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泰国华文小说中的身份认同问题.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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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爾I-,::::--学校代码10608"-:v学号2012050106193分类号1206.7***^»••-.、.密级公开.ym研究生姓名：李腾飞_导师姓名职称：张柱林教授学科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所属学院：文学院年级t2012级论文完成时间：2015年S月»勢、、’.1-.广；*-».<••-X 分类号：I206.7密级：公开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论文题目论泰国华文小说中的身份认同问题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生李腾飞指导教师张柱林教授论文起止日期：2014年6月至2015年5月 论文独创性声明本人郑重声明：所提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撰写完成的。除文中己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其他个人或其他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没有剽窃、抄袭等违反学术道德规范的侵权行为。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己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愿意承担由本声明而引起的法律责任。研究生签名月」、日论文使用授权声明本人完全了解广西民族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学位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除在保密期内的保密论文外，允许学位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公布（包括刊登）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研究生签名口期：沁丨乂年^月J�日导师签名：日期年C月JTr 论泰国华文小说中的身份认同问题摘要泰华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员，泰华小说是泰华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最能展现泰华文学的特点。泰华小说中所呈现的文化认同焦虑不同于欧美华文文学及东南亚其他国家华文文学所呈现的文化二元对立、种族矛盾所引发的认同危机，主要表现为泰华作家不仅努力融入泰国本地文化，在中泰文化融合过程中，还试图保持原先的文化信仰，追寻着自身的文化认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归属感，让他们深深眷恋着自己的故国——中国。论文通过对泰华小说发展过程中的几个关键节点的研究，发现了其身份认同的演变轨迹。从诞生之日至今，泰华小说经历了艰难的起伏期，在文化认同上体现出独特之处，泰国华人在构建泰国公民身份的过程中，艰难地缓解着自身的文化认同焦虑，抵抗文化失语。论文从三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去国怀乡下的身份追寻。早期的泰国华文作家背井离乡,漂洋过海来到异国他乡，身处异域的陌生感，心中的苦闷无处排解，将全部的精神寄托在故国家园。泰华小说的题材多是对往事的回忆与故土的思念，在文化认同上对于新家园还存在着隔阂，坚守着心中的“中国情结”。第二部分：耀华力路光影下的身份建构。新中国成立之后，不再承认双重国籍，泰华作家不得不放弃中国国籍。此时，泰华文坛的第二代、第三代作家开始重新定义自己的国籍身份，积极构建自己的泰国公民身份。第三部分：新形势下的身份融合。中泰建交之后，两国的交往日益频繁，直接带来了中泰两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随着新生代泰华作家的加入，泰华小说的内容更加丰富，反映泰华社会百态的小说作品越来越多。泰华作家在恪守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融入到泰国社会中去，表现出双重文化身份。关键词：泰华小说；身份认同；身份追寻；身份融合I ONTHEIDENTITYISSUEINTHAICHINESENOVELSABSTRACTThai-ChineseliteratureisanimportantmemberofthebigfamilyoftheworldChineseliterature,theThai-ChinesenovelisanimportantpartofThai-Chineseliterature,whichcanshowthecharacteristicsoftheThai-Chineseliterature.Thai-Chinesenovelpresentstheculturalidentityintheanxietyofdifferentidentitycrisiscausedbyculturetwoopposites,racialconflictsarepresentedinEuropeandtheUnitedStatesandothercountriesinSoutheastAsiaChineseliterature.MainlyfortheThai-ChinesewritersnotonlyeffortstointegrateintothelocalcultureinThailand,intheChinese-Thaiculturefusionprocess,alsoalwaysadheretotheirownculturalbeliefs,inpursuitoftheirownculturalidentity,senseofbelongingto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makethemdeeplyattachedtotheirhomeland--China.BasedonthenovelinthedevelopmentofThai-Chineseandafewkeynodes,andfoundthattheevolutionofthetrajectoryoftheirculturalidentity.Fromthedateofbirth,Thai-ChinesenovelshasexperiencedupsanddownsintheculturalidentityreflectstheuniqueThai-ChineseinThailandtobuildcitizenshipprocess,strugglingtoeasetheanxietyoftheirownculturalidentity,culturalresistanceaphasia.Thispaperdiscussesfromthefollowingthreeparts:Thefirstpart:identitypursuitofthecountriesunderthehomesickness.TheearlyChinesewritersinThailandbeforcedtoleaveone'shometown,traveltoexoticplaces,thestrangefeelingoflivinginaforeignland,theagonyofheartthereisnoplacetoresolve,allspiritualsustenanceinthehomeland.Thai-Chinesenovelsismorememoriesandnativelandofpastthoughts,intheculturalidentityofthenewhomeofgapsstillexist,adheredtotheheartsofthe"Chinacomplex".Thesecondpart:identityconstructionofYaowaratroadsmoothshadow.AftertheestablishmentofnewChina,nolongerrecognizedualnationality,Thai-ChinesewritershadtogiveupChinanationality.Atthistime,thesecondII generationofThai-Chineseliterature,writerofthethirdgenerationbegantoredefinetheirownnationalidentity,activelyconstructtheircitizenshipinThailand.Thethirdpart:identityfusionunderthenewsituation.AftertheestablishmentofdiplomaticrelationsbetweenChinaandThailand,bilateralrelationshavebecomeincreasinglyfrequent,directbroughtChinese-Thaiculturalexchangesandintegration.WiththeaccessiontothenewgenerationofThai-Chinesewriters,Thai-Chinesenovelscontentismorerich,thedescriptionofThailandlocallife,reflecttheThai-Chinesesocietynovelworksmoreandmore.Thai-Chinesewritersabidebythe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atthesametime,activelyintegrateintoThailandsocietyto,showadoubleculturalidentity.KEYWORDS:Thai-Chinesenovels;identity;identitypursuit;identityfusionIII 目录绪论......................................................................................................................1一、泰华小说的发展轨迹.......................................................................1二、泰华小说的研究现状.......................................................................2三、认同危机...........................................................................................4四、研究方法和意义...............................................................................6第一章去国怀乡下的身份追寻.........................................................................7第一节记忆中的故乡——母体文化的追思...............................................7第二节在“中国”与“本土”之间徘徊...................................................8第三节浓厚的潮汕文化特征.....................................................................10第二章耀华力路光影下的身份建构...............................................................14第一节由“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14一、从“面向祖国”到“此时此地”.................................................14二、泰国华人的佛教情缘.....................................................................15第二节现实主义创作风格.........................................................................17第三节湄南河畔的家园想象.....................................................................20第三章新形势下的身份融合...........................................................................23第一节寻找灵魂栖息地——精神家园的构建.......................................23第二节亦商亦文的双重身份属性.............................................................25第三节爱家乡亦爱侨乡.............................................................................27结语....................................................................................................................31参考文献..............................................................................................................32后记....................................................................................................................36IV 绪论一、泰华小说的发展轨迹中国文学在泰国的传播，是在中泰相互往来和自觉交流的文化背景下出现的。公元1802年，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被翻译成泰文出版，在泰国文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形成了一种当时流行的文体——“三国体”。另外，《三国演义》在传入泰国之后，这部中国著名古典小说对泰国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文学层面。泰国统治者将这部小说看作是治国、平天下的法宝，他们以一种非文学的视角来审视这部小说，并从中提炼出有助于泰国国富民强的治国方略，包括政治、军事、外交等诸多方面。可以看出，《三国演义》被引入泰国不仅仅是一个文学文本，而且是一个军事文本、政治外交文本和伦理文本，被当政者拿来治世。后来，泰国国王拉玛二世还下令翻译《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等。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泰文，在泰国广泛传播，促进了中泰文化交流，也加速了泰华小说的诞生。司马攻指出，因为这一时期“已有很多华侨聚居在泰国。人在天涯，他们和中国的亲人两地相思，因此必有书信往来，这一些①书信难道其中没有文学？”。可见，泰华文学的萌芽可以追溯到较早的时期，但这个时期的泰华文学作品并不具有文学价值或审美意味，因而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世界华文文学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移民，移民的出现直接促进了世界华文文学的发生发展。中国与泰国是友好邻邦，中泰两国的文化对话很早就已开始。在汉代初期，中国商人就通过海路将船舶停靠在古时候的泰国地区。到三国时期，吴国官员奉旨于公元245年出使扶南等国，回国后写了《扶南异物志》和《吴时外国传》，文中提到了金邻国。据一些学者考证，金邻国就在现今泰国境内。到了宋代，中国与泰国的交往增多。从宋代到元代，中国和泰国的交往从最初商贸往来扩展到生产技术的交流。在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航程中，曾两次到达泰国。到了中国封建王朝末期的清朝，中泰两国仍保持密切的交往。清政府一直很重视同南洋国家的贸易经济往来，其中交往较为频繁的国家就属暹罗国，即如今的泰国。当时，泰国的主要贸易对象是中国。侨居泰国的华人则在中泰贸易中起着重要作用。由于华人有较高的生产技能和富于吃苦耐劳的精神，而受到泰国当政者和贵族的欢迎。华人移居泰国，不仅给泰国带来了农业、手工业先进的生产技术，也带来了中国的风俗习惯，传播了中国的传统文明等，促进了中国文化在泰国的传播，对于中泰文化的交流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早期移居泰国的华人大都是迫于生计，出于养家糊口、安身立命的目的，而且其文化程度并不高，很难有时间或有能力进①司马攻：《泰华文学漫谈》，泰国八音出版社，1994年10月。1 行文学创作。从当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泰国华文报纸的出版标志着真正创作意义上的泰国华文文学才得以产生，泰国华文小说的创作也由此拉开了帷幕。海外华文文学是指海外华人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同样泰国华文小说就是指在泰国用汉语创作的小说，其作者一般为华人或者华裔。泰国华文文学历经百年，在中泰两国关系及泰国政局变换中曲折发展。泰华小说萌芽于20世纪20年代，“五四”运动的民主之风吹到了泰国华人社会，给泰华社会注入了新机，也给泰国华侨带来了思想的启蒙。一些具有革命意识和新文化意识的进步青年漂洋过海来到泰国，他们让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火苗在泰国土地上点燃。华文报纸如雨后春笋在泰国涌现，这些华文报纸成为宣传民主和抗战的大后方。不过，这一时期主要以新诗创作为主，是泰华文学的“侨民文学”时期。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泰国銮披汶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压力下，放弃抵抗，向日本投降，采取排华政策，开展所谓“泰化”运动，极力摧残泰华文学，这样泰华小说创作陷入了地下状态。日本战败后，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虽然中泰还未建交，但泰华小说界出现明显的复苏与繁荣。这一时期的泰华文学发展成为“华侨文学”，越来越多的泰华小说家开始逐渐融入泰国本地生活，并不同程度地认同接受本土文化。恰恰是这个时候，泰华小说才真正崭露头角，出现了几部颇有成就的长篇小说。随后泰华小说平稳发展，小说的数量、内容等都有较大进步，特别是随着1970年代中泰正式建交，泰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大大改善，中泰两国间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来往互动增多，推动着华文教育和华文创作的需求。泰华文学演变为“华文文学”，这一时期的华文小说多取材于当地华人社会生活，表述此时此景，表达中泰两国友谊长存。泰华小说创作也终于彻底走出困境，步入顺境。在小说题材中，出现了短篇小说和微型小说创作的热潮。二、泰华小说的研究现状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大约在20世纪九十年代逐步形成。海外华文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汉语文学，“它是中国或华裔外籍人所写的汉语文学，又是所在国文学的一部分，早期有浓郁的移民色彩，后来虽有向所在国本土文学靠近或与之融合①的趋势，但仍保留自身的民族性有自己独立发展的轨迹”。1993年12月由鹭江出版社出版的，由陈贤茂主编，吴奕锜、陈剑晖、赵顺宏合著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的问世，标志着“海外华文文学”这门新学科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在《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中的《泰国华文文学》这一章，作者对泰国华文文学做了归纳梳理，并概括出其特点，即它的本地特色尤其浓；战斗性非常强；与外部华文文学界的交流极其频繁。尽管泰华文学已有百年历史，但国内外对泰华文学的研究起步并不早，大部分开始于上世纪①未民、张颐武：《风物长宜放眼量》，《文艺争鸣》，1992年第4期。2 八十年代，尤其以新世纪研究居多。从目前搜集到的关于泰华文学和泰华小说研究的论文大致可以归结以下几点：1、泰华文学的整体研究。如刘小新的《论泰国华文文学的历史发展及其总体特征》主要从总体上概述了百年泰华文学历史，并总结了泰华文学的现实性、现代性、潮汕特色以及地缘美学等四大特征。翁奕波的《论潮人对百年泰华文学的贡献》主要从民族地域文化特点的角度论述了潮汕作家在泰华文学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对潮人作家的文学活动和创作业绩进行总结梳理。《泰国华文文学的历史与现状概略》这篇文章，作者李君哲主要从文学史的角度，梳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泰华文学史，从纵向的角度，对泰华文学的发展脉络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2、泰华文学与其他国家地区华文文学的比较研究。如吴奕锜在论文《泰国、菲律宾、印尼华文小说比较论略》中通过比较的方法，从总体上简略地分析、比较了泰国、菲律宾、印尼三国华文小说的差异。论述了泰华作家多重视现实的苦难和人生的多艰，而泰华小说显示出它们对传统的叙述“故事”方式的偏爱。3、作家作品研究。如朱文斌在《笑傲世情——简论泰华作家郑若瑟的微型小说》一文中，重点论述了泰华作家郑若瑟的微型小说。认为其小说一方面承袭了华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另一方面又具有现代商品意识的敏感，对转型期的泰华社会尤为关注。又如凌鼎年的《激浊扬清显真心——曾心微型小说浅析》中，对泰华作家曾心的作品和创作，做了有益的探析，揭示了其作品的社会和美学双重价值。4、文化研究。陆卓宁的《泰华文学的发展及其文化取向》一文以泰华文坛批评主将曾心的《给泰华文学把脉》为例，也为泰华文学把了一次脉。作者认为泰华文学深刻地蕴藏着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及其审美意识的历史积淀，泰华文学在根本上作为“传统的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成为一个文化事实。孙淑芹、王启东的《“方块字浇铸的心影”——泰国华文文学特色浅论》主要从文化的角度论述了泰华文学的独特性：既有民族性，又有本土性，虽然运用的是泰国本土视角，却总是或显或隐地连接着中华文化这条根，呈现出多元的融合性和复杂性。同样，张训涛的《泰国华文文学的文化特质及与政治之关系》也从文化的角度，论证了泰华文学的特殊性：既不同于中国文化、又区别于泰国文化，是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有着独特文化内涵和文化取向的文学艺术。在泰国华文小说中，目前学术界研究更多的是微型小说。篇幅短小，内容深刻的微型小说越来越受到读者的喜爱，微型小说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很大的进步，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泰华微型小说崛起于20世纪90年代，赵朕在《泰华微型小说论》中论述了泰国华文小说的崛起原因、创作特征及艺术特色。泰华微型小说的兴起，探究其原因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从时代背景看，是作家们面对民族传统文化倾斜的新选择。从作家创作背景看，是作家们亦商亦文的身份，疏于投入较多的精力进行较长篇幅的文艺创作。微型小说是一种浓缩的艺术，有着较高的艺术造诣要求。在研究生毕业论文方面，研究的方向主要集中在泰华文学的特征及其文化特征。如3 华侨大学泰籍研究生张伟峰的《泰华文学的特征与文化意蕴》，以泰华文学的特征为切入点，揭示出独特的文化背景下泰华文学所呈现出的特征，进而探究特征背后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意蕴。杨广宝的硕士论文《泰华文学的潮汕文化特征》通过对潮汕文化孕育下的泰华作家群及其作品来探究泰华文学的独特风采。福建师范大学杨芳青的硕士论文《泰国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主要从泰华文坛迅速崛起的微型小说入手，对泰华微型小说中的文化认同问题给与理论上的解读。扬州大学刘娟的硕士论文《论六十年代以来泰华文学中的身份认同》则是截取六十年代至今一个时间段，对整个泰华文学的身份认同意识进行一个梳理，从而揭示其身份认同的特殊性。暨南大学谭芳的硕士论文《八十年代以来泰华文学中的异族叙事》从泰华文学中较少涉及的“异族”入手，从华族视角切入，尝试对该时期的泰华文学中的异族人物和异族文化进行分析，在对其叙事技巧和叙事态度就行剖析的同时探求泰国华族的心灵变迁史。三、认同危机在鲁迅的散文集《野草》之《过客》中，老翁问了过客三个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那里去？这三个问题也是人生在世，我们无法回避的终极思考和困惑。认同问题不仅是文学研究的一个课题，也是每个认真活过的人追问终生的问题。认同（identification）也译为身份，学术界也常连用为“身份认同”。作为学术研究的范畴，它一开始是一个社会心理学概念，指的是个体对于社会影响的一种反应。斯图亚特·霍尔指出“认同不是标示自我的稳定核心——在历史的所有变迁中从头至尾一成不变地加以展示自我，总是保持‘一样’的自我，在时间中保持与它自己一致的自我。倘若我们把这个本质化的想象解释成文化认同，那也不是集体的或真正的自我，以及隐藏在许多其他的、更表面的或虚假地被接受的‘自我’之内的自我，而那样的‘自我’是一个拥有同样历史和祖先的民族所共有的‘自我’，是可以确定、固定或保障一①种不变的‘一致性’或隐藏在所有其他表面差一异之下的文化属性的自我”。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身份认同体现了拥有共同的历史、祖先和民族，而且还是稳定、一成不变的。而处于历史变化中的身份认同又是多变的，永远处于转变的过程中。在全球化进程中，汉语日渐普及，海外华文文学的兴盛为世界文学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华文作家生活在双重文化背景下，在两种异质文化夹缝中艰难生存，华文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在与国家本土文化融合的同时，又处于非本民族文化的包围圈中。台湾作家李黎说：“20世纪中期以后的海外华人，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海外移民。这在中国近代史上算是没有大规模战乱的一个时期，却也是国家断然分裂的时期。中国人到了海外，势必深刻感受到作为分裂国家的国民是怎样的①斯图亚特•霍尔：《导论：谁需要认同？》，周韵译，载《文学与认同：跨学科的反思》，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页。4 不便、困扰与痛苦。‘认同’的危机不仅在母体文化与客体的对峙中，甚至产生在面对自己分裂的祖国的彷徨中！个人的失根、祖国的纷争，使得海外的中国人背负着比任何一个其他国家作客异邦的‘外国人’更深重的历史重荷。因此，海外华人的文学作品，便有其先天的历史感和时代感——是这样特殊的历史与时代成长了这些写作，而这些写①作便将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不可残缺的历史与时代感放进他们的作品中去”。从中可以看出，华人的写作有其特殊性，远离祖国的焦虑感在缓解的过程中又受到本土文化的影响，在双重文化的冲击下，身份认同的矛盾心理成为海外华人普遍的精神状态。在东南亚诸国中，与本地社会融合度最高的华人当属泰国华人了，特别是在新时期出生长大的泰国华人已经从文化、国籍和心理上表现出对泰国社会的认同。而泰华小说中的认同又呈现出复杂性，今天的泰华文化已不再是简单纯粹的华夏文化，而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础，融合了泰国文化的双重文化。泰国华人心中的祖国已不再是自己的血缘国，而是脚下的所在国，然而骨子里的血脉没有变，他们是炎黄子孙永远不会变，他们内心永远眷恋着祖国，永远关心着中国的心跳和呼吸。因而，泰华文学既不同于泰国文化，又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具有自身独特价值取向和文化内涵的文学艺术。本文所讲的认同主要指文化认同，是指人在文化上的归属感，是人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对一种文化所持有的基本价值取向。而文学在文化认同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20世纪的大部分岁月里，所谓的‘中国文化’或‘西方文化’都处于支离破碎的瓦解状态，迅速变幻的科技、商业已将他们逐出日常生活的场景，成为一种缅怀中的意象。文化认同的混乱、危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主题。海外华人（也包括其他民族的移民）在边缘化的逼迫中，可能更深切地，或者说，从另外的角度感受着、②回应着这个基本主题，从而寻求自我的价值、形质，确立起赖以生存的信念系统”。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文化认同的问题在华人社会并没有削弱甚至消失，反而华人对于认同越发敏感，这都跟他们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关系。对于泰华作家而言，在认同问题上，表现出身份的多元和易变。早期来泰华人国别意识、族群观念很明确，中国人与泰国人的观念严格区分开来，对于泰国社会显得格格不入，甚至是抵触，对于泰国文化并不认同。五十年代后，作家的国别意识开始淡化，他们热爱脚下的南国土地，积极构建着自己的泰国公民身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他们努力找寻着自身的族裔身份；在文化归属感上，对于血缘的祖国——中国，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在逐渐本土化的过程中，泰华作家依然保持着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虔诚，认同的危机逐渐转变为对于双重身份、双重文化属性的接受，泰国华人在逐渐本土化的过程中努力抵抗着文化失语的困境。从泰华小说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中泰两国文化交融的很多方面。①木令耆：《海外华人作家散文选前记》，转引李黎著，香港三联书店，1983年版。②饶芃子：《海外华文文学与文化认同》，《比较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第200页。5 四、研究方法和意义到目前为止，对于泰华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泰华文学总体研究，而对于泰华文学最重要、最有成绩的小说部分，研究内容不是太多。对于泰华小说的研究又主要集中在微型小说上。本文的主要任务是从整个泰国华文小说入手，包括长篇、中短篇以及微型小说等，通过文本解读、分析，找出其内在线索，找到作品中所呈现的各种认同危机及解决的途径，并由作品反映作者精神世界，探寻泰华作家乃至整个泰华文学的文化焦虑及其内在规律。泰国华文文学属于世界华文文学大家庭的一员，但泰华文学有其特殊性，那就是它的本土性最高。本论文的特色之处是从文化认同入手，以泰国华文小说为具体文本进行分析，而不是观照整个泰华文学。从文化身份切入研究泰华作家创作上的特色问题等，是极具潜力和张力的。泰华小说可以说是泰华文学中成就最高的文体，从早期的长篇接龙小说到后来的中短篇小说，再到现在的微型小说，这种变化并不只是小说篇幅长短的变化，而本论文也力图从社会变化与身份变化等方面探究其深层的原因。6 第一章去国怀乡下的身份追寻第一节记忆中的故乡——母体文化的追思据历史记载，早在明末清初，就有华人移居泰国，而早期移居泰国的中国移民多是为了生存而出外谋生的，这群人多是下层劳苦大众，不存在知识分子甚至是“作家”，因而在早期的泰华社会里面并未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文艺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到泰国。华人数量增加，加上华人的拼搏努力，华人在泰国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高，所以出现了华文教育的兴起，华人知识分子也多了起来。辛亥革命后的新文化运动催生了泰华文学，泰华报纸的出版推动了泰华文学的产生。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影响也迅速波及到了泰国华人社会，为泰国早期华人华侨带来了思想启蒙，泰国华人华侨中的知识分子开始有意模仿中国新文学发展的道路，开始创办华文报刊，组建华文社团。从此，泰华文艺社团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1921年林铭三创办的文艺副刊《文苑》，刊载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还特别提倡白话文写作。1922年刘锡如创办的《小说林》，该文艺版多转载中国知名作家的作品。比较知名的有洪深的话剧《赵阎王》和许地山的小说《命命鸟》。另外，该报还刊载泰华本土作家作品，如林蝶衣的小说集《扁豆花》、《堕落》，方柳烟的小说集《回风》等。早期来泰的华人知识分子，虽然身在异国，但时刻关心着中国的变化。他们并没有急于融入到泰国新社会，而是心系祖国，将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联系到一起。这批泰华作家以新文学作为武器，在华文报刊发表作品，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的新文学对早期的泰华小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内容多以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为主，表现出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切，表达了作者客居他乡孤独寂寞的愁绪和对祖国故乡深深的思念。早期泰华小说的萌芽、茁壮成长不仅受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更重要的来自于当时泰国政府对于华文文学宽松的政策，而不是采取限制政策，华文报业和华文教育有比较自由宽松的发展空间，这就形成了有利于泰华小说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培育一大批青年文艺爱好者投身于华文小说创作。这群早期的泰华作家仿效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做法，也相继成立了一系列的文学社团。如许征鸿、郭桔等人成立的“椒文学社”，还有方柳烟、郑开修等人成立的“彷徨学社”等等。这一时期泰华文坛出版刊物，社团既多，作品也是层出不穷，形成了泰华小说的第一次创作热潮。这个时期的泰华写作者，和19世纪初法国作家一样，大多是流亡海外的避难者。他们不满中国的黑暗社会，逃亡到泰国来，其中有些是在中国实际革命工作失败后，不得不选择亡命而来；另外一些是为了生计，远走他乡谋生，写作是一种业余工作，但绝不是可以放弃的工作。他们一方面揭露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批判社会封建思想的腐朽没落。另一方面，这些早期的泰华小说表达了作者对于中国的怀念与热爱，早期泰华作7 家背井离乡移民泰国，虽然移居异国但他们内心依然眷恋着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他们依然保留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习俗，坚守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人类对于自己的出生地或自己民族、祖先的出生地、发源地，总是怀着天然的眷恋，在这种眷恋中，人所要追寻的是他从何而来，从而确定自我的形质。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方乡土，可能是个体的起源地，也可能是祖先、种族的起源地，既是个体记忆①的表征，也是集体记忆的表征，既是有形的山水，也是无形的意象”。泰国华人已在泰国生活了好几代，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使得泰华小说中出现了很多以乡愁和怀乡为主题的小说。华人作家移居泰国后一直把中国作为灵魂家园，泰华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浪漫主义也源于此。他们把中国当作他们的精神归宿，是他们永远的精神发源地和精神家园。他们热爱中国文化，无法割舍那份深深的家国情怀，钟爱着中国的传统人文精神。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家国梦，难以消解的乡愁在小说创作中得以回归与延伸，从而在构建的精神原乡中实现对现代都市文明失落的情感补偿。所以，早期的泰华小说抒发了他们离开中国后孤独无依的落寞情绪，表达出他们对祖国的关心。如郑开修的《梅子》、方修畅的《回风》、陈容子的《蓝天使》、《昨夜的祝福》等。这个时期的小说内容多是抒发了泰国华人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体现出浪漫主义特征。泰华作家在异域海外坚持用中文写作，是在异域环境里努力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第二节在“中国”与“本土”之间徘徊早期泰国华文小说作品内容主要以中国社会的变化为主，虽然移民泰国，但他们的心中依然深爱着自己出生的地方，表现出对中华文化的坚守。在感情归属上究竟是选择“故国”还是融入“本国”，作家们犹豫不定，徘徊不前。“新移民、老移民，甚至是他们的后裔，在他们的文化、文学磨合后，并不是完全‘无根’的。在他们作品中还会或明或暗，或深或浅，隐埋着一条不随时光推移而消失的‘根’；中国人无论被西风吹到天涯海角，那片华山夏水还是永远留在心中，人往往是文化的人，对于新移民来说，纵然是失落文化身份，也总逃不脱中国性执念。‘中国情结’已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不停地呼唤起飘零游子心灵深处的家园记忆和乡土情感。这是因为文化是血液里面的东西，②任何输血的办法都改变不了它的血质与血型”。这段话是泰华小说的真实写照，中国情结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深深镌刻在泰华作家的心中，他们不仅热爱着脚下的微笑国度，而且更不能离弃血脉相连的中华文明，他们艰难地抵抗着文化失语所带来的困境，努力化解异域文化下文化失衡的尴尬。20世纪四五十年代，泰华小说创作经历了一个适者生存的磨合期。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泰国的华文学校开始复课，华文报刊也陆续复刊，沉寂多年的泰华文坛开始复①饶芃子：《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国意识》，《比较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2页。②曾心：《给泰华文学把脉》，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8 苏，许多老作家重新执笔创作，同时也有更多的新生代作家加入进来。这个时期的泰华作家既有泰国本地土生土长的华人，也有在泰国出生后到中国求学然后返回泰国的侨胞，也有因战乱而来泰定居的。这种作家群体的构成，一方面充实了泰华作家队伍，另一方面复杂的群体构成也面临着挑战。一方面，从中国归来的作家，认为泰华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分支。泰华文学应该更多地表现中国情结，抒发异乡情怀。另一方面，土生土长的作家，主张要适应时势和读者的需求，文学创作要表现“此时此地”。尽管存在意见分歧，但两种文化创作并行不悖的进行着。泰华小说本质上依然是中国文学在泰国的延伸与发展，作品植根于泰国文化土壤，融合了异域文化，因而表现的是“故国”与“本土”之间的双向流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小说作品是陈仃的长篇小说《三聘姑娘》。陈仃是广东揭阳人，1956年回国参加祖国建设。“三聘”来源于曼谷一条历史悠久的唐人街——三聘街，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三聘街是华侨的聚居区，是曼谷第一个商业中心，贸易发达，商铺林立。《三聘姑娘》主要讲述了泰国华人兴记号老板一家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展现了泰国华人社会的生活面貌和新旧思想观念的矛盾冲突，反映了泰华社会思想发展的时代变化。兴记号老板原本是潮州地区的农民，为了谋生被迫来到泰国打拼，在商场的角逐中，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终于在三聘街当上了资本家，不仅有了丰厚的家产，还娶了姨太太。自己的大女儿宝珠是潮州老家的发妻所生，二姑娘秀珠和四姑娘佩珠是备受宠爱的姨太太所生。小说的故事线索就是围绕三个姑娘婚姻问题展开。大姑娘与店里的司账黄勉相爱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后来黄勉被父亲赶走，这让宝珠悲痛不已。二姑娘追求以金钱作为轴心的自由婚姻，不受父亲摆布。可惜，她也没有获得幸福。作者批判了这种以追求金钱为目的的婚姻观，尽管以自由恋爱作为初衷，但与包办婚姻没有区别。与两个姐姐的婚姻观截然相反，四姑娘佩珠要找寻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幸福，她投身到革命的大潮中去，接受锻炼和考验，并追求平等、自主、永恒的爱情幸福。佩珠形象的塑造是建立在新中国诞生的基础上，表现了新一代青年的茁壮成长，体现出华裔青年的新风貌，是作者在泰华社会塑造的时代青年的理想形象。佩珠是进步青年的形象，象征了新文化，代表了新的人生观和新的思想。小说展现出泰国社会的诸多方面，看到中国新文学、新思想的影子，更能体察出泰华社会的深层心理结构。谭真的长篇小说《一个坤銮的故事》及其续篇《座山成之家》，讲述了一个潮汕地区的农民郑通在生活的重压下，只身一人来到泰国闯荡，并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在年老时建立了庞大商业帝国的故事。由于他对开发和发展泰国经济作出了卓越贡献，泰国国王还加封他为“坤銮”，即泰皇族四等官衔。作者通过对郑通通过努力发财致富并被皇帝封为暹官的经历，描写了他少年时期的血泪史、青年时期的奋斗史和发家之后的荣耀史，展现了来泰华侨的艰苦奋斗历程，歌颂了华侨前辈们为开发和发展泰国经济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和光辉业绩。通过对郑通形象的塑造，展示了一个泰国华裔资本家的光辉形象，他身上体现出许多泰国华侨先辈的奋斗历程和高尚品格，成为众多泰国华人的一个9 典型代表。同时，小说还歌颂了中泰两族人民水乳交融的深厚情谊，反映了和睦相处的民族关系。泰华作家在泰国安家立业之后，经过长期的打拼，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生活渐趋稳定，他们自然也会萌生寻根的念想。表现寻根的小说作品如司马攻的《家在附近》、《心壶》、《探亲奇遇》，黎毅的《第三代》、《老何的“遗产”》、《加多一点点》，陈博文的《杏坛悲歌》，倪长游的《杜鹃血泪》，老羊的《春风桃李》等等。泰国华人在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可以理解成他们为了求得生存，消除陌生感，获得安全感而做的努力。但是，“假如我们认定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只是聚焦于本民族文化，且讲民族文化理解为一种静态的模式，那么就可能讲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过于简单化了。华人远涉海外，首要的需求是生存，因而他首要的问题上如何学会居住国的‘游戏规则’，以便支撑起自身的存在地位；其次他才可能考虑到既学到了居住国的文化精神，又不把自己的族群文化精髓丢弃。不解决第一个问题，华人便无以为生，不解决第二个问题，作为‘华人’①的文化意义将完全消失”。早期泰国华人在“中泰”之间徘徊挣扎，寻找出路，表现出一种无“根”的惘然，一种选择的困惑与焦虑。表现这种矛盾心理的小说作品有很多，如司马攻在小说《花开花落》中表达了华人自己对中国文学的喜爱。孙子朱一评在看到爷爷朱先悠早年的散文后，赞不绝口，从此自己也喜欢上了散文。孙子在读书过程中加倍努力学习中文，最后不仅将爷爷的散文集翻译成泰文，而且还将自己创作的散文结集成册出版。这则故事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泰国华人在精神上的迷失状态，身处泰国为无法融入其中而感到苦恼，于是他们只能从中国文学中寻找精神上的安慰。《南腔北调》里面也提到了文化选择上的矛盾。张本源家是泰国一户普通的华人家庭，他家的佣人是泰国人却能讲一口流利的潮州话。这是因为他们家一直都用自己的母语交流，佣人在这种环境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逐渐地学会了潮州话。这篇小说主要是讲泰国华人在文化的归属上对于语言的执着追求，无论是中国的文学艺术还是语言、方言，泰国华人在努力坚守自己华人文化身份的同时，也在缓解着自身的文化焦虑。所以，“在他们的作品里，常常有一种难以排解的矛盾：一方面，出于自己在居住国生存状态的考虑；另一方面，却由于内心深处本民族的文化根基难以动摇，很难与居住国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和社会习俗相融合，在矛盾痛苦之中借助文学写作，将隐匿在他们内心深处的各种文化记忆召唤出来，作为自己的一种生存意志的体②现，是在异质环境里消解陌生感、不安全感而构建心灵家园的努力”。第三节浓厚的潮汕文化特征潮州人很早就移居泰国，目前在泰国的华人大多是早期从中国潮汕地区移居而来。据统计，目前泰国总人口6300多万，其中泰国华人就有1200多万，占泰国总人口的①饶芃子：《海外华文文学与文化认同》，《海外华文文学与文化认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9-200页。②饶芃子：《全球语境下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海外华文文学与文化认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65页。10 ①20%左右，其中潮人占56%左右。“凡有潮水到达的地方，就有潮人”。据统计，泰国是潮汕海外移民最多的国家。大量的潮人来到泰国，为泰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目前泰华作家里面，潮人作家约占80%，由于泰华作家大都来自中国的潮州和汕头地区，并且这些作家成长于潮汕地区，另外又受到身边的家人朋友这些潮汕人的影响，所以泰华小说家把潮汕文化作为他们小说创作的主要题材，因而泰华小说中也或多或少渗透着潮汕文化，如方言词汇，潮汕风俗等。“泰华作家大多曾在潮汕地区生活过，同时又受到家庭和周围潮汕人的潜移默化，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明显表现了潮汕人的心②态，体现了潮汕文化的特征”。浓厚的潮汕方言特征，不仅突出了人物形象，使人物个性更加鲜明，而且还增加了生活气息，从而突出了“此时此地”的社会现实生活，形成了泰华小说的一大语言特色。如五六十年代的长篇接龙小说《风雨耀华力》。耀华力路是泰国潮籍华人聚居的地方，是曼谷最繁华的唐人街，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这里不仅有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也有随街摆摊的地摊小贩。贫富的巨大差距为这条路增添了无数悲欢离合的故事，也成为泰华小说作品题材的来源地。《风雨耀华力》是一部长篇接龙小说，参与写作的作者有九位，包括倪长游、陈英赏、方思若、沈逸文、李栩、李虹、白翎、郑玉洲、吴继岳等人。小说的主人公是李俊和鸭脯两位年青人，他们从泰国南部的偏远地区来到曼谷打工，可是毕竟涉世未深，两个人在曼谷的灯红酒绿、车水马龙中迷失了方向。而鸭脯的游戏人生的态度，使得他变得麻木不仁，随波逐流。这部小说描绘了60年代泰华社会的生活面貌，青年人迫于生计前往大城市谋生，但城市商品经济的浪潮与他们的价值观念格格不入。商品社会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沉重打击了他们的城市梦，为了生活，他们只好作出让步并重新思考人生的方向和目的。虽然作品的主题具有普遍性，可小说的语言颇具特色，许多形象采用了生动的潮汕方言，如鸭脯说：“许叔呀！你是要叫我去抱象洗浴，抑是叫象来抱我？——你明知我这副鸭脯形，何来那么大的力气？勿哪，看破些，还是谈正经话吧！”可以体会出鸭脯求饶时的表情神态，用潮州方言叙述显得更加生动形象。《风雨耀华力》在今天看来仍是一部具有深刻意义的现实主义作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贫富悬殊，批判了压迫者的丑恶嘴脸，歌颂了劳动人民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和纯洁善良的美好品德。另外，表现潮汕文化习俗的泰华小说还有很多，如黎毅的《瞬息风云》，年腊梅的《再生》等作品都展现了潮籍华人拼搏奋斗、互帮互助、团结友爱的精神。泰国华人虽然长期居住在泰国，但依然保留着中华民族传统的习俗。中国的传统节日泰国华人一个都不会落下，包括春节、中秋节、清明节、端午节等节日。在泰华小说中依然可以看到中国潮汕地区的风俗习惯，如潮剧、潮州音乐、潮州民间艺术、潮州民①陈贤茂：《论泰国潮人作家作品之潮汕文化特征》，《华文文学》，1994年第1期。②同上。11 谣、潮州工夫茶等。潮汕民俗风情的良好传承，不仅成为作家创作的素材，而且对于团结泰华社会，增强凝聚力起到很大的作用。像司马攻的小说《送月饼》，年腊梅的小说《小年夜》、《招财进宝》都描写了泰国潮人在泰国过中国传统节日的故事。姚宗伟的小说《拜好兄弟》中，所谓“拜好兄弟”就是指拜祭曾经在泰国谋生却不幸死亡的人们，“许多过番的人，不是好汉也要做好汉，他们要吃得苦，撑得起腰，自己照顾自己，最可怕的就是病倒，小病可找些草药医治，大病就只有等死，许多埋骨异乡，成了游魂饿鬼，便有一些善心的乡人可怜不过，每逢度节过年，办些祭品招魂，好让游魂饿鬼吃个①饱，善事相传，蔚为侨乡风俗”。从中可以看出，泰国华人祭鬼的新风俗，是潮人对于在异国死去的亲人同当地祭鬼信仰的结合，这也体现出泰国潮汕文化重视亲情乡谊的精神已融入到泰国社会中；《番客世家》讲述了老番客丁海珊一家每逢春节都会三代同堂聚在庆祝中国的农历新年，依然保留着传统的中国习俗，如贴福字、包饺子等。庆祝传统节日能够让家人了解节日，增进家庭的和睦。泰华小说独特的语言风格，小说中掺杂着一些潮汕方言，读者读起来虽感到有些陌生，但仔细揣摩却能够发现潮汕方言独到的亮点。究竟为何泰华作家要在作品中掺入潮汕方言，笔者认为原因在于泰国的华人对于潮汕方言倍感亲切，潮汕话通俗易懂，一下拉近了作者跟读者的距离。另外也跟泰国的华人的文化程度不高有联系，他们的中文水平有限，对于纯正的华语，他们会感到很陌生，但是对于潮汕话，他们再熟悉不过了。早期的泰国华人世世代代讲着潮汕方言，移居泰国之后就没有太多机会去讲普通话，因为他们的交际圈子基本上全部是潮汕人，所以潮汕话完全可以满足交际的需要。由于早期移居泰国的华人多是迫于生计而前往泰国谋生的，所以其中多数人文化程度较低，虽其后人有更多的机会学习华文，但为了泰华后人“不忘祖、不忘根”的考虑，泰华小说家在创作中故意运用潮汕方言书写也是情理之中。除了长篇小说《三聘姑娘》和《座山成之家》等作品在人物对话上夹杂了很多潮汕方言外，泰华小说中使用潮汕方言，描写潮汕风俗，弘扬潮汕精神的作品不胜枚举，如黎毅的《一个老华侨的故事》写了一个不幸的女性形象——彩票婶，她出嫁不久丈夫便死了，后来领养了一个孩子，并供他读书上大学，可是在他完成大学学业后，顺理成章的结婚生子，却把彩票婶赶出家门，流浪乞讨。表达了作者对亲情、人情的呼唤，呼吁社会惩恶扬善，弘扬重人伦的潮汕文化精神；《丁伯的喜讯》这篇小说，作者倪长游讲述了丁伯听信妻子的劝说，认为只要学习好英语就能够赚大钱的说法，让自己的三个孩子都去美国学习英文。而丁伯的堂兄却坚持让自己的儿女学习中文，进华文学校。儿女长大后，两家的情况竟大不相同。堂兄家的孩子们懂事乖巧，家庭和睦，生活幸福。而丁伯的三个孩子都在美国定居，与洋人结了婚，从此一去不复返。妻子到美国之后学习了英语，居然跟儿子的岳父恋爱，并结了婚。实际上，我们不难看出小说要表达的是中①陈贤茂：《论泰国潮人作家作品之潮汕文化特征》，《华文文学》，1994年第1期。12 国文化特别是潮汕文化对于华人的重要性，表达出作者对于潮汕人艰苦奋斗精神的弘扬。但是，在小说中过多地使用潮汕方言对泰华小说的发展也有不利的一方面，比如不懂潮州话的读者对于小说中的潮汕方言捉摸不透，更谈不上领略小说的美感。目前，泰国社会对于潮语的推广也在改变，许多在泰国的新一代华人，懂得潮语的越来越少，而泰国华文学校也逐步将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普通话的使用在泰国越来越普遍。潮汕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民俗风情，使得潮汕文化在统一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具有自身独特的地域风情，展现出不同于中华文化的地方。“虽然潮汕地区所孕育的文化仍然带着浓郁的地域色彩，但它不仅仅是一般的地域文化，而且是带有国际意义的群体性文化，有如梅州地区的客家文化。显然，潮汕文化是海内外二千多万潮人所共同创造的文化，它的根在潮汕，它的枝叶已蔓延与全球。只有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一现象，我们的眼光才不会囿于地域之限，而把潮汕文化的研究①视野拓展至海内外二千多万潮人”。潮汕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样，儒家思想对其影响很大，这就形成了潮汕文化中关注社会现实、重视人情的特点。正是这种与众不同的潮汕文化的融入使得泰华小说呈现出独到的地方，并推动着泰华小说的进步。泰华小说的主题多取材于潮汕文化、习俗，潮汕文化已经深深植根于泰华作家的生命中。在对母体文化中潮汕文化的描写与坚守中，泰华作家努力找寻着自己的身份归属，恪守着心中的文化操守，在与异域文化的碰撞中，艰难地前行着。①黄赞发：《试论潮人文化特征与诗歌写作》，《华文文学》，2001年第1期。13 第二章耀华力路光影下的身份建构泰华文坛目前在创作的小说家多是第二代、第三代及第四代作家，他们对于中国的认识已经渐渐模糊，或是从祖辈口中听到的零零散散的中国记忆，在中泰融合步伐加快的形势下，他们对于中国的记忆逐渐淡化，所以他们要重新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他们不再“自欺欺人”的说我心中只有中国，而是对“根”进行重新定义。政治认同的根本改变让他们成为了泰国公民，在落叶归根的梦想破灭的时候他们选择了转向，选择了落地生根。耀华力路建于1891年，为曼谷王朝拉玛五世所命名，是曼谷最古老的唐人街，也是曼谷市中心华人区的主要街道，被认为是泰华社会的象征。唐人街是华人身份的象征，是泰国华人在异域文化下感悟中华传统文化的理想场所，也是泰国华人作为泰国公民融入泰国社会的地方。第一节由“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同盟国取得胜利，中国政府对于泰国华人华侨采取积极友善的政策，与泰国政府签订了友好协约，这使得泰国政府对华人华侨重新定位，华校复课，华文教育又迎来了复兴，这些变化对于复苏的泰华小说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另外，华人新移民和早期移居泰国的华人同泰国人和睦相处，艰苦奋斗。另一方面，泰华小说创作队伍队伍得到了很好的充实。其中包括，因战乱离散的老作家重新回到创作队伍，一批从中国来泰国谋生的水平较高的作家成为泰华作家的生力军。另外，出生在泰国，长大后去中国读书的知识分子，学成之后又重新回到泰国。这群作家有：巴尔、克夫、陈陆留、史青、伍滨、周爱黎、吴继岳、林青等。他们的回归壮大了泰华作家群体，更为重要的是大大提升了泰华小说的水准。一、从“面向祖国”到“此时此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泰华小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期，这一时期的泰华小说除了作品的大量涌现，在表现内容和反映客观方面出现了较大的变动，即由之前早期作品反映家园故国为主的“侨民文学”向以主要描述泰华现实生活的“此时此地”文学转化，这一转变是泰华小说发展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泰华小说开始立足本地，获得了新的发展生机。泰华作家逐渐融入泰国社会，认同并接受了泰国本土文化，在泰国本土落地生根。他们的小说创作题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提倡文学要反映“此时此地”的现实生活。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本土青年作家，如司马攻、老羊、黎毅、方思若、白翎、许静华等，他们的写作题材和主题思想都倾向于当地化。这一时期经过战后几年的复苏，泰华小说创作成绩斐然，产生了一些在泰华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长篇小说，小说植根于泰国本地14 生活的土壤，融入了异域的文化基因，形成了泰华小说特有的风采。如陈仃的《三聘姑娘》，谭真的《一个坤銮的故事》和《座山成之家》，姚万达的《一个嚼摈榔的绅士》，史青的《波折》，陈陆留的《风雨京华》，黄江的《少女日记》等等。另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两部长篇接龙小说，即《破毕舍歪传》和《风雨耀华力》。其中，《破毕舍歪传》由倪长游、亚子（李栩）、沈逸文、方思若、亦非、东方飘等六人集体创作完成。短篇和中篇小说有黎毅的《鲁哈多与她的老牛》、倪长游的《鬼蜮正传》、史青的《灰色的楼房》、巴尔的《禁区》等。这些作品带有浓郁的泰国本土风情，是泰华小说在磨合时期表现“此时此地”的最佳成果，标志着泰华小说由“落叶归根”向“落地生根”的转向。这个时期在泰华文学史上被称为“华侨文学”阶段，是泰华小说创作的第二次高潮。泰华小说不再像早期作品中只有华人面孔，而看不到一个泰国本地人影子。这个时期更多的小说作品将视野扩展到整个泰国社会，越来越多的泰国人形象出现在泰华小说中。司马攻的小说《批工马福》中的批局是泰国的一个机构，类似于邮局，是泰国华人与潮乡之间邮寄银款和信件的地方。主人公炳水出生后便到泰国谋生，每逢过年过节都会寄钱给身在潮乡的母亲。但一场大病让炳水不幸离世，在批局工作的泰国人马福得知这个消息后，决定将自己的部分工资每年过节的时候邮寄给炳水的母亲，但母亲一直以为钱还是儿子炳水寄的。后来炳水的母亲知道真相后，对马福感激不尽，并认马福做自己的干儿子。这则故事折射出泰国华人同泰国本地人在关系上的改变，由最初的互不往来到后来的亲如一家，反映了华人对于泰国社会认同的变化。这种心态上的变化与中泰两国关系的日益紧密，文化交流上的频繁互动有很大的关系。这些作品的出现标志着泰华小说完成了转向，由“面向祖国”到“此时此地”。这一变化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泰华作家方思若对这一转变作出了解释：“进入五十年代，也就是华文文艺开始的年代。这个新开始，自有它的历史条件和背景。最主要的一项，是新中国宣告成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中国进行了经济军事的封锁，而中国也开始了闭关锁国的时期，再没有中国的新移民到泰国或其他地区。而这时期，泰国也投入西方阵营，反左派政策日渐雷厉风行。以怀乡思绪描绘故国风物为主要题材的侨民文艺已不适时宜，继之而起的是反映此时此地的文艺作品逐渐抬头。战后初期学习华文风气曾炽盛过相当一段时间，参加学习的这批土生土长的青少年，他们的文艺写作能力在进入50年代便告先后成熟，而在泰华文坛上形成了主力。这支生力军在思想感情上和写作的题材上都倾向当地化，这和以前中国南来文化人怀旧怀乡的华侨文艺有①着根本的差别”。泰华作家由“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转变，对于泰国社会归属感的产生不是一蹴而就的，跟泰国本土社会也有很大关系。二、泰国华人的佛教情缘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素有“黄袍佛国”的美称，佛教在泰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和历①方思若《泰国华文作家协会文集》，第56、57页，载《泰国华文作家协会编印》，1991年11月。15 史，在泰国90%以上的泰国公民都笃信佛教,佛教信仰是泰国平民百姓的崇高宗教信仰。佛教文明的安静闲适造就了泰国社会祥和的社会氛围，在泰国的华人华侨也感受着佛国的历史文化。古往今来，泰国从上至下大大小小的重要仪式活动都会有佛门弟子的参与。上至泰国皇室，下到平民老百姓，每个人都笃信佛教，佛教礼仪无处不在。浓浓的宗教情感影响着泰国每一个人，同时也深深的感染着每一个泰华作家，很多泰华小说作品都渗透着宗教意识。在这样的宗教背景下，佛教中以善为本的思想影响着每一个泰华作家。佛教的理论及思维方式成为泰华小说创作的题材之一，泰华小说中的佛教意识主要表现为仁义慈爱，忠孝两全和扬善去恶。许多社会矛盾、纠纷都借助宗教来调和、化解，宗教成为祛恶扬善、感化众生的工具。佛教文化宣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生，泰华作家的创作受其影响，主题多表现真善美的思想境界,且弘扬民族传统的道德精神。佛教文化意识不同程度的融入到了泰华小说作品中，如黎毅的小说《瞬息风云》写了阿强开车去曼谷的路上帮助了一位汽车出故障的泰国人，后来又从那位被救助的泰国人得到回报，表现了佛教善有善报的基本教义；小说《再生》，作者年腊梅讲述了一个心地善良的小学教师收留流浪的越南母女的故事，体现出佛教中慈悲为怀的教义。小说展现了以善为本，互帮互助的佛教基本道德教养；马凡的《母与女》写了一个母亲为生活所迫去拍人体写真。女儿对母亲的这种行为有很强的抵触情绪，一直都憎恨母亲。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长大后的女儿竟然也做了跟母亲相同的职业，走了母亲的老路。小说写出了生命轮回的酸辛，作者通过这类悲剧来传达佛教惩恶扬善，悲悯众生的情怀；陈博文的《恶念》写了“我”跟克仪是好同学好哥们，两个人对同一个女孩茹萍产生了爱慕之意。故事的最后是“我”和茹萍最终走到了一起，可是茹萍心里面对克仪念念不忘。后来克仪家里失火，茹萍不顾个人安危前去救克仪，这一行为惹怒了“我”。于是，“我”没有选择救人，而是将门窗堵住，可是，万万没想到，平常感情忠贞的克仪却心生“恶念”，于是克仪把前来救他的茹萍错误地当成了“我”，并把门锁上，这样茹萍就被大火活活烧死。茹萍的死不是因为那场大火，而是恶念，这种恶念产生于两个男人心中的嫉妒与怨恨。作者批判了现代社会人们无限的贪欲，从而起到警世、劝惩的作用；《阴谋》写了女主人公卜幽兰与两个男人的故事，三者因“利”和“欲”构成了复杂的三角关系。作者揭露了人们只顾个人的利益、贪念而忘却了仁义道德。在泰华小说作品中，佛教文化的影子经常出现，作品中也会掺杂着很多佛教教义，如佛教所讲的一切事物均从因缘而生，有因缘必有果报。佛教借因果论劝说人们要明辨是非，勘破善恶。一些小说题目就来自于佛教教义，如陈博文的《报应》、《善有善报》、《六根净五》，马凡的《涅槃》、《轮回》等。有些作品体现出佛教道德教化作用，读者会感受到强烈的佛国氛围和以善为本的佛教意识。黎毅的《黑心人》写了一个道德败坏的心黑之人袁瑜亮，利用不正当手段盗取财产并占为己有。小说揭示了金钱社会对人性的践踏，宣扬了祛恶扬善的佛教道义；马凡的《死途》中两队夫妻为了金钱，不择手段的去认领一具陌生尸体。小说描绘了他们见利忘义的丑恶嘴脸，传达出佛教的因果报应16 的佛教教义。陈博文的小说《善有善报》讲述一个好心的路人救助不幸跌进阴沟的瞎子，而这个瞎子是做彩票生意的，为了报答路人的救助之恩，瞎子给了路人一张彩票。幸运的是，彩票中奖了，路人因为做好事得到了金钱的报答。小说宣扬了“善有善报”的佛教思想，弘扬了助人为乐的精神。曾心的短篇小说《佛缘》讲述了在佛国泰国自己儿子与佛结缘的故事。在泰国，几乎每个人一生都要出一次家。但对于儿子是否出家，自己有所顾忌。原因在于自己的华裔血统。但慢慢被儿子虔诚的佛心所感化，自己改变了观念，接受了儿子出家的事实。小说表现出华人对于佛教文化的融入，对泰国社会的融合度逐步加深。泰华小说中还通过“仁至慈善，忠孝仁义”来塑造整个社会的和谐相生，以个人道德的自我完善来促进整个社会道德的发展。如司马攻的小说《相怜》、《电车上的两个老头》、《娘温的耳环》，马凡的《报复》，陈博文的小说《幽影》、《温情尚存人间》。另外，陈博文还以佛教经典《大般泥洹经》“善自获福，恶自受殃”创作了四篇“佛国传奇”文集，充满了佛教传说神秘诡诞的色彩，蕴藏着佛教文化特色。这四篇“佛国传奇”内容都是佛教传说中的神秘鬼蜮故事，包括佛国传奇之一的《金孩儿》、佛国传奇之二《魔女》、佛国传奇之三《阴阳赌局》、佛国传奇之四《蛇恋》。在《蛇恋》中，主人公伟越在勘测公路地基的时候，偶遇一条青银灰色的大蛇挡路，他并没有用车将其碾死。后来，这条大蛇在我被歹徒围困的时候帮助了我，还撮合了我跟莎莉的婚事。对于蛇在泰国的地位，文中讲到，佛教国家对蛇是很崇敬的，很多佛像的背座，就是以蛇为装饰华盖。“佛国传奇”系列小说宣扬了善有善报，多行善事的佛教道义，劝人向善也是泰华小说的主题之一。总之，泰华小说作品大多蕴含着以善为本、仁义慈爱、祛恶扬善、因果报应等佛教道义，佛教文化已深深地印刻在泰华小说、泰华文学里面。泰国华人来到泰国不仅要忍受生活上的艰辛，对于精神上的焦虑更需要宣泄。于是他们选择了同泰国人同样的信仰——佛教，泰华作家以佛家的态度对待人世的一切，他们对于人生保持着一种任运自在的恬淡心境。并将这种心境带入到文学创作中去，使得泰国小说闪耀着佛光禅影。泰华作家对于佛教的信仰，加速了其融入泰国社会的步伐，更好地扎根于泰国这片新的土地。从“叶落归根”到“落地生根”，这一转变对于泰华小说来讲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转变，从此之后，泰华小说创作转到反映泰国华人社会和本地现实生活的轨道上来了。第二节现实主义创作风格泰华小说的产生及发展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下进行的，跟中国现代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世纪初，泰华小说受到西方现实主义思潮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共同影响，形成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强调文学的现实性。早期移居泰国的泰华作家在中国期间受中国新文学思潮的影响，到达泰国之后积极宣传中国新文学，办华文报纸，开设17 华文学校，促进了泰华小说的发展。受中国现代文学影响，很多小说作品带有当时“左联”文学作品的印记。鲁迅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巴金的《家》、《死亡》等作品对于泰华小说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泰华小说创作重要的转折期，这个时期的泰华作家不再像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反映中国抗战的华侨文学为主，而是转到以反映“此时此地”的泰华社会现实生活为主。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实施保护海外华侨的安全和正当权益的措施，万隆会议后中国不再承认双重国籍并宣布帮助华侨处理国籍问题，这一政策对于华侨早日融入本土社会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一时期的泰华作家以短篇小说为主要武器，作品中呈现出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揭露社会黑暗残酷，描写社会底层小人物的苦与乐。这个时期的泰华作家现实主义创作风格不仅对于五六十年代泰华小说的创作有着极大的影响，更是对之后泰华文学的创作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泰华文学六十年代之后创作的主流。泰华作协著名文艺理论家郑开修讲过：“作品之有没有社会价值，要看它对于现实之批判作用而定。只写身边琐事，与社会没有实际联系的个人主义作品，现在是被清算了。我们要努力的地方是：怎样用形象化概括化的方法，来创造能够表现出现①实社会的内在矛盾的东西”。泰华小说作品多是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关注现实，针砭时弊，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和人生百态，体现出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意识。泰华作家对生活中的正义、丑恶现象有着鲜明的态度，他们弘扬生活中的行善和正义，鞭挞生活中的恶习和丑陋，真真假假，绝不含糊。如《人与狗》、《玩佛相的哀乐》、《医不好的病》等。中国新文学从诞生之日起，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风格，这也深深地影响了泰华小说家的创作倾向。陈仃的长篇小说《三聘姑娘》带有浓浓的巴金印记，小说中曾多次提到巴金的《家》，把《家》作为小说的“指导思想”。鲁迅的《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阿Q正传》对泰华小说家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如黎毅的小说《夜航风雨》。这篇小说描写了底层人民的穷苦生活，作者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人道主义出发，揭露了社会矛盾和现实生活的阴暗面。小说主人公“我”随一艘米船返回曼谷，圆了自己欣赏湄南河风景的夙愿。但这趟旅途让我异地思乡，无尽的伤感。天有不测风云，米船也因遇到了暴风雨而船舱漏水，船主仓湛在修船的过程中不幸溺亡，这次的旅行充满了悲情色彩。仓湛，一个55岁的老年泰人，在米船上漂泊了一辈子，米船就是他的家、他的命。而“我”只是一位“游客”，本来只想坐船游览湄南美景，不料却经历了一场生离死别；马凡的《造孽者》写了女孩美娇与一个男生相恋，两人十分相爱。男生的家庭条件有些困难，因而美娇的父亲非常反对他们在一起。最后男孩不幸因车祸去世，这一事件让美娇的精神受到沉重打击而住进疯人院。小说揭露了社会现实的残酷，也表达了人生的无奈之情。年腊梅的小说《花街》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卖春①年腊梅：《郑开修先生与文艺》，八音出版社，1990年，第253页。18 女的生活。作者通过对卖春女悲惨命运的描写，揭示出被压迫的底层人民所遭受的黑暗社会的不公平待遇，引起人们的同情，批判了残酷的社会现实。陈博文是泰华作家群中比较知名的一位作家，他的小说以反映现实生活，透视人文关怀为主。作为作家，他一直担负着揭露社会矛盾，反映人生百态的责任。他的作品丰富，体裁多样，已出版短篇小说集《人海涟漪》、《蛇恋》等，“讲一个故事给你听”是陈博文小说的基本特点。他一直致力于中国古典小说的维护与传播，并很好的将中国古典小说中的“故事性”融入到小说创作中去。他的小说《生死之交》、《黑心人》，体现了他的小说叙述语调的古典化，如小说中经常出现的“闲话少提”、“一宿无话”等等古典文学里才经常出现的词语。他的作品体现出了中国古典小说对泰华作家的深远的影响，不仅使小说眉目清晰，耐人寻味，还发扬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风格。另外，中国小说的讽刺艺术也深深影响着泰华小说的创作，中国小说的讽刺艺术特色表现为深刻的社会批判性。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泰华作家的现实主义作品更加成熟，反映社会人生的作品大量出现。这些作品除了描写社会现实之外，还体现了社会批判的一面，作品中融入了作家的情感，呈现出作家对于社会的人文关怀。完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两部长篇接龙小说《破毕舍歪传》和《风雨耀华力》就带着深深的中国小说现实主义讽刺艺术的痕迹。两部长篇接龙小说反映了五六十年代泰国华人社会生活现实，真实地记录了泰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生百态。《破毕舍歪传》更是从题目便可联想到鲁迅的《阿Q正传》。《破毕舍歪传》为长篇接龙小说，讲述了一个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故事。破毕舍本是曼谷一家大纱布行的阔少爷，靠着父母积蓄挥霍无度，沉迷酒色。很快，倾家荡产。妻子秀娥也带着孩子弃他而去。他终究沦落为乞丐，只能上街乞讨。后来，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些好心人帮助了他，这时的破毕舍才幡然醒悟，决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他挑起了担子卖豆花，不辞辛苦，自力更生。小说里描写到“他穿得很朴素，一件旧白川绸短衫，黄斜布旧短裤，头发看来也没有梳，神情百分之百是个诚实的小贩”。他把赚来的钱都存在刘伯处保存，不乱花钱。最后，他还把烟给戒了。重获新生的破毕舍在姐夫和刘伯的帮助下开了一个小铺子做起了小买卖。妻子最终也原谅他并回到他身边，两人重归于好，故事到此有了一个美好的结局。小说描写了泰华社会的真实的风貌，揭露了泰华社会底层平民的现实生活，而帮助破毕舍走向新生的人们正是中国传统美德的善良劳动者的典型代表，他们互帮互助，团结友爱，充满了浓浓的乡情和亲情。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高尚道德情操，美丽人性光辉的歌颂。随着泰国经济的转型和商品化，泰国社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泰华作家将目光聚焦于社会变化，关注社会人生。司马攻是当今泰华文坛的领军人物，他的作品对于泰华社会的关注最具代表性。他的作品多是以佛教教义的视角来审视社会现实，揭示人生境遇。年腊梅，原名许静华，作品多采用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在真实地、历史地描写生活的同时，注重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如《再生》中的阮太太，《花街》中19 的麦春女，《落霞》中的丁小姐，《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中的银菜姐，《轻风吹在湄江上》的安巧娜，《推炭车的老头》里的许伯等等。进入80年代之后，泰华小说创作不再仅通过描写社会现实来反映人生问题，而是转而将目光投射到整个泰华社会，开始了对于人性的思考及对社会的人文关怀。他们关注现实人生、弘扬民族伦理道德，他们的小说批判社会丑恶现象，呼吁人们守住社会的良心底线。从这种变化中，我们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泰华作家融入泰国社会的步伐不断加快。如马凡的短篇小说《造孽者》、《蝶花恋》，李栩的短篇小说《光华堂》。另外还有很多小说作品也表达了相似主题，如陈博文的《拾荒的孩子》、《疯子》，方思若的《狂潮》、《寒天孤鸿》，谭真的《一个坤銮的故事》，姚宗伟的《人生之境》，司马攻的《鸽子的悲哀》、《演员》，白令海的《生意愈做愈小》等。黎毅的短篇小说《鲁哈多和他的老牛》写了同为外乡人的印度人鲁哈多和他的老牛之间发生的故事。鲁哈多靠着一头奶牛为生，他们夫妻的生活环境相当艰难。最后，当他发现他唯一的奶牛生病了，他不知所措。后来，他的病牛死了，他和妻子“不知流浪到何方……”。因和鲁哈多都是“外乡人”，“我”对鲁哈多的遭遇格外同情，平常也倍加关心他。在得知他们离开蕉园，不知去向后，自己也为他们担忧起来。文中写到：“我似乎看到一个忠实的弱者，被剥夺去自由的弱者，被剥削，受利用，当青春消磨尽了，便得到如此残酷的结局。我从它身上喝过一个多月的乳汁，我不能没有一点儿感触！”司马攻的小说《天网》讲述了一个感染艾滋病的女人夜里被破窗而入的大汉强奸，女人不但没有报警，没有反抗，反而获得了“复仇者所得到的胜利的满足”。这个女人是畸形社会的受害者，小说通过对女人悲惨命运的描述，表达了作者对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的同情，揭露了社会现实的残酷性。将佛教思想和社会人生结合起来是泰华小说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一大特色，也是其与众不同的地方。泰华小说家在揭露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和丑恶面时是绝不留情的，但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是积极乐观的。泰华作家在关注泰国社会现实，观照社会良心的同时，还将佛教“以善为本”、“苦海无边”的思想融入进来，更好的揭露人生疾苦，展现悲欢离合。另外，泰华小说并不是固守中国现实主义，固步自封，不吸收接纳其他优秀文化。恰恰相反，这些泰华作家更加擅长将华人小说优秀传统与外来事物的优秀成分紧密结合起来。总之，这一时期泰华文坛出现了大量的现实主义小说作品，泰华作家更多地关注“此时此地”的社会现实，在身份的归属上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转向，由“失根”所引发的焦虑感转向“扎根”所带来的方向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将小说主题很好地与泰国当下的现实相结合，极大地影响了泰华作家的创作，也直接促进了这一时期泰华文学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形成。第三节湄南河畔的家园想象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中国政府不再承认双重国籍，20 中泰两国外长就华侨双重国籍问题达成了共识，华侨为了生存，能够享受更多的权力，纷纷放弃中国国籍，而选择加入居住国的国籍。这样做一方面为华人的生存提供了保障，一方面促进了中泰关系的发展。从此以后，泰国经济开始复苏，社会渐趋稳定，泰国政府对于华文教育也持开放的态度，泰华社会也积极响应泰国政府号召，适应当前的形势，对于泰国政府的政策，采取配和的姿态。另外，一批在泰国土生土长的第二代、第三代华人作家在泰华文坛越来越活跃，逐渐成为泰华文坛的中流砥柱。“这支生力军在思想感情上和写作的题材上都倾向当地化，这和以前中国南来的文化人忆旧怀乡的华侨文艺①有着根本的差别”。如许静华、方思若、徐翩、沈逸文、吴素臣等新生代作家与第一代的老作家一道，共同致力于泰华小说的发展，从而促成了五六十年代泰华小说的繁荣景象。“这个新的开始，自有它的历史条件和背景。最主要的一项，是新中国宣告成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中国进行了经济军事的封锁，而中国也开始了闭关锁国的时期，在没有中国的新移民到泰国或其他地区。而这时期，泰国也已投入西方阵营，反左派政策日渐雷厉风行。以怀乡思绪描绘故国风物为主要题材的侨民文艺已不适时宜，继之而起的是反映此时此地的文艺作品的逐渐抬头。战后初期学习华文风气曾炽盛过相当一段时间，参加学习的这批土生土长的青少年，他们的文艺写作能力在进入50年代便先后成熟，而在泰华文坛上形成了主力。这支生力军在思想感情上和写作的题材上都倾②向于当地化，这和以前中国南来文化人怀旧怀乡的华侨文艺有着根本性的差别”。泰华作家开始更多的关注本土社会，将目光投注在泰国的一草一木、社会百态上，小说的题材选择也渐趋多样化。在泰华小说作品里，存在着非常多的意象，其中最重要，出现频率最高的意象当属“湄南河”了。在泰华小说中，湄南河意象产生于作家的本土地缘意识。湄南河是东南亚的一条重要河流，主要流经泰国，被泰国人民亲切地称为“母亲河”，寄予了泰国人民深深的感情。湄南河在泰华小说里面频繁出现，表现出了泰华作家对于泰国这片土地的热爱，也昭示出泰华作家对于泰国民族及文化的认同。湄南河是泰华小说作品情感与想象的发源地，是形成泰华小说独特地缘美学的人文地理要素。泰华作协主席司马攻曾把中国文学与泰华文学的关系做了生动的比喻：“泰华文学好像湄公河一样，湄公河发源于中国，它的上游是澜沧江，流经泰国成为湄公河，水源来自于中国，而河流属于泰国”。这句话正好说明了泰华小说与中国文学水乳交融的关系。在中国湄公河被称为澜沧江，这条河流从中国境内发源，一路向南流出中国来到东南亚改名为湄公河，流经泰国东部地区，泰国人民饮用着来自中国的河水。这个比喻正好说明了泰华小说与中国文学水乳交融的关系。在泰华作家心中，湄南河的水与长江、黄河的水融汇在一起，表达了泰华作家对于祖国的眷恋，对本土的热爱，表现出泰华作家双重文化认同。①陈贤茂：《五十年代泰华社会的一幅缩影》，《华文文学》，1998年第1期。②方思若：《泰国华文文艺回顾与前瞻》，载《泰国华文作家协会文集》，泰国华文作家协会，1991年，第56-57页。21 在泰华小说中，描写湄南风情的佳作数量颇丰，作品中反映的湄南风情是一种泰国特有的风俗民情，与泰国的民俗制度密不可分。在泰华小说中，作者都会花大量笔墨用来描绘湄南风情。如徐翩的《湄南河记游》，司马攻的《水灯变奏曲》等等。作品以湄南河为主要意象，把故事的发生地放在湄南河的场域中，充分表达了泰华作家对湄南河的深情厚谊，对泰国社会及人民的特有情感，充满了本土特色。年腊梅的《轻风吹在湄江上》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女主人公安巧娜和同为泰国华侨的子培相爱了，后来子培回到中国求学，女主人公在泰国等了他13年，就在她绝望之际，中泰建交了，于是她和朋友前往中国旅游，实际上是为了寻找她曾经的恋人子培。在汕头的码头，安巧娜看到了朝思暮想的子培，可此时的他早已为人父。这个事实让安巧娜痛苦不已，还好她很好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最后她回泰国途中，看到了湄南河水，她的内心又起伏不定了，她终于意识到：“这里是我们出生的地方，中国是我妈妈出生的地方，我不能偏爱任何一方面，我…我还是承认是半个中国人，又是半个泰国人吧”。小说采用现实主义的写法，刻画了一个勤劳、善良、痴情的女主人公形象，她不仅热爱生她养她的地方也爱着魂牵梦绕的祖国。另外，描写湄南风情的作品还有很多，如冬英的《湄南河之恋》，庄牧的《湄南水乡》等等。湄南河是泰国人民文化精神的“母亲之河”，是泰国文化情感的发源地，而泰华作家将湄南河作为作品的重要意象，表明泰华小说对于精神家园的重新建构，把湄南河当作了本土家园新的归宿。泰华著名作家伍启芳在《根在中原情系湄江》这篇文章里指出：“这源远流长的湄南河，她哺育了京吞两岸的人民，广泛的支流更丰沛了乡村田园，使①到暹罗中部‘田里有米，水里有鱼’”。湄南河是泰华小说的一个典型标识，而湄南河意象是文化认同与地缘美学，在泰华小说作品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为泰华小说的发展带来涓涓不息的活水，湄南河和潮汕文化一起共同构成了泰华小说的精神原乡。在泰国的第二代华人以及在泰国成长的第三代华人，他们不再过多强调自身的血统问题，而是把祖国，把潮汕地区称作自己的原籍或祖籍，在他们的心中不仅有奔流不息的黄河长江，还有脚下与他们距离更近的湄南河。①陈汉涛：《湄南情怀》，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出版，2004年，第36页。22 第三章新形势下的身份融合第一节寻找灵魂栖息地——精神家园的构建泰华小说真正开始步入正轨，走向繁荣是在1970年代中泰建交之后，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是泰华小说创作的又一次复兴期。20世纪80年代开始，泰国政治趋向稳定，民主氛围得到改善，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泰华文坛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1983年，成立了“泰国华文写作人协会筹委会”，方思若任会长；1986年，“泰国华文写作人协会”正式成立，1990年，该协会正式更名为“泰华作家协会”。司马攻任会长，梦莉、姚宗伟、胡惠南、陈博文任副会长。随后成立一系列的文学社团，比较知名的有“泰华文艺协会”、“泰中学会”、“泰华诗社”、“泰华文学艺术会”、“泰华文学研究会”等等，会员有300多人。文学社团的纷纷成立推动了泰华小说的繁荣，一大批优秀的文学著作的出现活跃了泰华文坛。在这批文学作品里面，小说数量占多数，其中又以短篇小说的成就最高。这个时期的泰华小说题材不再拘泥于对现实生活的阴暗面的描述，而是将目光拉长以审视整个社会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要远远超过之前的作品。另一方面，进入80年代之后，一些在泰国出生长大的泰华小说家的文学创作开始成型，在主题思想上基本完全本地化。他们主张文学作品要适应时代需求，响应读者号召，立足于本土生活。随着这批新生力量加入泰华作家群中，泰华的小说的数量和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如司马攻的《演员》、《独醒》、《神偷》、《画家之死》、《等待》、《南腔北调》等，巴尔的《绘制钞票的人》、《沸腾大地》、《就医》、《湄河之滨》等，陈博文的《吸烟斗的人》、《囚车》、《圈套》、《炸弹》、《道义之交》、《龙鱼大赛》等，年腊梅的《湄南河畔的故事》、《迷失的八哥》、《花缘》等，马凡的《蝶花恋》，郑若瑟的《情解》、《情哀》，黎毅的《瞬息风云》等小说作品。这个时期的泰华小说作品更加注重文本修辞、语句凝练、主题深刻，不再单纯地描写社会的黑暗面和人生的不如意，而是将关注重心放在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较之80年代之前的作品有了很大的改观。在艺术表现上，泰华作家仍然以现实主义创作为主，但并不拘泥于这种单一的创作方式，而是不断进行挖掘探索，积极吸收借鉴其他文学创作形式，形成了新的文学样式。如刘白的小说《回光返照》就借鉴了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在艺术表现上进行了大胆地创新。这个时期泰华小说创作繁荣的景象的出现跟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的变化也有很大关系。一方面，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东盟的迅速崛起，使得泰国政府对华人华侨采取了宽松自由的政策，在政治上给与华文教育、华文报纸较为宽松的环境，从而为泰华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随着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包括泰华文学在内的世界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交流开始增多，越来越多的泰华小说作品传入中国，23 中泰两国文化的交流互访也日益频繁，这从本源上推动着泰华小说的进一步发展。另外，国际性、地区性的华文文学研讨会的举办也日益活跃，如世界华文文学国际讨论会等，为世界华文文学的交流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开阔了泰华作家的视野的同时，也调动了泰华作家小说创作的积极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进一步认为民族①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想象形式——源于人类意识在步入现代性过程中的一次深刻变化”。泰华作家的文化认同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新时期的泰华小说成功完成了从以前书写祖国回忆的怀乡文学向描写泰国本地生活为主要内容的转变，完成了泰华小说“本土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如陈贤茂先生所讲“文化传统是一个长期积淀的系统工程，它不可能一下子形成，也不可能一下子改变。同理，不同文化的交融也需要一个潜移默化的长期过程。文化的交融是一种双向的流动，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必要的前提便是双方的互相尊重，坦诚相见，取长补短。只有在真诚、平等的前提下，文化交融才成为可能，也才能健康发展；任何企图以牺牲一方的文化为目的的同化手段，都是不可能奏效的，甚至只能得到相反的效果。中泰两族人民同属东方文化体系，在文化传统上有很多共通之处，例如在佛教的信奉上，就很有相通之点。泰国华人与泰国人民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共同谋求生存和发展，共同建设家园。正是在这种长期的共同生活②过程中，中泰文化得到了互相的渗透与交融，并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泰华作家在长期的泰国生活中逐渐适应了本地的生活节奏，并认可了泰国的文化习俗，在心理上认同了泰国文化，积极融入到泰国社会。这个时期泰华作家的创作，“是处在‘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一意识有时不那么强烈。他们所创造的异族形象，是在两种不同文化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想象，是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这些形象虽来自异族，但他们是经过华人作家的文化眼光、文化心里选择、过滤、‘内化’而成的，是作家从一定的文化立场出发，根据自己对异族文化的感受和理解，创造出来的不同于本民族的‘他者’形象，已不同于现实生活中‘对③话’中生成的，可视作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解读和诠释”。与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的华文小说中所表现出的两种文化的对抗不同，泰华作家选择站在泰国底层人民的角度，以文学为武器揭露贫富差距之间的阶级矛盾，针砭时弊，为社会受打压者喊冤鸣不平。随着泰华作家对于泰国社会的逐步融入，出现了中泰文化融合的迹象，他们将中国传统文化与泰国文化很好的融合在一起。这个时期的小说作品大多反映了华人华侨与泰国本地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互帮互助，和睦相处的情形。如谭真的《一个坤銮的故事》、马凡的《补鞋匠的死》、陈博文的《大地之变》。①［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虞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8页。②陈贤茂：《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二卷），厦门：鹭江出版社，1999年，第398页。③饶芃子：《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比较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39页。24 第二节亦商亦文的双重身份属性20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在外部环境上，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阵营对中国实行了全面的封锁，中国被迫关闭国门，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此时的泰国也加入了西方阵营，于中国断绝了正常交往，文化交流更无从谈起。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宣布中国不再承认公民的双重国籍身份，为了生存，泰国华侨不得不放弃中国国籍反而加入了泰国国籍，在观念与意识上，泰华作家逐渐认同于泰国。而此时的泰国社会逐渐商业化，社会性质由半殖民地社会逐渐向商品经济现代化发展。泰国是一个重商轻文的国家，如果你是商业大亨，人们会高看你几眼；但如果知道你只是个写文章的，人们会选择带着有色眼镜去看你。所以，早期的泰华作家在踏入文坛之前只有商人的身份，对于文学创作基本无暇顾及，或是在经商的间隙从事小说创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事业不断发展，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生存对于他们来说已经不成问题，但精神家园的无处安放，让他们焦虑不安。于是，他们拿出更多的时间放在写作上，将自己对于故国家园的想象镌刻在字里行间。泰华作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染，儒家思想已深深地扎根在他们的生命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通过集体无意识也烙印在他们的头脑中。儒家思想讲究经世致用，鼓励文人“达者兼济天下”。泰华作家在受到儒家思想熏陶的同时，也领悟着佛教文化的精髓，他们一方面以儒家思想的从政出仕为准则，另一方面又以佛教的修身养性为目标。佛教文化更多的是一种心灵寄托，讲究的是对人生、对世界的恬淡心态，讲究顿悟。在泰华小说中，不仅可以感受到佛教的大度、豁达、慈悲，而且也有儒家的仁义、敦厚、和谐。泰华作家是儒佛思想最好的诠释者，他们既出世又入世，参与现实生活中，以求做到“达者兼济天下”。他们不仅笔耕不辍而且还下海经商，亦文亦商。泰华作家独特的身份背景为小说创作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他们关注商界发生的问题，描写商海浮尘，成为泰华许多作家的重要题材，有人称这种文学为“商界文学”。如四五十年代谭真的长篇小说《一个坤銮的故事》和《座山成之家》就是商界文学的代表作。1997年6月发生的金融危机不仅在泰国引起了经济大地震，许多的平民也受到牵连，银行破产，工厂倒闭，工人下岗，泰国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遭到重创。同样，这一事件对泰华文坛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陈博文的短篇小说《骗局》就真实地描写了金融风暴给一对青年夫妇带来的巨大冲击。汪才和乔华是一对年轻夫妻，在金融风暴前有着不错的工作和生活。但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他们的公司倒闭，两人也失业了。一次偶然的机会，两人看到报纸上有公司招聘业务员的广告，只要每个人每月交三万泰铢保证金，就可以成为该公司的正式职员。两个人立即决定把车卖掉，筹集资金拿去应聘。可是一个月过去了，仍然杳无音讯。他们只能到招聘公司查询。到了公司，结果一个人都没有，人去楼空。被骗的还不只他们夫妻俩，还有一千三百多人。作者真实地描写了金融危机期间，泰国人民遭受的经济和精神损失。作者深刻地揭露了骗子的丑恶嘴脸，号召人民25 提高警惕，免得上当受骗。另外，反映金融危机对泰国带来惨重后果的还有林文辉的短篇小说《生路》，芳芳的短篇小说《布满阴霾的日子》。商界文学的另外一个主题是揭露不法商人的造假行径，批判其损人不利己的缺德行为。曾德华的短篇小说《一套工夫》揭露了泰国利泰厂老板陈锦兴以劣充好、造假骗钱的不道德行为。作者提出了“以德立世，以善为人”的商业经营道德主张。商界文学的第三个题材则是描写以儒家思想从事商业活动的资本家，赞扬他们勤俭持家、积德行善的传统经营思想。曾德华的短篇小说《锦绣前程》是这种题材的代表作。小说讲述了青年妇女王素清和丈夫创业发家的经过，赞扬了他们埋头苦干、勤俭持家的经营理念。泰华作家中把经商和写作经营得最好的、最典型的代表当属时下泰华作协的会长司马攻。司马攻原名马君楚，祖籍广东潮阳，1933年出生在泰国，后回国读书，接受中文教育，17岁时返回泰国下海经商。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创作，著有微型小说集《独醒》、《演员》，散文集《明月水中来》、杂文集《冷热集》、《挽节集》、《蹄影集》等等作品。“怀乡忆故”的创作主题奠定了司马攻在泰华文坛的独特地位。司马攻身兼多职，他不仅是泰国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同时还现任泰国五福染织厂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裕曼空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祥通公司总经理等。他在商业管理和经营方面是个能手。在《泰缅边境的玉石交易》、《阴险穿针的经纪业》和《泰国的饷当业》中，都有其对于经商的独到看法。如《泰丝》一文，记述了泰丝作为大宗产品在出口的过程，作者又讲述了泰丝出口所面临的困境，并提出应以泰丝、玉米、肉牛、海虾、黄豆合并出口，以弥补稻米市场的供应不畅的缺陷。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在经商方面的才能不可小觑。在泰华作家群中绝大多数都是像司马攻先生身兼数职，亦文亦商，这是泰华作家队伍的真实写照。正如司马攻曾经讲过的，泰国的华人绝大多数是商人，“亦文亦商”是泰华文坛的一大特色。亦商亦文的双重身份给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作家自费出书，集钱办会，使得泰华小说有了强大的后盾。同时，泰华作家在商海中丰富多彩的打拼经历成为其创作不竭的源泉。九十年代开始，中泰两国的关系更加密切，泰华小说开始走出湄南河，融入世界华文文学大家庭。值得一提的是，九十年代泰华微型小说的崛起成为整个泰华文坛的里程碑事件。微型小说的篇幅字数在两千字以内，虽然因篇幅有限使记录的社会信息量不及中长篇、短篇小说，但其社会功用和艺术功能，却是长篇巨著所不能比拟的。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作家们大多亦商亦文，平时经商谋生没有太多的时间创作，所以选择篇幅短小的形式。司马攻在《演员》自序中说：“近来我的琐事和业务日渐增多，而我的精力却与我的事务成反比。加上曼谷的交通越来越不通，我每天花在车上的时间将近四个钟头……由于我的‘业余’所余无多，我的作品多是长话短说，我往往把一个大的题材①写得剪短……”。另外，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社交媒体的现代化加速，读者的审美①赵朕：《泰华文学的三次崛起》，转引司马攻著《演员》自序，《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2008年第4期。26 和需求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希望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在有限的阅读时间里面，能够在小说中读到精神共鸣的东西。字数少，主题深刻、语言幽默的微型小说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欢迎。这些因素共同推动着泰华微型小说的蓬勃发展。微型小说以“最小的面积集中最大的思想”，能够以极短的篇幅满足读者的求知欲，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可谓迎合了时代需要。时任泰华作协会长的司马攻仅在1990年下半年就发表了微型小说三十多篇，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目前致力于微型小说创作的泰华作家包括司马攻、倪长游、郑若瑟、马凡、姚宗伟、陈博文等二十多位作家。泰华微型小说是本源文化与异国文化融合的结晶，它汲取了世界现代微型小说创作的精华，还积极的借鉴了中国笔记体小说的成功经验，是泰华小说适应时代需求，完成的一次成功转型。总之，新时期泰华作家的双重甚至多重身份属性已经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一方面，为了生存，泰国华人不得不下海经商，养家糊口；另一方面，泰国华人为了实现自身的泰国公民身份，行使法律赋予的公民权利，许多华人纷纷选择从政。从政，能够更直接有效地参与到泰国社会建设中去。在泰国的各个领域，都能看到泰国华人的身影，如医疗、卫生、教育、金融等行业。泰华作家越来越多的身份属性，不仅扩大了泰华小说的创作范围，而且也壮大了泰华作家队伍，表现出泰华作家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努力构建着自身的泰国公民身份。第三节爱家乡亦爱侨乡中国与泰国的交往已有700多年历史，中泰两国人民有着浓浓的情意，在东南亚的海外华人中，泰国华人华侨与当地社会的融合度是最高的。尽管今天泰国华人无论在穿衣打扮还是饮食习惯上都泰化了许多，但在集体潜意识和文化自觉上，泰国华人依然在苦心经营着中华文化和华人社会。“与居住国多重文化的交融随着代际的不断繁衍和社会历史的不断延展，从祖根文化传统那里继承的文化因子也会逐渐流失和减弱，这是不可抗拒的同化力量的必然结果，但是这也无法在根本上改变这一群体仍然是居住国的少数族群的历史文化事实。这些所有的尴尬处境往往会或隐或显地激起他们越过政治意义上国家认同的层面而进入对祖根传统文化的忆念。对他们而言，当生存被文化错置或重置之时，人生难免无所适从，而此时，留存在生命深处的文化传承或可能让他们的生存获得一定程度的方向感和些许不确定性。这应该也具有海外移民文化心理的普遍意义”①。泰华小说家在长期的创作过程中很好的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泰国本地生活融合在一起，并在融合的基础上大胆地变革创新，使得泰华小说发展为本地文化特色与中国传统文化兼具的文学作品。华人移居泰国必然带来中国传统的风俗、信仰，并世代相传，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泰国华人华侨，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成为他们固守的精神家园。泰华小说在题材上除了描①陆卓宁：《泰华文学的发展及其文化取向》，《文学评论》，2008年第6期。27 写泰国本地社会的诸多方面，更多地笔墨用来描绘泰国华人华侨的生活风貌。在泰华小说中，不仅有展现泰华社会百态的，也有描写泰国本地风俗民情，歌颂“微笑国度”乐善好施的作品。泰华文学很好地将民族性、本土性融合起来，这种融合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水到渠成的。20世纪80年代后，泰国社会稳定，泰华作家的成绩、地位得到肯定，泰华小说的新生代作家的文学创作日渐成熟。这批新生代作家的成长环境处在双重文化的夹缝之中，一方面有来自中国文化的熏染，一方面又受到泰国文化的影响。经历了双重文化的教育，他们不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而且还将这种浓浓的中国情结不自觉地融入到泰国本土文化之中。曾心对于泰华新生代写作者说过：“新生代的作者，多数受到佛教文化思想的熏陶，生活在那种平静、祥和、友爱、善良的氛围中，同时受到西方文化冲击，在家庭或读了中文又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如果作个比喻：他们是泰、中、西文化诞生的混血儿。在他们心灵自然会热爱‘本土化’，也会寻求人性的共同关心支撑点；在他们笔下将会创作出既有蕉风椰雨生活气息，又有‘和而不同’的多元化①内涵的作品。多层面的思想和生活孕育出一个多元化的泰华文学”。泰华作家在中国文化与泰国文化之间找到一个文化认同的平衡点，书写着对于当地生活的热爱和对于本土文化的认同，找到了一条被主流社会认可的文学道路。饶芃子教授说过“认同”不是同化，而是“共存”。所以，新时期的泰华新生代作家的作品不仅表现了单纯的思乡情结，而且还加入了对于泰国社会、文化和泰国当地人的爱侨乡情结，展现出既热爱故乡又热爱侨乡的双重文化情怀。新时期的泰华小说创作中表现了中泰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传达出泰国华人对于自己泰国公民身份的认可，在怀着一颗赤诚的中国心的同时也深爱着脚下养育自己的“微笑国度”。如司马攻的小说《如此报答》、《清浊之水不同流》、《返老还童》、《焚书》、《本性》、《青花瓷瓶》、《公寓故事》，老羊的《盼郎归》、《晚霞》、《等距离外交》、《头奖后遗症》，子才的短篇小说《拉夫歌声》，陈博文的《豆浆的人情味》、《秋的怀念》、《咆哮森林》，史青的《波折》、《沉沉的钟声》、《灰色的楼房》，姚宗伟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一串旧日子》、《传家之宝》、《寄给家乡的明月》，黎毅的《第三代》，林牧的《故乡的云》、《鸟鸣处处声不同》，陈述的《祖国万里行》，巴尔的《海峡情深》等。作品中不仅有对于中国故乡的怀念与热爱，也具有泰国本土文化情结。近40年来，泰国的华人，大多树立了爱泰国的观念。但由于他们的母国是中国，在文化习俗上带有深深的中国文化印记，所以他们又爱着中国。这在泰华小说中表现得十分强烈。司马攻的短篇小说《焚书》写了一个老妇人每逢老伴儿祭日都会将老伴儿生前读过的中文书烧掉，恰好这一幕被一个热爱中文的青年看到，便提出可否将这些中文书给她，老妇人因年轻人对汉语虔诚的爱而感动，便把中文书赠予给他。表达了作者对①曾心：《再给泰华文学把脉》，南宁第15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8年10月。28 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挚爱以及对于华文文学后继有人感到欣慰；《娟子》讲述了“我”的儿媳妇娟子来自日本，一次在观看‘南京大屠杀’录像带的时候，娟子表现得比我还聚精会神，并为日本人的暴行感到极其愤怒。最后，娟子决定将这盘录像带寄到日本，让更多的日本人看到并了解这段历史，因为她深爱着中国；《故乡的老屋》中的林野洲和妻子乐禾娜都是泰国华裔，林野洲带着妻子回到老家看望，去看看故乡的老屋。由于老屋是自己的出生的地方，而现在却已是破烂不堪，林野洲因此心事重重、闷闷不乐。在返程中，妻子提议明年带着儿女再来老家并住在老屋里，而且要修缮老屋，这让林野洲非常高兴。表现出林野洲对故土，对老屋的深深的爱。曾心作品在怀旧思乡的主题上不再单纯的表达华人对故土的怀念，而是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价值为核心。如他的小说《蓝眼睛》，小说中“我”的儿子考上了美国哈佛大学，全家人喜出望外，但妻子担心儿子会娶个洋媳妇。几年后，儿子果真带了个洋妞回来，虽然头发是黑的，但是眼睛却是蓝的，这让妻子非常难过。但是，这个洋媳妇有一个中文名字，而且博士论文居然写的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还会讲中文，会唱中国歌《龙的传人》，这一切让妻子转变了对洋媳妇的看法，反而转悲为喜了，接纳了这个洋媳妇。这篇小说描写了洋媳妇的中国情结。她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使得她对中国文化持认同态度。作者的独特眼光在于看到了维护中华文化不能仅仅依靠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而是需要越来越多热爱中国文化、坚持中华民族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人，不管其国别、种族如何。而中西文化的交融，是符合时代发展趋势和历史潮流的。另外，天风的《遥远的路》、陈司凡的《火里红莲》等作品的出现标志着泰华小说已开始逐步在泰国社会生根发芽，并汲取着泰国本土中的营养。司马攻曾经说过他有两个家乡。一个是他的精神原乡，另一个是生他养他的脚下土地。他的两个故乡的说法，道出了无数泰国华人的心声。随着时间的推移，泰国华人虽然仍旧视中国为祖国，但也认同这片生活的土地为第二故乡。泰华作家无论是早期从中国漂洋过海而来还是在泰国本土土生土长，他们都无法避免与当地文化的接触并接受当地人的文化习俗。在逐渐被泰化的过程中，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身上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液，虽然泰国华人的生活习惯有泰化的地方，但是他们永远无法割舍心中的故国情怀，在为成为真正的泰国人而努力的同时依然坚守着自身的民族信仰，两者在泰华作家心中和谐共生。“泰华作家有两颗心，一颗是‘侨乡心’，一颗是‘家乡心’。他们爱家乡，也爱侨乡，这种感情，就像发源于中国而注入泰国的澜沧江、湄公河一样，是割舍不断的。在泰华作品中，既有纵的家乡感情，家乡风物，也有横的侨乡感情，侨乡风物。可以说，以华夏为底色、以泰国自然人文景观为调色是泰国①华文文学典型的文化特征”。所以在泰华小说中一方面表现出对于泰国社会和泰国人民的热爱，另一方面又热爱祖国，思念家乡，呈现出爱家乡又爱侨乡的双重文化属性，①孙淑芹，王启东：《方块字浇铸的心影——泰国华文文学特色浅论》，《东疆学刊》，2005年第3期。29 既有中华民族文化意识的融合性，又有本土文化意识的特征，构成了本地中华文化意识意蕴。众所周知，在东南亚国家乃至世界其他国家的华人社会中，泰国华人与当地社会的融合程度是最高的，即使这样，泰国华人也无法忘却其成长的血缘之国。出于现实生存的需要，泰华作家不得不压抑身份的焦虑，在本土化的进程中完成身份的追寻与认同，在中华传统文化与泰国本土文化之间缓解着自身的文化焦虑，在不断融入泰国社会、构建泰国公民身份的过程中，寻找着新的家园想象。30 结语一个族群在脱离母体，移居到一个新的地域，必然会产生身份认同、文化归属上的焦虑与彷徨。泰国华文小说的发展历程恰恰可以看作是一个认同危机解决的过程，是对这种文化焦虑消融的过程。在早期的泰华移民文学期间，泰华小说主要描写的是华人从中国来到泰国后心理上的排斥与抵触，内心充满矛盾，作品里充满了“放逐者”的伤痕。泰华小说家身份指向明确，在文化归属上认同中国，只把泰国看作谋生的地方，最终还是要回归祖国的，这一时期的泰华小说主要表达了爱国思乡，眷恋祖国的感情。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不再承认双重国籍，泰国华人为了生存考虑只能放弃中国国籍，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泰国公民身份，华侨意识慢慢淡化，这一时期的泰华小说的内容也从过去面向祖国转为面对所在国的社会现实。新时期的泰华小说，特别是80年代开始，泰华作家已基本认同了自身的泰国公民身份，在文化归属感上对于泰国社会不再格格不入，而是热爱着脚下的土地，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有介入主流社会的参政意识。在小说题材上很好的将中华传统文化与泰国本地佛教文化融合，展现泰国社会现实生活，呈现出泰华作家已“落地生根”。在精神上，一方面缅怀过去的故土的生活，另一方面热情地歌颂泰国的社会建设，表现不同族裔公民在建设中的亲善合作。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讲过：“一个人离自己的文化家园越远，越容易对其做出判断；整个世界同样如此，要想对世界获得真正的了解，从精神上对其加以疏远以及以宽容之心坦然接受一切是必要的条件。同时一个人只有在疏远与亲近之间达到同样的均衡时，才能对自己以及异质①文化作出合理的判断”。在与泰国文化及西方文化的交融中，泰华小说家自觉地找寻着自身的族裔身份，深深地眷恋着中国，作为泰国公民，又以一种积极入世的心态在勾画着自己新的家园图景。尽管新时期泰华小说面对的问题多多，困难重重，但众人拾柴火焰高，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之下，随着汉语在全世界的影响的不断扩大，相信在泰华作家的艰苦努力下，泰国华文小说的明天会更加灿烂。①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出版社，2007年版，第419页。31 参考文献著作类[M][1]饶芃子.比较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2]陈贤茂,吴奕锜,陈剑晖,赵顺宏.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M].厦门:鹭江出版社,1993.[3]木令耆.海外华人作家散文选前记[M].香港：三联书店，1983.[4]年腊梅.郑开修先生与文艺[M].曼谷：八音出版社，1990.[5]陈汉涛.湄南情怀[M].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出版，2004.[6]潘亚墩.海外华文文学现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7]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8]司马攻.司马攻文集[M]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9]司马攻.泰华文学漫谈[M].曼谷：泰国八音出版社，1994.[10]年腊梅.泰华写作人剪影[M].曼谷：八音出版社，1990.[11]饶芃子.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2]曾心.给泰华文学把脉[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13]王列耀.宗教情结与华人文学[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14]陈贤茂，陈剑晖，吴奕琦.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二卷)[M].厦门:鹭江出版社，1999.[15]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虞人译[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6]朱文斌.世界华文文学研究[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17]朱立立.身份认同与华文文学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2008.[18]张国培.二十世纪泰国华文文学史[M].汕头大学出版社，2007.[19]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0]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身份认同的困境，王鲲译[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1]饶芃子，杨匡汉主编.海外华文文学教程[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22]王列耀.趋异与共生——东南亚华文文学新镜像[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23]黎青.泰华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M].香港：香港汇信出版社，1990.[24]王富仁.文化与文艺[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25]王列耀.隔海之望——东南亚华人文学的“望”“乡”之路[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6]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M]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32 [27]赖伯疆.海外华文文学概观[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28]曾少聪.漂泊与根植：当代东南亚华人族群关系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9]威尔•金里卡.自由主义、社群与文化[M].上海译文出版，2005.[30]珍尼•理查森•汉克斯，刘晓红主译.文化解读：美国及泰国部族文化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31]方积根，胡文英.海外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9.[32]公仲.世界华文文学概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33]陈爱敏.认同与梳理：泰国华裔流散文学批评的东方主义视野[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34]黄万华.文学转换中的世界华文文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5]周宪.文学与认同:跨学科的反思[M].中华书局，2008.[36]庄钟庆.东南亚华文新文学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期刊论文[J][1]李君哲.泰华文学的历史与现状概略[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2]刘小新.论泰国华文文学的总体发展及其总体特征[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3]翁奕波.论潮人对百年泰华文学的贡献[J]，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4]吴奕锜.泰国、菲律宾、印尼华文小说比较论略[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4年第2期[5]朱文斌.笑傲世情——简论泰华作家郑若瑟的微型小说[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3期[6]未民,张颐武.风物长宜放眼量[J],文艺争鸣,1992年第4期[7]曹云华.变异与保持：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适应[J]，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第2期[8]赵朕.泰华微型小说论[J],冀东学刊,1996年第4期[9]陆卓宁.泰华文学的发展及其文化取向[J]，文学评论，2008年第6期[10]孙淑芹，王启东.方块字浇铸的心影一一泰国华文文学特色浅论[J]，东疆学刊，2005年第3期[11]张训涛.泰国华文文学的文化特质及与政治之关系[J].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33 [12]陈贤茂.论泰国潮人作家作品之潮汕文化特征[J]，华文文学,1994年第1期[13]黄赞发.试论潮人文化特征与诗歌写作[J]，华文文学,2001年第1期[14]陈贤茂.五十年代泰华社会的一幅缩影[J]，华文文学，1998年第1期[15]曾心.移民意识在泰华文学的取向[J]，当代文学与人文生态，2003年2月[16]高伟光.泰华文学与泰国华人的身份认同[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17]王列耀.东南亚华文文学:华族身份意识的转型[J].文学评论，2003年第5期[18]张国培.八十年代泰华文学寻根主题管窥[J].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1993年第3期[19]杨秀芝.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解读[J].学术论坛,2005年第4期[20]赵朕.泰华文学的三次新崛起[J],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2008年第4期[21]陈大为.当代泰华文学中的湄南图像[J].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2002年第2期[22]钱超英.流散文学与身份研究——兼论海外华人华文文学阐释空间的拓展[J]，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2期[23]钱超英.身份概念与身份意识[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24]黄万华.从华族文化到华人文化的文学转换——对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趋势的一种考察[J].华侨大学报(哲社版)，1996年1月[25]陈衍德.论当代东南亚华人文化与当地主流文化的双向互动[J]，东南亚研究，2001第4期[26]包恒新.“徽美艺术”的审美视界——读泰华微型小说集[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7第1期[27]沈国芳.论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的崛起[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第3期[28]梁英明.从东南亚华人看文化交流与融合[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6第5期[29]凌虹.第二届世界华文徽型小说研讨会综述[J]，评论和研究，1997第1期[30]刘红林.双乡之爱——泰华文学特征浅论[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第2期[31]陆卓宁.身份意识与海外华文文学的“生存”——北美华文作家张翎创作的一点启示[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2期[32]赵朕.泰国华文新文学的历史扫描与前瞻[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33]赵朕，芮华.泰国新文学的演变与展望[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34]饶芃子.心灵与人性的雕刻——评泰华作家司马攻的微型小说[J].华文文学，1997年第2期34 学位论文类[D][1]张伟峰.泰国文学的特征与文化意蕴[D]，华侨大学，2007年[2]刘娟.论六十年代以来泰华文学中的身份认同[D]，扬州大学，2011年[3]力丰.论泰国华文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D]，华侨大学，2007年[4]谭芳.八十年代以来泰华文学中的异族叙事[D]，暨南大学，2007年[5]杨芳青.泰国华文微型小说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07年[6]杨广宝.泰华文学的潮汕文化特征[D]，上海大学，2010年[7]吕红.追索与建构：论海外华人文学的身份认同[D]，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8]刘立娟.东南亚华文文学流脉的跨文化研究[D]，吉林大学，2011年35 后记年难留，时易损，三年研究生求学生活眨眼而过，即将毕业，回首往昔，幸福与欢笑的时光仍记忆犹新，泪水与不舍也终将画上句号。从对这座城市的陌生到熟悉，从青涩稚嫩到长大成熟，这三年是一种积累，它给我带来太多的感动、感悟乃至成长。在研究生生活即将结束之时，在毕业论文行将束笔之际，向所有关心、爱护、帮助过我的老师、朋友、同学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美好的祝愿。相思湖畔，风雨桥下，羽毛球馆，气排球场，感谢一路上有你们的陪伴。首先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张柱林教授。张老师知识渊博，治学严谨，工作上精益求精。张老师不仅授我以文，而且教我做人，虽历时三载，却赋予我终生受益无穷之道。毕业论文从选题到完成，几易其稿，每一步都是在张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倾注了老师大量的心血，在此我向我的导师张老师表示深切的谢意与祝福！师从张门是我研究生三年最幸运的事情，师恩难忘，在此一拜。同时，还要感谢所有教导过我、关心过我的授业老师。尤其是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的黄晓娟教授、陆卓宁教授、李运抟教授、容本镇教授、苗军教授、马卫华副教授、魏继洲教授和李建平研究员。老师们用辛勤的工作传授给我知识，以负责的态度开扩我的视野，教给我读书治学的方法和姿态。老师们渊博的学识和敬业的学术精神，为我树立了良好的典范。感谢各位老师孜孜不倦的教诲，授业之恩，没齿难忘。特别提一下翟红老师，感谢您对我的教导和评语。您对我说的每一句话，您的和蔼、亲切，学生终身难忘。在您楼下，学生曾帮您栽植的玉兰，现在已郁郁葱葱。最后还要感谢我的父母在我求学生涯中给与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一如既往地支持我、鼓励我。同时，还要感谢三年来朝夕相处的同窗挚友，李闻闻同学、刘佳同学、林业锦同学、欧冬春同学，还有我的同门唐霞同学。感谢民大三年来一起读研的现当代同窗们，三年的朝夕相处，我们共同进步，愿友谊长存。这里还要特别提一下赵威同学，损友虽损，恨相知晚。感谢你们三年来对我的爱护、包容和帮助，能和你们相遇、相交、相知是人生的一大幸事！感谢三年来每一位帮助过我的同学！衷心祝愿母校民大的明天更加美好！祝福绿城南宁的未来更加辉煌！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