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取才中的南北地域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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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举取才中的南北地域之争在中国古代,科举制度选拔了一大批从政的精英人才。经过激烈竞争、层层筛选而金榜题名的科举人才,构成了中国1300年历史上官员队伍中平均文化素养最高的基干和主体。由于科举制是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各个地区的应试者必须接受同样的测试标准,其中脱颖而出者总体而言当然要比名落孙山者具有更高的文化水平。因此,科举活动的盛衰和中举及第人数的多寡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衡量一个地区文化发达水平的最重要、最客观的指标。唐宋以后,科第中额不仅往往是评价地方长官治绩好坏的一个方面,而且也关系到某一地区在朝廷中政治势力的升沉消长,所以,科名既是个人和家族的奋斗目标,也成为地方集团

2、或区域群体的追求对象。在漫长的中国科举史上,曾经存在过各种各样的竞争、争论或争斗,较突出的有子弟与寒士之争、经术与文学之争、南北地域之争、存废利弊之争,本文主要探讨科举取才中的南北地域之争,这种地域之争还常与经术与文学之争交织在一起。从地域之争的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历史上人才优势的南北易置是随着科举制的发展而发生的。科举取才方式对中国东南地区人才的崛起起过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区域解额制度的推行,则有利于北方人士和边远地区人才的登进。研究科举取才中的南北地域之争,不仅是“科举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且可能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历史上人才分布的区域变化,加深对东南地区人才特

3、点的认识,并有助于理解现今高校布局和高考中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等问题的历史渊源。以淮河、秦岭为界,可以将中国地理大体划分为南方和北方。唐代是中国科举发展史上的早期,当时的科第人物是北方士人占绝对的优势。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及其周围地区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隋唐两代最高统治者从西北起家,重用关陇集团和北方士人。据统计,唐代357名宰相的地域分布,生于北方的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山南道、陇右道的宰相有326名,占91.3%,而属于南方的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的宰相仅有31名,占8.7%,南北差别十分悬殊。唐前期,科举及第者多为有一定家庭背景的生徒,其中又以北方士人为

4、多。安史之乱以后,经济重心南移,随着土族地位的下降和进士科地位的上升,南方士子在科场中逐渐崭露头角。如福建诸州在唐前期只有薛令之一人考中进士,中唐以后,不仅出现名列“龙虎榜”的欧阳詹(zhan)这样的著名进士,而且及第者络绎不绝,文宗开成四年(838),一榜中就有4名闽中进士,令朝中人士刮目相看。不过,相对北方而言,唐后期南方在科举中的比重还是居少数。《唐摭zhi言》卷一《会昌五年举格节文》,载有唐武宗会昌五年(845)规定全国各道各州解送参加省试的进士、明经举人限额。除京师长安的国子监以外,解送限额最多的是洛阳东都国子监、同州、华州、河中府,解送名额为进士30人、明经

5、50人;下一个档次为凤翔、山南西道、山南东道、郑滑、鹿阝(lu)坊、陕虢(guo)等北方道州和湖南、浙东、浙西、江南、江西、淮南、西川、东川等南方各道,所送进士限额为15人、明经为20人;而福建、黔府、桂府、岭南等道则列最末等,所送进士限额为7人、明经10人。可见南方道、州的解送限额从总体上说还是不如北方。就实际及第人来看,据缪进鸿先生的统计,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唐代进士人数最多的10个省份中,只有江苏排名第4,而福建、浙江、江西排名最末3位,其余前面名次皆为北方省份。此统计数字虽不尽准确,但基本上反映出唐代科场中南北士人的相对地位。因此,有唐一代,北方士人在科举考试中占

6、据优势地位,只是由于科场初开,各地在科举竞争中的矛盾尚未显现出来,所以唐代还没出现关于科举取才的南北地域之争。北宋以后,北方地区因为经历较多的战乱,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加上与辽、夏处于对峙状态,学习环境相对不够安定,北方士人又较不擅长诗赋这些进士科的主要考试内容,所以北方士人在科举中的优势逐渐丧失,科举及第的比重出现了南北易置的转折。《容斋四笔》引宋嘉佑中吴孝宗所撰《余干县学记》说:“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士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xi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在科举录取人数南北比例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到北宋中叶,终于引发了朝中大臣关于科举取

7、才的南北地域之争。首先发难的是从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入仕朝中的大臣司马光。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司马光上《贡院定夺科场不用诗赋状》,认为试诗赋不足以观言,且易助长浮华习气,要使举人皆习经术,须停止考试诗赋而改试《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春秋》、《论语》等经书。司马光此奏表面上看来与科场的地域之争无关,实际上因为北方士子长于经学、南方士子长于诗赋,司马光的建议隐含着扶植北方士人的用意。两年之后(1066),太子中舍知封州军州事柳材奏称,科场中第者大半为京城所在地开封府和国子监举人,而北方地区和南方边远和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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