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试赋：由才性之辨到朋党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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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举试赋：由才性之辨到朋党之争[摘要]科举试赋始于唐朝，起初以“赋兼才学”为核心，经学家、古文家、辞赋家讨论的是辞赋取士能否为国家择选真正的饱学之士。然而从唐代中后期至两宋，尤其是随着政治层面党争的加剧，文学意义上的辞赋取士与经义取士衍变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使得试赋之争具有浓厚的意气之嫌与党争色彩，由此辞赋的创作就不单纯是辞赋“因体代变”的纯粹文学意义上的变革，而具有了时代思潮、政党之见、君子小人之辨的政治品格。唐宋两代的科举试赋只有从这个维度上去理解，才能阐发其中的历史流变和时代特征。　　[关键词]科举；试赋；才性之辨；朋党之争；谀颂　　　　　科举与试赋的绾连始于唐代的进士科。将赋列入考试项目

2、，乃是唐高宗调露二年(680)考功员外郎刘思立的建议：“奏请加试帖经与杂文，文之高者放入策”。高宗于次年下诏：“自今以后……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令试策。”这里所谓的“杂文”虽然不能明确判定为赋体，但从开元初年的情形来看，试赋时有发生，如武后垂拱元年(685)有试《高松赋》的记载，此后玄宗开元元年(713)试《藉田赋》，开元二年(714)试《旗赋》，开元四年(716)试《丹甑赋》。至天宝、大历以后，才逐渐确定专用律诗一首、律赋一篇。《旧唐书·玄宗本记下》记载：“是年(天宝十三年)，上御勤政楼四科制举人，策外加试、赋各一首。制举加诗赋，自此始也。”由此开启了唐、宋“诗赋派”与“经义派

3、”的长期论争。　　　　一、科举试赋与才性之辨　　　　唐代中期以来的科举试赋，是对汉代以来赋体关乎才学、品性的延续，此时的古律之争和诗赋与经义之辨多是围绕着士子的才学与品性问题。　　主张试律赋者为武皇及其后一些新科登仕的进士团体。论者多从“赋兼才学”、试赋能为统治阶层选拔有用之才的政治视角来凸显律赋的地位作用。在他们看来，不试赋则无以学，废赋即为失学。刘思立奏请进士科加试杂文(含有赋题)即是以改变文人士子“唯诵旧策，皆亡实才”的抡才之弊。宋代更是强调赋兼学识。叶梦德《石林燕语》卷八日：“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自改经术，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经授之，他经纵读，亦不能精。”李焘

4、《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哲宗元佑闰二月尚书省言：“近岁以来，承学之士闻见浅陋，辞格卑弱……为文者惟务解释，而不知声律体要之学。深虑人才不继，而适用之文从此遂熄。”其中尤以孙何《论诗赋取士》言辞最为激烈：“惟诗赋之制，非学优材高，不能当也。破巨题期于百中，压强韵示有余地。驱驾典故，浑然无迹，引用经籍，若己有之……观其命句，可以见学植之深浅；即其构思，可以觇器业之大小。穷体物之妙，极缘情之旨，识春秋之富艳，洞诗人之丽则。能从事于斯者，始可以言赋家流也。”刘挚也强调试赋在试经义之上：“诗赋命题，杂出于六经、诸子、历代史记，故重复者寡；经义之题，出于所治一经，一经之中可为题者，举子皆能类聚，裒括其数，豫为

5、义说，左右逢之。才十余年，数膀之间，所在义题，往往相犯。然则文章之体、贡举之法，于此其弊极矣!”　　而唐宋两代反对律赋取士者多以“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后汉书·蔡邕传》)、“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后文学”(《元史·选举一》)为政治出发点。从唐代前期史学家、经学家与古文家的反对词华，一直贯穿到宋代以来的“经义派”与“诗赋派”之争。而瞩目所在，也主要是关涉士人的德行品质与国家政治、文化的安危设计，由才艺而转向“以敦朴为先最，以雕文为后科，故人从礼让之风，士去轻浮之行”的宏观考量，是其出发点和理论归宿。刘蛲《取士先德行而后才艺疏》曰：“国家以礼部为孝秀之门，考文章于甲乙，故天下响

6、应，驱驰于才艺，不务于德行……至如日诵万言，何关理体?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况古之作文，必谐风雅；今之未学，不近典谟，劳心于草木之间，极笔于烟霞之际，以此成俗，斯大谬也!”重德性而轻才艺。此后刘秩的《选举论》、杨绾的《条奏选举疏》、沈既济的《词科论》等沿袭是说。这种看法同时得到早期古文家的赞同，如贾至《议杨绾条奏选举疏》云：“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而惟择浮艳，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之事”。以试赋为道德衰败的罪恶渊薮。而经义论者沿袭政论派、古文论者的观点，以赋为声律之学，雕虫小技，纤靡佻巧，不足以为国家择取超拔之士。欧阳修《归田录》云：“真宗好文，虽以文辞取士，然必视其器识。”以学殖深厚、器识阔大为

7、尚，是宋初帝王、儒臣、文士对文学创作的共同要求。在这种重才识学问的风气下，渐成重经义、轻试赋的主导意向，开始了宋代科举诗赋与经义的地位之争。　　经义派以王安石、司马光、朱熹等人为代表。在王安石领导的新一轮政治革新中，科举试赋被代之以经义策论，重才学的取士倾向被德行器识取代。“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批评当时“策进士则但以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