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体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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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体制内的体制外——读《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偟》一、初次读到曾国藩是在初中的时候，一本薄薄的家书，许多质朴平实的话，让我无法将这些家长里短的絮絮叨叨与一位据守一方的朝廷大员联系在一起。当时也正是自己的叛逆时期，家书中对子侄的训斥不易入耳，只有封面上“内有整齐思虑，外有敬审威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这一句话让我触动，也常常思索自己的修养如何能够达到这样大气的境界。后来大学里读了一些历史，大略晓得了晚清的窘境与中兴的艰难。当教科书上的枯燥文字变成一部部专著中翔实的考据，变成一篇篇评论中客观的陈说，变成一份份奏折中每况愈下的军情，原本关于近代史的零落框架就充盈了血肉扑面而来，而支撑起这历史的

2、骨架者就是低调而又内敛的曾国藩。二、曾国藩的境遇在晚清政坛算是不俗，虽然一直坚持着儒家的理想主义，在几近腐坏的官场，他倒也能进退有致。咸丰初年，所上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直指咸丰皇帝，“防敬慎流为琐碎，防好古流为徒尚文饰，防广大之美德而长骄矜之气”，一疏侃侃而谈不但没有任何忌讳，反而以帝师自诩。字里行间透露着长辈的语重心长和儒家的书生意气。虽然此时他已经身为国家之二品大员，然而妄议皇帝的权力还没有下放至此，该折触碰的是皇帝的权威。因此事后虽然经过群臣劝解，皇帝不予追究，对曾国藩的态度却愈加的敬而远之。假若没有太平天国的起义，曾国藩的命运或许将会与大多数晚清官吏一样，混迹至高位

3、，浑浑噩噩一生。晚清的体制给官员设置了太多的障碍，小事循例、大事请旨已经变成了官场办事的常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也成为了多数官员的为官心态。1840年得鸦片战争在许多人看来只是英夷的随机骚扰，割地赔款之后自可保长久平安。晚清帝国此时如同一个昏昏入睡的老人，外在的刺激和内部的不适都因感受的迟钝而层层削减，不肯再有任何变动。三、但是，太平天国运动就如小说中伏线千里的关键情节一般适时的出现了。对于广西兵事，曾国藩早有预见，民间“银价太昂，钱粮难纳；盗贼太众，良民难安；冤狱太多，民气难伸”自古就是变乱之相，而其对皇帝“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1]的善意提醒则被匆匆放过。晚晴政府

4、一方面派钦差大臣镇压，另一方面还是维持原有的政策。然而，太平天国犀利的兵锋迅速地袭破了这个衰老帝国的脆弱防线。自道光三十年至咸丰二年，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太平军裹挟着拜上帝教的邪教余威转战十四余省，“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2]。这一刻，为母守制在家的曾国藩百感交集，“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虽然心中深藏着对大清王朝的不满，但是对太平天国的所作所为则是不可遏制的愤怒。“夫近年粤匪、土匪之肆行皆猖獗而莫制，遂以为法律不足凭、官长不足畏”[3]。至是，所

5、激所逼之下曾国藩“取明戚继光遗法，募农民朴实壮健者，朝夕训练之。将领率用诸生，统众数不逾五百，号湘勇”[4]，湘军自始成军。四、虽然儒家的士一直有文武兼备的理想，但是书生带兵对于因循守旧之人来说总是一种破格。且曾国藩目睹晚清兵、勇“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5]之相，以督办团练为名招募湘军，克服官军“积习深，胜不让，败不救”[6]的痼疾。令人惊奇的是，脱胎于乡野的农夫与深受儒学熏染的文士组成的这支部队爆发出了一股坚韧不屈的血诚，在大清正规部队节节溃败之时，曾国藩高呼“不要钱，不怕死”带领着这群穿着土气，神情呆滞的士兵打得太平军头破血流

6、。鏖战岳州，强攻武昌，“士皆露立，不避弹丸”，继而大破田家镇。此时的曾国藩虽仍背负着初战的败绩，但是湘军的强悍也稍稍放松了他紧绷的神经。五、但是，崛起于田野的湘军由于只是一种团练队伍，始终游离于中央视野之外，而朝廷对如此庞大的体制外的力量天生的抱有戒心。曾国藩不曾想推翻体制，而他的苦境就在于，在现有状况下依靠体制内的力量不能战胜太平军，而依靠体制外的湘军则会让朝廷处处掣肘，举步维艰。更何况曾国藩受命与危难之间，所用皆为雷霆之手段，以书生而操杀人之业，少了莽夫屠城式的杀人表演，而多了深思熟虑的残忍严酷。他曾说，“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

7、不敢辞；但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即剿办有棘手万难之处亦不敢辞。”[7]其中流露出的是一种置个人生死荣辱于不顾的勇悍与决绝。以此心态剿匪自然不能苛责，然而军事目的的贯彻需要的是财政权与人事权的把持，曾国藩此时仍为在乡守制之吏部侍郎，无法调动当地大员，也曾袒露“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8]剿办之事的主持必然会涉及到主办者的越权，雷厉风行的手段与事权的侵夺则会引起廷臣的不满与地方大员的记恨。六、因为触犯了群怒，又恰逢父亲病终，曾国藩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