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商业管理伦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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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代商业管理伦理探讨制定法律，打击伪劣商品古代商德要求'‘货真”，不能搀杂使假，以次充好。但单纯依靠商人的自我约束来保证商品质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强制性的法律手段。中国古代商业从一开始就禁止“伪饰”，不准以假充真。《周礼•地官•司市》规定：“凡市伪饰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贾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11］商贾手中十件商品中如有两件质量不符合标准，便禁止出售。否则，既是违犯法令，也是有悖商德的。［12］宋代在前代法律基础之上多次颁布诏令三令五申禁止销售伪劣产品，对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绝不姑息。宋代法律屮多次提到对“行滥”的论断和处罚。所谓“行滥”，即质量不合乎法定标准的物品。

2、这类商品主要包括各种“器用Z物”以及绢、布、绫、绮等纺织品。宋代对行滥之禁的处罚按窃盗律来论断，不可谓不严。［13］如宋太祖乾德五年二月的诏令：“钱刀所以通贸易，布帛所以备财用，民之急务，不可阙焉。故币之轻奸，国家所禁，物之枉滥，律令甚明。近闻都市之中，贾人作伪，或刮铜取铅，盗铸公行，或涂粉入约，诈欺规利，是致货泉日弊，偷薄萌生，禁而止Z,抑惟旧典。自今京城及诸道州府，不得行用新小铅鐵等钱，兼不得以疏恶绢吊入粉药，违者重置其罪。”［14］对伪劣商品有宋一朝一直加强法律管理和制裁。如宋太祖乾德五年十月下诏：“布帛之用，世道攸资，行滥之禁，律文具载。而商贾末奸伪萌生涂以粉药，因而规利，渎乱典刑，

3、无甚于兹。自今宜禁民不得辄以纽:疏布帛鬻于市，及涂粉入药，吏察捕之，重置其罪。”[10]到了宋太宗时又下诏：“有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鬻于市，斯古制也。颇闻民间所织锦绮绫罗及它匹帛，多幅狭不中程式，及纽:疏轻弱，加药涂粉，以欺诳贩鬻，因而规利。宜令两京诸州告谕民，所织匹帛须及程式。贾肆之未售者，限以百日，当尽鬻之。民敢违诏复织，募告者，三分赏其一。”[10]Z后的皐帝也都重视对商品质量的监管。如真宗时曾下令：“禁造行滥物帛，申旧制也”。[io]对销售伪劣金银器皿的行为，则规定：“令诸厢界严切觉察断绝，许诸色人告捉入官，勒行人看验诣实分数，比纽亏价赃钱，本犯人乞依律计利准盗论科断，其行

4、滥Z物没官，估计价钱支一半与告捉事人充赏；内有工匠受雇与人造作，铸泻添和，偷取好银，据验到入铜两数，并乞依犯科断，仍许银主告捉，如偷取赃重，自从窃盗法区分;所有行铺自前打造下次银物色，与限一月内烹练好银，限满不改变者，并许告捉施行徙之。”[io]有宋一代，政府曾多次禁令伪滥之物的交易，但是由于坊市制度的瓦解，政府法律约束的力度大为削弱，对商品质量的监管亦越来越难，因此伪滥之物交易仍屡禁不止。尽管如此，作为市场管制的重要手段，对产品实施质量准入和监控的制度在宋代是一直存在的。［15］完善管理度量衡的法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古代优秀的十大商德准则。［16］货真量足即包含于其屮。以次

5、充好、以假冒真、短斤少两是违法悖德的。宋承唐律，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度量衡器法，来约束和打击市场上私造及使用不合格度量衡的行为。首先，为了保证度量衡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政府设置专门官署来负责检验度量衡是否合乎规格。如宋神宗元丰元年下诏曰：“诸路转运司就廨舍所在州置都斗称务,委都监管辖工作，别差官较泄，送诸州商税务卖之。”［10］其次，严令禁止民间私造度量衡的行为。如宋哲宗时规定:“辄增损衡量，若私造卖者，各杖一百，徇于市三日，许人告，每人赏钱有差。”［10］又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尚书省言左司员外郎阎孝悦上奏提到民间为趋利私造度量衡，针对此他建议道：“诸增减斟升称尺等，若私造私用及贩卖者，

6、各杖一百。增减私造，仍五百里编管;私用及贩卖,并令众三日。以上许人告。”［10］以上种种法律规定，对维护市场秩序、净化市场空气起到了重要作用。反对消极的市场垄断，加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介入从北宋到南宋、从京城到州县、从内地到边疆都存有商人垄断市场问题。［17］这些垄断有的是有组织的行会市场垄断，有的是无组织的单个商人市场垄断。无论其是否有组织，市场垄断存有消极作用，且这些作用有时是非常严重且不容忽视的。尤其是“行”等行会组织是商业活动中形成的机构设施，它们在经营上排斥非行户，进行垄断渔利活动。而这些行为由于不遵循市场运行规律，所以非常不利用市场上的公平竞争和市场供应，坏了市场的正常秩序，也损

7、害了人民百姓的利益。针对此，宋代政府制定一系列反垄断的法律来抑制市场上的垄断行为。如市易法、常平仓法、均输法、寄汆法等。此外，依靠法律手段打击市场上的垄断。如宋高宗时曾下诏：“禁米谷铺户停米邀勒高价。如违，杖一百。”Lio］还有一些法令，是打击牙人欺行霸市行为。如宋高宗时曾下诏：“浙西州县米价翔贵，虽有南船载到濒海诸州，多被米牙人邀租，用大斗低价量汆私停，高价出臬。仍令温、台、明、越州严行约束。”［io］宋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