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外”的李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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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体制外”的李昌平“体制外”的李昌平十年后，已到“知天命”年龄的他，更喜欢低调地做他认为有意义的事。这十年的“体制外”经历到底给了他什么样的感悟？十年前，正值“三农”问题最引起人们关注和讨论之时，本刊曾专访李昌平，那时他因为“向总理说实话”而成为“三农”问题的符号性人物。十年后，《决策》朵志创刊20周年之际，本刊记者再次回访李昌平。这十年，中国“三农”问题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李昌平的人生轨迹亦如此。十年间，李昌平在体制外摸爬滚打，他当过“北漂”，也游历过很多地方；他曾混迹于各色圈子，也屡屡对“三农”问题发表高调观点，获得关注，也饱受质疑。

2、如今的李昌平，外表似乎变化不大，依然是当初敦实、不显老的样子，但他对“三农“问题的看法、对人生的感悟，与十年前相比,都发生了很大改变。“随着年龄的增长，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事情,不去逞能了，很多做不了的事情也就不去掺和了。”李昌平告诉《决策》。十年前，李昌平以敢说著称；而十年后，已到“知天命”年龄的他，更喜欢低调地做他认为有意义的事。这十年的“体制外”经历到底给了他什么样的感悟？漂泊的十年2003年，在经历最初的“无奈、茫然”之后，李昌平开始慢慢适应“体制外”生活。他至今仍感谢《中国改革》杂志，“在没有单位敢用我的时候，《中国改革》勇敢地

3、收留了我这个'北漂的共产党员'，帮助我度过了最尴尬的日子。”在3年的记者、编辑生涯里，他发表了不少有关“三农”领域的文章。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赚稿费”。与此同时，不少地方纷纷邀请他去演讲。然而，在他表达观点、获得一些报酬的同时，却招來了质疑与批评之声。有人说，李昌平已脱离农村，他阐述的观点已经不符合现实情况;也有人说，李昌平的论述，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更有人认为，李昌平分明是在利用名声聚敛钱财，而他的学术功底根本不值一提。对于这些争议，李昌平无心理会，他坦承，其实这些都不是他刻意追求的，有时候是被牛活所迫，因为从“体制内”走向“体制

4、外”生活，现实很残酷。到北京之后，李昌平最大的感慨，是接触到很多“三农”学术圈的人，但是却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我花了3年吋间才搞明口，这个圈了里的人到底在说什么2003年9月，随着他主编的《中国改革》杂志农村版的停办，李昌平不得不选择离开。此吋，他的前妻因不能适应“北漂”生活,最终与其离婚。随后，李昌平进入香港乐施会工作，在西南、西北从事扶贫工作。在乐施会直接操作扶贫项目的几年，对他影响很大，“云南、贵州和我家乡的农村完全不同，刺激我去想很多问题。”“从口己的经验出发，觉得一些事情理所当然，但一个很小的事情就能改变你最初的想法。”有一

5、件事让李昌平印象非常深刻，他曾积极帮助」些村圧修建厕所，但山里人历來是把牛粪、猪粪分散晒干了做肥料，修了厕所以后，粪便集中，反而滋生苍蝇蛆虫，变成一个“糟糕的东西”。李昌平还发现，现代化的速度越快，对贫困地区的巧取豪夺越厉害，让那个地方更贫困，“表面看，贫困是人家的问题，其实它是现代化的一个负产品。”在此期间，李昌平还去了H本、印度、越南、朝鲜，以及台湾的许多农村，不仅让他对“三农”问题有了更深刻的思考，也让他有了原来没有的开阔视野。2006年开始，李昌平乂多了一个身份一一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作为非教职的研究员，李昌平并

6、不需要“坐班”，只是有课的时候去讲讲课。河北大学方面曾表示，允许他将过去数年发表的文章算作论文数量，凭此申请教授职位，不过他主动放弃了。在辗转游历十多年后，李昌平最深的体会是，现实中不同圈了有着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我发现至少存在着官员、学者、老百姓和NGO这么四种话语体系，不同的话语体系彼此都听不懂。”“我在各个圈子都待过，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李昌平自认为是搞懂这些话语体系的少数人。从基层干部，到媒体、学界，再到NGO,李昌平打通这四套话语体系，足足花了十多年时间。“再向总理说实话”2012年8月，李昌平的新书《再向总理说实话》出版，

7、新书从完稿到正式出版有一年多吋间。与十年前《我向总理说实话》相比,这木书出版更难一些。他也知道，即使出版，再也不会像十年前那样引起轰动了。对他而言，更重要的是，十年前他那句“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为当吋对“三农”问题的最经典概括，但如今“很难找到一句话来概括今天的现实，问题更复杂了。”为此，李昌平曾把十几万字的书稿，搁置在电脑里大半年时间。“时隔十年再对总理说'三农'，心情依然很沉重，'三农'问题虽然有些方面有较大改善，但有些方面问题有新发展。此外，心境还有一个特别的变化，即我现在是'北漂者'。”李昌平说，他十年前的诉求早

8、已实现了，但中国农村却日渐被新的问题困扰，“不解决的话，会比2000年的情况更严重。但我找不到简单的表达來达成共识了。现在很多东西是错的，可是被广泛接受，我无能为力。”李昌平觉得在这十年吋间里，“通过边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