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认同 乡土思辨 乡土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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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黔北，即贵州北部。20世纪80年代的黔北文学在全国影响较大，出现了《呼声》、《乡场上》、《良家妇女》等颇具轰动效应的作品，涌现了何士光、李发模、石定、李宽定、赵剑平等优秀作家。中国作协曾召开研讨会，专题研讨20世纪80年代的黔北文学。从乡土文学的角度重新审视20世纪80年代的黔北文学，分析其发展轨迹，对当下乡土文学的发展有现实意义。　　20世纪80年代的黔北文学主要是乡土文学，这种界定便于我们确定比较的标准和参照系，找准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质的规定性，并演绎出它的所长和所短。　　乡土文学的产生源于作家的乡土意识和恋乡情结，这是人类心灵难以逃离的永恒的心理模

2、式。乡土作为人的地域规定性，有着特定的地理环境、地域文化和地域心态，人们不由自主地与之认同。黔北作家没有逃离这种心理模式，他们的成功得益于黔北的乡土，他们的局限也由于黔北乡土的拘囿。　　从作家与乡土的关系来看，黔北作家反映乡土主要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背离乡土后的追忆。作家从闭塞的乡村来到新思潮激荡的都市，心灵洞开，以开阔的文化视野和批判精神映现故乡生活。或者漂泊于他乡，经历着精神的放逐，于是设想着精神还乡，用文学实现着精神还乡，在作品中隐现着缕缕乡愁：另一种角度是对乡土的近距离透视。这类作品反映现实迅速，时代感较强，大多表现出乡土认同的思想倾向，有较浓的政治

3、色彩。　　20世纪80年代的黔北作家基本上没有脱离乡土。但是，创作高潮一过，他们就不同程度地与原来的生活拉开了距离。这样，他们表现乡土的视角有所转换。由于视角的转换和时代的推移，他们的思想情绪、题材选择也随之变化。总的来说，题材由反映现实变革为追忆乡土，思想情绪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乡土认同变为80年代中期的乡土思辨，最后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乡土批判。　　20世纪80年代初期：乡土认同　　要说明黔北作家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乡土认同态度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不约而同地、毫不隐讳地谈到这种态度。如何士光所言：“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不能不感到这全是18年农

4、村生活的赐予，它支配着我的思想意识，也就支配着我的笔。我当然不是抱着当作家的念头来到黔北农村的，……但我的思想认识确乎在我的农村生活得到了一定的改造，比当初同社员群众想得更一致。”然而，他们认同的乡土特质是什么，怎样评价这种认同，就值得我们思考了。　　从作品来看，他们认同的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黔北民众的传统精神。黔北与其他发达地区比较起来，相对处于封闭状态，现代文明没有真正进入黔北山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黔北农村更是如此，是乡土形态保存较为完好的区域之一。文化大革命中伴随政治高压而来的道德观念、生活方式、政治态度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成为历史，

5、填补这种精神空白的，就是传统的生活方式和风情人伦。于是，宽容忍让、温柔敦厚、重义轻利、仗义执言、善良纯朴，或者说，知足常乐、安贫乐命、不思改革、不思进取、不思竞争。这种矛盾的统一体，或许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和文学作品中感受到的黔北民众的形象。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很容易评判这种矛盾心态，因为有了多种思想道德的参照系。但是，身处那一时期，近距离地反映这种心态，就容易“不识庐山真面目”了。　　在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创作成熟期的黔北作家几乎都有被政治放逐的经历，这是作为户籍的下放而实施的。它的结果不是作家的背离乡土，而是走向乡土，皈依乡土。这次政治放逐对黔北作家的

6、影响是不可磨灭的。一方面，他们在放逐中成熟，成熟得坚毅而深刻；另一方面，他们真正认识了黔北民众――在与喧嚣尘世的比较之中，他们感受到纯朴善良山民身上人情味的温馨，从而深刻地影响他们观察、反映黔北乡土的认同角度和思想倾向。石定有过这样的经历：“他第一次被批斗之后，怀着绝望的心情，迈着沉重的步子，从公社返回学校。他希望在路上不要遇见一个人。不料一位老大爷上前来拦住他，挽留他进屋去喝一碗茶。……老人说：‘老师，他们是在乱整，你不要放在心上。你还年轻啊！……’第二天，他又被拉去公社游斗，回学校时不敢再从老人家门前走过，怕他为他担忧，便从另一条小路走回寝室。谁知刚坐

7、到床上，那老人家也走了进来……。他从老人那里听到的，是好多好多的真情话，是好多好多做人的道理。……”石定这样说过：“我们那片乡土既贫瘠又富饶。父老乡亲们知我、疼我、养育我，使我领悟了生活的意义、人生的价值。”他把这些感受化为形象，融进他的小说里，甚至可以说，形成了他的作品的基调。这一时期的黔北作家几乎都有石定的经历和由此产生的思想情绪。除此之外，知识分子的“原罪”意识和接受“再教育”思想，由于政治贬抑而产生的政治补偿的要求，同时代“伤痕文学”与“改革文学”的政治向度，罹难时期民众的关怀护佑而产生的感恩之情，新的思想参照系的缺乏等，也是他们乡土认同倾向产生的

8、原因。　　他们为黔北民众政治地位的确立而由衷欣喜，对黔北民众的喜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