核心的反对派之间的斗争，在万历中叶以后持续不断，根本上是改革还是守旧的斗争。当时政局虽然多变，但万变未离其宗，士大夫改革派和保守派两大政治势力间你消我长，斗争始终贯穿其间，使危机迭现的朝局波澜起伏之余，却也有规律可寻。士大夫清流派的核心是东林党。是以万历二十二年（1594）因争国本被革职的吏部文选郎中顾宪成在革职后10年，于家乡无锡东门建立东林书院

7、，讲学会友，评论时政，因而被命名的士大夫政治力量。实际它的形成还可上溯到万历十五年（1587）丁亥京察，由此开了清流派澄清吏治的先河。他们的特点是反对神宗不理朝政，宠信郑贵妃，久不立太子；反对神宗派出矿监税使，四出搜刮民财；反对内阁专政，要求整饬吏治，制止腐败。他们充满矫正王朝倾危的政治理想，无论是对社会的批判，还是经世致用的主张及其忧患意识，都证明他们代表的是变革时代的进步趋向。与此同时，封建士大夫中的一些人，也在面对现实苦苦寻求挽救社会危机、政治腐败、道德沦丧的出路。他们与东林一样关心国事民瘼，政治生涯也大多随东林党在朝起伏升降而波折，应当属于以东林

8、党为核心的士大夫清流派。这些人中有成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