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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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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组织情境下的员工建言行为:研究述评与未来展望●郭云贵内容摘要建言行为作为员工向组织贡献自身智慧的重要途径,是近年来组织行为学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在中国组织情境下,由于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员_T-建言#-i-N有别于西方。为加深对中国组织情境下员工建言行为的理解,本文从员工建言行为的结构、测量、影响因素与影响结果等方面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总结,以图能为未来研究提供有益参考。关键词员工建言行为中国组织情境测量影响因素在创新成为鲜明时代主题的今天,企业只有充分发挥员工的智慧才能适应市场竞争对企业创新能力的要求。而建言行为作为员工向组织贡献自身智慧的重要途径,在近年来也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2、,成为组织行为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段锦云、曹莹,2015)。同时,文化因素对管理的影响非常大(凌文辁、方俐洛,2003),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员工建言现象存在一定差异。在中国组织情境下,由于受中庸思维、面子意识、集体主义、权力距离、长期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员工常常对问题视而不见或不敢表达(陈文平等,2013)。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组织情境下的员工建言行为,我国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内容涉及员工建言行为的结构、测量、影响因素与影响结果。为了全面展示已有研究成果,并发现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与研究缺口,本研究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并提出未来研究展望,以图能为未来研究提供有益参考。一、中国组织情境下
3、员工建言行为的概念与测量(一)员工建言行为的概念在组织管理领域,最早提出“建言(Voice)”这一概念的是美国德裔著名经济学家阿尔伯特·O·赫希曼(AlbertOttoHirschman),他在其著作《退出、呼吁与忠诚》一书中将“建言行为”定义为“员工在对组织现状感到不满时,通过各种办法试图解决存在问题的做法”(Hirschman,1970)。赞同该观点的学者大多认为“对组织不满”是员工表现出建言行为的前提。后来,人们发现,热爱并认同组织的员工也可能出于提升组织效能之目的而表现出建言行为。因此,将“对组织不满”视为建言行为的前提是不合适的。在对建言行为进行深入探究的基础上,VanDyne
4、和LePine(1998)认为员工更可能源于改进之目的而表现出建言行为,并将其定义为“为了改进工作或组织现状,员工主动向组织提出建设性意见的角色外人际沟通行为”。这种从“角色外行为”视角定义建言行为的做法得到学者们的普遍认同(于静静、赵曙明,2013)。在我国,先前也有学者将“VoiceBehavior”翻译成“进谏行为”(段锦云、钟建安,2005)或“建议行为”(梁建、唐京,2009),但目前学者们一致认同“建言行为”这一译法。在概念界定方面,我国学者大多采纳VanDyne和LePine(1998)的定义。虽然也有少数学者提出了自己的定义,但在内容郭云贵,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博士
5、研究生;周口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电子邮箱:gy91225@ruc.edu.cn。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20158070)。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6.0527本期专囊lSPECIALTOPIC上大同小异,并且也赞同将员工建言行为视作一种积极的角色外行为的观点。比如,段锦云和钟建安(2005)认为“建言行为是指以改善环境为目的、以变化为导向,富有建设性的言语行为”。凌斌等(2010)认为员工建言行为是“员工为了改善企业的现状和促进其发展而将心中的想法表达出来的行为”。(二)中国组织情境下员工建言行为的结构与测量对于员工建言行为的结构,VanDyne和LePine(1998)根
6、据实证研究结果认为建言行为为单维结构,并开发了一个6个条目的测量量表。Hagedoorn等(1999)则将员工建言行为分为众利式建言和自利式建言两个维度,并开发了一个11-t@目的测量量表。后来,VanDyne等(2003)又对员工建言构念进行了多维度分析,并提出员工建言行为的三维结构,即亲社会型建言、防御型建言和默许型建言。在中国组织情境下,Liang和Farh(2008)最早对员工建言行为的结构进行了探索,并根据建言内容的性质将员工建言行为分为促进性建言行为(promotivevoicebehavior)和抑制性建言行为(prohibitivevoicebehavior)两个维度,其
7、中,促进性建言行为主要涉及为提高组织效率而提出的新观点与新方法,抑制性建言行为则主要涉及针对不利于组织的工作实践、事件或员工行为而提出的建议。在提出上述二维结构的基础上,他们开发了一个10个条目的测量量表,其中,促进性建言行为和抑制性建言行为的测量条目各5个。后来,Liang等(2012)以分别来自高科技公司研发部门的232名员工和来自制造业企业的219名员工的两组样本数据,再次验证了员工建言行为的二维结构,条目数量仍为10个,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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