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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道器之辩”与“体用之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两点思考(公共管理学院 04级行政管理专业田云章) 一、道器之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是一个最高的哲学范畴｡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作为“天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管子也说:“道也者,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道生天地”,还说:“闻一物以贯万物,谓之知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即道是不能用我们通常的语言来描述的｡他们所说的“道”有点像是包罗万象的统一性,
2、是先天地之生的万物本原,或一切事物永恒规律的代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与“道”相对的是“器”,指各种派生的、有形的或具体的事物｡关于“道”与“器”的关系,我国近代学者郑观应的解释比较有代表性:所谓“道”,即“形而上者”,是万物与人性之本原,是治理国事之本；作为一种学问,“道”是“包含性命之原,通天人之故”的原理之学｡所谓“器”,即“形而下者”,是万物,是有利于物质发明和实际生活之末；作为学问,指“一切气学、光学、化学、数学、重学、天学、地学、电学”等“后天形器之学”｡关于道和器的关系,重道轻器的思想长期占上风｡要么强
3、调要“以道御器”,即要让器服从于道,服务于道｡要么强调“道本器末”,即道是根本,其他一切是道的外在表现,器是从生、从属的东西｡孔子明确主张“君子谋道不谋食”,讲究“安贫乐道”,即使处在“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知”的境地,也不改其志｡既然道是“本”,器是“末”,那么在追求根本、注重高远的人看来,就应该重本轻末、重道轻器｡积极地理解它的意义,在于强调求道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朝闻道,夕死可矣”也逐渐成为一种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真理而献身｡但是,“重道轻器”的原则并未能使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在“道”上有更
4、大的作为｡这是因为,一方面,它难以深入现实,难以被后人实行；另一方面它也没有使对道的探究有新的突破,带来的却是近现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的落伍｡“重道轻器”原则的内在缺陷和历史局限性使得往往将理想混同于现实、理论脱离实际｡具体表现为:首先,把“道”与“器”割裂开来,只看到道高于器、统率器的一面,没有看到道寓于器、依赖于器的一面；只强调要重道,却没有反思道从何来；只讲要“以道御器”,却不懂得具体的道也要生于器、受器的实际效果检验；等等｡这样就难免产生很大的片面性｡例如,由于重道轻器,又把道仅仅理解为“大道理”和道德原则,似乎只有搞政治、讲
5、道德才是重道,而关心经济、研究科学技术等都与道无关｡因而导致了轻视科学技术、生产创新等,甚至说技艺是“小人”的事业,为君子所不齿,视之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礼记·王制》说:“凡执技以事上者,不与士齿”；“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受这种观念的影响,科学技术研究在中国长期没有得到统治者应有的鼓励和重视,特别是自近代以来,根本就没有产生我国的现代科学、实验科学｡这不能不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其次,过度抽象的“道”,至多表现了少数君子们的兴趣和志向,只有少数人才能达到卫道者所承认的思想境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要求太高、
6、太难｡将这些作为社会的理想和原则时,往往意味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关心广大人民百姓的疾苦,更不尊重实践的现实和人民日常生活的境界,为后来的统治者以求“道”为名牺牲人们的现实利益,甚至“以理杀人”提供了口实｡其三,对“道”的研究和阐述不注重科学的论证,完全依照主观先验的思维方式,不重视将其变成社会的普遍精神、方法、规则、程序、法制等｡所以它在社会生活中,也只是支持“人治”而非“法治”的理论｡尽管孔子认为应该“是人宏道,非道宏人”,但实际的结果却总是相反,“认人不认(道)理”、“重成事不重立规矩”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风尚,这不能不说
7、是观念本身的缺陷所致｡毫无疑问,“重道”本身是非常重要的｡道是指根本道理、方向、道路、原则等大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当然就要犯大错误,出大问题,吃大亏｡所以做事必须重道,对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轻率｡但是,道本身不是先验的、一成不变的简单公式和绝对教条,对于我们说来,唯一正确的根本之道,是科学的真理体系和为“人”的价值原则｡从历史上看,当“重道”原则被加以抽象片面的理解,并且被绝对化了的时候,往往比只知“重器”,即只从眼前现实出发、目光有些短浅但脚踏实地的思想境界还能够造成更大的危害｡我国“文革”时期“左”的表现,把这一点发挥得最为
8、充分:它不仅把高度政治化、道德化的“道”片面地当作唯一的“道”,用以排斥经济、生产、科学、技术、业务等等国计民生之道,而且对政治、道德之“道”本身,也采取了非常不负责任的实用主义态度,只求服务于一时的斗争需要,却缺乏科学、认真、细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