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版本研究 三校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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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鼓佛学学报第一期页71–102（民国九十六年），台北：法鼓佛教研修学院DharmaDrumJournalofBuddhistStudies,No.1,pp.71–102(2007)Taipei:DharmaDrumBuddhistCollege．71．ISSN:1996-8000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发现与文字校订方法刍议*黄連忠高苑科技大学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摘要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发现，带给中国禅学研究一份新的素材，相关的讨论与研究也一直是近代禅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除此之外，从现存的五种敦煌写本《六祖坛经》陆续发现的

2、过程与研究中，正是符契与开启百年来禅学研究的脉动与新兴的研究发展方向，透过「新式论文写作方法」与「客观学术论证研究」相结合的时代研究风潮，此项素材相关主题的研究，也可以略窥百年敦煌学中禅宗研究之缩影，亦是百年来禅学研究与敦煌学发展中交错的核心论题之一。本文研究的动机目标与方法进路，主要是探讨五种敦煌写本《六祖坛经》发现公布的过程与影响，以及进一步思考文字校正的方法。其中，文字校正是透过文本的数字考察以建立五种敦煌写本学术规格的完成，从参酌惠能思想思考文本的校正原则，从运用近现代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以分析建构文本的校正体例。因此

3、，透过文字校正体例与方法的确立，不仅是一种文本文字的整理，也是数字文本创新的诠释，两者结合的研究，才能充分的呈现与彰显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学术价值与时代意义。*收稿日期：2007.08.27，通过审查日期：2007.10.12。．72．法鼓佛学学报第一期（民国九十六年）【目次】一、前言二、五种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发现与公布（一）敦煌本（斯5475）的发现与公布（二）敦博本（敦博077-4）的发现与公布（三）其它三个写本的发现与公布三、敦煌写本六祖坛经文字校正的学术价值四、敦煌写本六祖坛经文字校正方法的数字思考与建构原则（一

4、）从建立学术规格完成文本的数字考察（二）分析文本以建立校正的原则与体例五、结论关键词：敦煌写本、六祖坛经、文字校释、敦煌学、惠能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发现与文字校订方法刍议．73．一、前言敦煌学是百年来国际学术界的一门显学，1从1900年发现至今已经超过百年的历史，在相关研究石窟艺术、典籍文献与史地文化的三大领域中，涵盖的学术层面非常广泛，其中又以佛教相关主题的研究为核心之一。中国禅宗的发展，一直以《六祖坛经》（以下简称《坛经》）为根本的圣典，这部经典是佛教中国化的具体产物，也是一部在禅宗发展史上最为关键的一部典籍，不仅在禅宗祖

5、位传承上具备了「禅史纪录」与「六祖地位」的双重认证，也记录了惠能（638-713）身为六祖的「祖师语录」与「禅学思想」，甚至成为六祖惠能以后传承法脉的凭证。虽说如此，从惠能圆寂（公元713年）至今，将近1300年，其中各种版本的《六祖坛经》先后出现，文字或有出入，特别是约从七百年前元代僧人宗宝在至元28年（1291）校雠三种《坛经》异本，而成为宗宝本《坛经》，即是后来的明藏本，因此流行至今约七百年，这七百年间席卷天下，使得佛教的僧人信徒都视宗宝本《坛经》为「想当然尔」的「坛经版本」，深入印象，先入为主，故对近代敦煌本或敦博本

6、《坛经》视之为错讹的「异本」。现存五种敦煌写本《坛经》的发现（实际上为两种写本与三种残本），带给禅宗学研究一份新的素材，相关的讨论与研究也一直是近代佛学研究的重要主题。除此之外，从五种敦煌写本《坛经》陆续发现的过程与研究中，写本《坛经》的出现是历史中的一个异数，也开启了近代研究禅宗的另一个窗口，在写本与通行的宗宝本《坛经》两相对照比较之下，即能看出早期的写本具有特殊的学术史意义，这对吾人还原《坛经》的原貌或是依此了解惠能的禅学思想是非常重要的路径。可惜的是，早期发现的编号斯5475的敦煌本《坛经》，被中外佛教界学1有关「敦

7、煌学」一词的词源，王冀青曾指出是1925年12月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1888-1968）在大阪自行印刷的一本题为《敦煌石室的遗书（怀德堂夏期讲演）》的小册子，首先揭示此一名词。陈寅恪（1890-1969）在1930年提出「敦煌学」一词，可以视为中国第一人提出这项专门学术名词的学者。详见王冀青，〈论「敦煌学」一词的词源〉，页110-132。．74．法鼓佛学学报第一期（民国九十六年）者多半视之为「恶本」而心怀鄙弃之意，学术界许多精善的校订成果亦无法扭转学界或教界的既存印象，笔者在就读台湾师范大学国文所博士班时，选修先师潘重规先生

8、（1907-2003）在1995年开授的「敦煌学」这门课，老先生亲授其大作《敦煌坛经新书》，谆谆教诲，让笔者改变了原先的学术认知与态度，同年9月笔者又收到杨曾文教授亲自寄赠其大作《敦煌新本六祖坛经》（敦博本），细细检阅之后，发现敦博本实优于敦煌本《坛经》，后来又细察原文图版，竟也有许多意想