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校敦煌本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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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校敦煌本坛经  摘自印顺法师《华雨集一》  敦煌本坛经校刊记  敦煌本《坛经》,是大英博物馆所藏,斯坦因本五四七五号,为现存《坛经》的最古本。这部写本,不但字迹拙劣,错字多得几乎读不下去。如“诳”字写作“[诳`]”,“顿”字写作“[圭页]”,“五祖”一再的写作“五褐”,可见写者不但对佛法毫无常识,识字也是不太多的。“敦煌本”是“坛经传宗”本,是荷泽门下,传授一部《坛经》,以证明学有禀承,是南宗弟子的。在当时,《坛经》从南方传来,是手写本,知道的人还不太多。也许是荷泽门下,怕外人知道内容,失去秘密传授的意义,所以找不通文墨的人,照本誊写。原本有行书、草字,不通文墨而照本誊写

2、,再加上脱落、衍文、倒乱,这才成为这样的错讹连篇了!  《坛经敦煌本》的整理校订,从四方面着手。  一、《坛经》与《坛经附录》的分别:《坛经》,本从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开法传禅,法坛施法得名,弟子法海所记,应成立于六祖生前。《坛经附录》,是慧能接引弟子的机缘,临终付嘱,及临终与身后的情形。有人次第的集录出来,附编于《坛经》之后,后来也就被看作《坛经》了。现在分别为《坛经》与《坛经附录》二部分,以免读者误会(参考拙作《中国禅宗史》二三七──二四六页)。  二、原本与增补的分别:《坛经》敦煌本,是现存《坛经》的最古本,不是《坛经》的最古本。《坛经》演变到《敦煌本》,至少经过了

3、三个阶段,就是《曹溪原本》,《南方宗旨本》,《坛经传宗本》。《坛经》的演变为《南方宗旨本》,《坛经传宗本》,不是重写,而是在《原本》上,一段一段的增补,或插几句进去。好在禅师们是不重文字的,虽然添糅补充,却没有注意到文字的统一性,所以有文意不衔接,重复,或文笔前后不一致的现象。凭这些,可以理解出增补的部分出来(《明本》,曾经宋代契嵩他们的整理,所以就不易分别了)。  有关《坛经传宗》及《南方宗旨》,可依文义而分别出来。《南方宗旨本》的特征,是身(心)无常而性是常。《坛经传宗本》的特征是:为了传授一卷《坛经》,以证明学有禀承,是南宗弟子,所以处处说明《坛经》传承的重要,法统,

4、及暗示神会的得到正法。这都是增补后起的,从《坛经》的称呼上,也可看出先后的差别。如大梵寺说法部分,对于慧能,集记者称之为“慧能大师”、“能大师”、“大师”。慧能自称为“慧能”、“能”;大众称慧能为“和尚”;慧能称大众为“善知识”,称刺史为“使君”。这种称呼,是吻合当时实情的。偶有二处例外──“六祖言”,见于“释疑”部分,正是后来增补的部分。附录的弟子机缘部分,对于慧能,编集者也称之为“大师”、“能大师”、“慧能大师”。学人称慧能为“和尚”;慧能自称为“吾”;称学人为“汝”、“汝等”,或直呼名字。除三处例外──“六祖言”以外,也与当时的实际称呼相合。临终部分,也合于上述的体例

5、。而临终前告别部分,多数是“坛经传宗”。编集者称慧能为“六祖”,弟子称慧能为“大师”,都与实际的称呼不合。又如说“上座法海向前言”,更可看出是后人增附的了。不过,经过不断的增补,糅合已经久了,要从文义、文字作精确的区别,实在是不容易的,只能表示大概而已。不过发见了称呼上的差别,倒底多了一层客观的标准,依之区别原本及增补,也就不致太离谱了(参考拙作《中国禅宗史》六章二节)。  现在依据文义与文字的特征,将《坛经》及《坛经附录》,可推定为《曹溪原本》的,用四号宋体字。推定为《南方宗旨本》的,文末加一[南]字。推定为《坛经传宗本》的,文末加一[传]字。推定为《南方宗旨》后,或《坛

6、经传宗》后附入的;不同写本而写者综合一处,成为重复的,文末加一[附]字。这都改用四号楷体字。这样的分别排列,相信《曹溪原本》,可以明显的表示出来。  三、章节的分别:铃木大拙分《敦煌本》全部为五十七节。宇井伯寿采用五十七节的分类,除去他所认为是后人附加的部分,如南顿北渐、神秀作偈等,保留了三十七节。其实,这都是弟子的集记,即使是原始的,也不免有弟子的意见。南北、顿渐等传说,是东山门下的事实,决非神会个人所造出的。如“曹溪原本”,提到《坛经》已三传到圆真,如完成于慧能去世后二十年(西元七三0)顷,那末这些问题,都被注意而集出,不用假想为神会或神会门下的。又如慧能的得法缘由,从

7、身世孤贫说起,一气呵成,也不应将作偈部分除去。又梁武帝与达磨的问答,因为神会的《南宗定是非论》,同样的说到,也就把他除去。其实,《敦煌本》有关《坛经传宗》部分,一律写作“菩提达摩”,与《南宗定是非论》相合。而有关达磨与梁武帝的问答,《敦煌本》是写作“菩提达磨”的。这一用字的差别,可证明此事与神会门下无关。梁武帝与达磨相见的传说,比神会的时代要早些。《坛经》的成立,也是比《坛经传宗本》早得多。现在以文义及文字的差别为主,原本与增补部分,每每是夹杂在一起的,所以不能说那几节是《坛经》原本。由于分别为《坛经》及《坛经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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