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语生活世界经典文本的文化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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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苗语生活世界经典文本的文化翻译——刘锋、吴小花《刻道：枫木上的歌符》一书的序言杨培德摘要：从哲学开始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语言学转向告诉我们，语言是民族的创造，一种语言是一种世界观，一种语言建构了一个独特的文化世界。对苗语建构的苗语生活世界创造的经典文本《刻道》，如何进行文化翻译呈现于汉语世界，刘锋博士和吴小花从苗语和汉语双向视角作了很有创意的探索。关键词：语言；文化翻译；符号苗族之所以是苗族是因为苗族人用苗语建构了一个苗语生活世界。世世代代生活在这个苗语生活世界中的苗人自然地形成了一个苗语共同体，这个苗语共同体就是苗人的生活家园，这个家园是苗人自己的天、地、人、神共在的家园

2、。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语言是存在的家，人以语言之家为家”[1]的道理。苗人的生活家园是苗人自己用苗语进行自我建构，不是用汉语、英语或者其他语言的他者建构。苗语生活世界因此而有别于汉语、英语以及其他语言的生活世界。当代西方哲学从维特根斯坦正式开始的语言学转向，打破了一元实在论的思维框架。语言学让我们明白一种语言就是一个世界、一种语言共同体、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一种共同的文化。基督教《圣经》的《旧约》中关于巴别塔的故事就是关于人类语言多样性的故事，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就源于语言的多样性，苗族的语言和文化就是这些多样性的一种。世界上没有抽象的人，每个具体的个人都说着特定民族的母

3、语，都用母语思维框架来描述多元的世界，并在母语建构的生活世界中生活。苗族《开亲歌》及其《刻道》，就是古代苗人在苗语生活世界中用母语思维框架创作的诗歌经典文本。这就如《诗经》是古代汉人在汉语生活世界中用母语思维创作的诗歌经典文本一样。操不同母语的人要想理解对方的文化只能靠翻译，文化人类学是研究“文化他者”的一门学科，语言学转向使文化人类学学者明白“文化他者”原来是“语言他者”，文化人类学原来是一门“文化翻译学”。一生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剑桥大学的利奇教授后来才明白：“观察中的‘文化他者’依然是‘他者’。而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根本的问题在于翻译。”他还说：“社会人类学者所从事的

4、工作，就是确立为翻译文化语言所用的方法论。”[2]马尔库斯和费彻尔也在《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中关注这样的转移，他们说：“从60年代开始至今，人类学里的理论话语和研究兴趣已经转移到翻译和解释‘观念文化’上来。”[3]而马林诺夫斯基更为明确地指出：“转移到理解本土人的思想观点、理解他们与生活的关系、理解他们对于他们自己世界的看法。”[4]刘锋博士和吴小花所著的《刻道：枫木上的歌符》，就是将仍然活态地在苗语生活世界传承使用的口头诗歌经典文本，用汉语文翻译呈现于汉语生活世界的著作。他们翻译的重点是《刻道》在苗语生活世界当下“在场”使用语境中的符号内容及其传承状况。不要以为翻译

5、很容易，利奇说：“语言学家已经告诉我们，所有的翻译难度都很大，完美的翻译通常不可能做到。”[5]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翻译不只是单独的语词和概念的翻译，而是跨语言文化意义理解的翻译。孤立的语词和概念是没有意义的，维特根斯坦说“一个词的一种意义就是该词的一种使用。”“符号的生命在于使用。”[6]这就是语言的意义在于使用的语用学理论。语言的使用就涉及到说话人的文化背景并在什么环境场合、什么时间和什么交际目的下说话。比如汉语中的“鸟枪换炮”、“给力”，离开了说话的场合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语言学将这种情形称为说话人在语境中的表达，语境就成了理解语言意义的关键，而语境主要指说话人的

6、语言文化环境，也即是说话人的语言生活世界。翻译者的难度就在于需要对两种不同语言生活世界的语境熟悉把握，维特根斯坦对此有经典的说明：“即使我们掌握了这地方的语言。我们不懂那里的人。”“即使狮子会说话，我们也理解不了它。”[7]刘锋博士和吴小花在《刻道：枫木上的歌符》的文化翻译中已经克服了这一难度。他们两人的母语是苗语，而且是产生《刻道》文本的这一苗语方言土语，他们在苗语生活世界中长大，在国家教育体制下非常熟练地掌握了汉语表述，现在在汉语生活世界和苗语生活世界中游刃有余地“两栖”生活。按维特根斯坦的说法，他们是在两种“语言游戏”中生活。在《刻道》的文化人类学翻译中如何处理“

7、生与熟”和“主与客”的关系问题对于掌握了西方人类学理论的刘锋博士来说几乎不成问题。苗族人类学家的刘锋博士，与蜻蜓点水似地到千户苗寨的西江考察的美国人类学家路易莎相比，刘锋博士更熟悉和更衷情于自己的苗族母语生活世界。路易莎在用英语思维框架描述苗人的洋洋洒洒的人类学专著《少数的法则》中，自以为掌握了苗语“语言游戏”的法则，其实她并不懂苗语，也没有摆脱英语叙事的白人种族中心论的“东方主义”思维框架，没有摆脱马尔库斯和费彻尔所反思的后殖民主义人类学的霸权话语。在路易莎的《少数的法则》中我们仍然看到马尔库斯和费彻尔反思说的“用19世纪英法国会议员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